“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出现后，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时，明确反对美方用“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也明确指出用“战略竞争”看待中美关系是种误判。学者则将美国所提的这一政策性话语，当成了一种学术研究视角，借此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表现方式、地缘范围、管理方式等问题。

　　鉴于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所具有的特定内涵，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对中国进行了怎样的描述？中美是否进入了美方所描述的“战略竞争”时期？如若没有，美国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中国不加批判地接受此话语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何种消极后果，中国该如何回应该话语？

　　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是非中性的。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以及两届政府官员的评论中可以发现，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投射了中国是“超越者”与“威胁者”两种形象。

　　第一，“中国超越论”。对美中相对实力对比变化趋势的悲观预期是美国版“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重要论述之一。美前FBI反情报分局局长在美参议院作证时认为：“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现美中央情报局长则直言：“胜过中国是未来10年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红利的显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逼世界第一的美国，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等经济倡议积极寻求加强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对此美国感叹自身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正被中国所取代。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担忧中国正在挑战自身领导优势。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美国认为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使大国实力对比正出现“拐点”；美国学者曼宁（Robert A. Manning）则将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进步视作“斯普尼克时刻”的再现。在军事领域，美国认为自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也正在被中国所抵消甚至取代，如现美国防部“中国工作组”负责人拉特纳（Ely Ratner）提出，中国是美国目前所遇到的最强大和现代的竞争对手。

　　第二，“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崛起意图的消极描述也是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美国认为中国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经济发展并在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在《202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中，拜登政府指责中国通过破坏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为自己赢得了技术发展；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L.Yellen）在提名听证会上则指责中国所谓的强制技术转移、非法补贴、知识产权窃取行为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政治上，美国不仅污蔑中国内部存在所谓的“暴行”，还指责中国正利用多种手段修正既有国际秩序。比如，布林肯接受特朗普政府给中国贴上的“种族灭绝者”标签，称“中国正在对少数民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在《为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演讲中，布林肯无端指责中国对国际体系运行的价值观和规则构成了威胁与挑战。军事上，美国认为中国正利用自身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在周边推行“强势”外交意图，以获取在印太甚至全球的霸权。如拜登政府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认为中国正寻求在南海建立势力范围以“称霸亚洲”。基于上述论述，美国最终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将中美竞争视作两种世界秩序、社会制度的竞争，是“自由世界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鉴于上一次大国间战略竞争发生在苏美冷战时期，如今美国重提这种说法，显然有意将中国刻画成前苏联。

　　上文已归纳出“中国超越论”“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核心论断，但这种论断与中国发展现实明显不符。

　　（一）中国并未超越美国

　　尽管中美相对实力正在缩小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如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所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超越美国；相反，中国明确将自己定位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认为自身发展还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等挑战，并且公开承认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发达国家。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的70%左右，人均收入占美国的18%左右。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的28%左右。所以，中国并未如所美国所宣传的那样正在超越后者。

　　有些学者也指出了“中国超越论”的不实之处。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强调，综合国力由一国能动员的总资源减去动员成本所构成；美国不仅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资源等资源总量上高于中国，而且动员效率也高于中国，因此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强于中国的实力；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指出，一国实力由硬实力与软实力构成，不管是在军事、科技、能源、人口素质以及地缘等硬实力层面，还是在教育、文化等软实力要素上，美国目前都强于中国。因此，“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提出“中国超越论”是美国的一种“自我怀疑的循环”。

　　（二）中国并不是“修正主义”国家

　　在国内，中国持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明确将市场视作管理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而不是像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所指的是靠剥削、强迫劳动来发展经济。如果中国真像美国所宣称的那样，就无法想象为什么前者还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态势，因为强迫劳动的成本最终定会拖累经济发展。同样，如果中国真像美国所声称的那样在压制新疆、香港的发展，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地方保持了长期繁荣。

　　在国外，中国将联合国视作国际秩序的核心构成部分，并公开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改革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追求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尽管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确实表现出了自信，但并未给自己赋予“福音传教的使命”，而是从市场和商业角度对待与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此外，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吸引了广大参与者，但若中国在重塑既有国际秩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国家愿意冒险加入这些倡议。另外，中国在南海与东海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反应式维权性质，是对他国打破现状的回应，并且中国也提出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解决相关争端。

　　美国出于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提出与现实不符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如果中国接受美国此种话语修辞会有哪些潜在危害？

　　（一）战略修辞

　　战略修辞是“对以规范为导向的观点的战略性使用”，它通过“对话语的战略性使用，使它者根据话语提出者的利益行动”。对于话语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存在两种相左的观点。理性主义者要么贬低话语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认为它只是一种“清谈”或是行为体利益的“修饰品”；要么认为话语只能作为行为体偏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对政治过程发挥调节而不是因果作用。建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则突出话语在政治活动中的因果作用，认为行为体的行为受“正当性逻辑”指导，以规范为导向的话语可通过运用此逻辑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规制行为体的行为。

　　上述两种视角在处理政治活动中的话语时，将利益与规范做了两元对立的划分；战略修辞视角则采取了中间立场，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并认为其具有战略性和社会性（规范性）双重属性。

　　第一，战略修辞重视行为体互动的战略性，强调在互动过程中行为体对“语言的使用具有相当的刻意性”，会根据形势和利益的需要能动地选择政治话语。行为体之所以如此重视话语在互动中的作用，是因为像武力、经济等其他实力工具一样，A也可以通过对话语的刻意运用来使B做A想让其做的事情。

　　首先，当政治生活中出现新情况时，A可依据自身战略需要，向外界提供一套话语框架，型塑其他行为体描述、解释和应对新现实的认知，从而使其形成同A相符的战略偏好。小布什政府在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就努力向国内民众兜售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语，型塑了民众关于伊拉克正在威胁美国安全的认知，使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伊始积极地支持了政府的战争行为。

　　其次，A也可以根据战略需要，提出一套话语改变B对事物的理解，从而变更B此前所形成的偏好。以哈贝马斯交谈理论为基础所开展的说服研究，依据的就是话语的此种偏好改变作用。

　　最后，A甚至还可以通过一定的话语运用，在不改变B偏好的情况下，限制其行为。有关国内抗争政治的研究表明，国内民众有时会利用政府所宣称的政策声明来作为自己的抗争口号，使政府因害怕背上言而无信的“骂名”而不敢严厉对待民众的抗争运动。在国际政治中，一国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话语给他国的行为制造物质或规范成本。比如，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借助“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宣传，为自己“亚太再平衡战略”动员了一定的支持，给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带来了压力。

　　第二，战略修辞承认社会性或规范性因素在行为体对话语的战略性运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战略修辞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社会规范因素。个人、公司和国家等行为体不仅是物质性利益的追求者，也是地位、荣誉等社会性利益的获取者，这些社会性利益的获取则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过程，需要得到其他行为体的承认。如只有当其他国家承认某国的大国地位时，该国才能获取大国地位。鉴于规范代表了行为体对特定行为标准的共同理解，因此特定时期的行为规范就限定了某种社会性利益的获取途径。如在19世纪的国际体系中所谓的“文明标准”就规定了国家获取大国地位的途径。正因为规范对社会性利益获取的制约作用，所以A可以将一定的话语同特定的规范相联系，通过刺激B对社会性利益的感知来直接促使其形成或改变偏好，或介入它者对B的“承认的游戏”，通过影响第三方对B获取社会性利益的进程来限制其行为。在2004年太平洋海啸期间，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组织通过宣传一种“西方小气”的话语，刺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民众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批评，认为其并未按发达国家的规范行事，对他国的灾难表现得过于冷淡。鉴于此种批评对自身国际形象的潜在影响，最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灾难救援力度。另一方面，行为体对话语的战略性运用不是随心所愿的，也会受到社会性或规范性因素的限制。虽然行为体可借助特定规范的“理”，利用话语来作用于其他行为体，但规范也会限定行为体在特定时空下的言语对象、内容和方式等，为行为体的话语塑造划定边界。因此，在形成特定话语之前，行为体需要了解既有规范所接受的战略性话语运用的边界并在规范允许范围内活动。

　　（二）“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战略修辞动机

　　尽管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对中国的刻画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该描述也是出于其“对自身利益的冷静计算”。作为一种战略修辞举动，美国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有着特殊的政治考量。

　　1.软制衡中国复兴

　　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单极主导地位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特朗普执政时期所提的“美国优先”口号就蕴含着永葆美国第一的战略决心；拜登则直言“美国必须再次领导”；而“对美国民众来说……霸权已经成为他（她）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美国会对任何可能挑战自身主导地位的国家保持警惕与预防。美国夸大中国崛起的战略威胁就是一种试图借助传播一套关于中国实力强大和复兴意图不良的话语来软制衡中国以护持霸权的表现。

　　首先，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并不是道义中性的，而是对中美进行了价值区分。美国在将自身标榜为国际秩序与规范的“守护者”的同时，不仅把中国描述成一个正在密谋取代他国位置的“偷窃者”，还将中国的内政外交刻画成一个不成熟且具有威胁的“偏离者”。这就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将中美进行了“成熟”与“不成熟”、“道义”与“不道义”划分，把中国放置在低下一方，视中国为一个需要成熟的美国来领导、驯服与管制的“不成熟”者，进而给美国在“霸权衰落”与“霸权焦虑”时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使其在战略心理上维持良好自尊。

　　其次，通过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注入中国正在超越美国并且实施“修正主义”的内容，即使在中国不接受此种话语的情况下，美国也能将中国至于被动的防守位置，使其时刻需要应付来自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所提出的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代表的软性话语压力，导致中国需要将有限而宝贵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付此种话语压力的行动中去。而假如中国民众相信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说辞，那他们就可能会按照美国的期待型塑自身偏好和行为，认为自己的祖国是国际秩序“不负责任的威胁者”，这不但可能会使他们在消极意义上不愿对中国外交提供支持，而且还可能会在积极意义上给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行为制造国内障碍。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就意味着美国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运用，按照自身战略利益塑造了中国民众对自己祖国复兴进程的认知和反应。

　　最后，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话语优势，通过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向外界投射一个中国强大而具备威胁的形象，为他国认知中国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他国一旦接受了美国的此种话语，就可能会认为中国在变得比美国强大的同时还在不负责任地使用自身实力，这不仅将在消极意义上导致他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强国地位，甚至还会引发它们积极协同来制衡中国。

　　2.凝聚共识，动员对美国内外政策的支持

　　“操纵来自他国的威胁是动员忠诚与支持的有效武器。”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不良表现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孤立主义思潮，要求美国减少对全球事务的介入。对此，在奥巴马时期，美国积极宣传了一套“亚太再平衡”话语，通过将中国暗示成潜在危险，动员了国内对美国积极介入东亚事务的支持。美国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可视作“亚太再平衡”话语的加强版，它明确将中国“妖魔化”为苏联，高捧中国实力，恶意渲染中国给美国和世界所带来的威胁，以此想在引发美国民众恐惧感的基础上，并激发他们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持。比如，皮尤研究中心在2021年3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55%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竞争者”，34%的民众认为中国是“敌手”，48%的民众认为需要限制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

　　此外，通过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将中国“他者化”为强大的“修正主义对手”，不仅有利于促使美民众在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时忽视自身问题的国内起源而将责任归因为中国，从而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克服政策分歧形成团结对外的立场，减轻政治精英所可能面对的问责压力，而且还可以使美国在应对“中国威胁”的需要下出台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难以得到支持的政策。

　　另外，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注入中国强大而危险的内容，美国一方面能够让他国在害怕中国的同时积极向美国靠拢，从而在制衡“中国威胁”的旗号下尽可能地扩大美国的“朋友圈”；另一方面，强大的威胁需要强有力地应对，假如他国相信了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那它们自然会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应付强大的“中国威胁”，因此可能会容忍美国的一些单边主义做法。另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带有“独裁”特性的“修正主义”国家，还能使美国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打入“话语楔子”，使他国避免因同中国走得太近会受到“污染”而远离中国。

　　（三）中国接受“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危害

　　中国需要为自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动员有利的国内外资源来推动复兴进程。假如不加批判地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国可能会陷入美国在该话语中所设定的修辞陷阱，给“中国梦”的实现带来阻碍。

　　第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道义上的阻碍。通过和平方式发展自己，并在发展后依然以和平方式处理自身与外界关系，是中国实现“中国梦”所秉持的战略理念。如果中国接受了“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就等于认同了美国所宣称的“中国威胁”论，这不但“去合法化”了自身的和平发展宣示，还给其他国家营造出言行不一的印象，进而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因得不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失去道义基础。此外，一旦接受了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就等于认同了美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污名化，承认自身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威胁性，这将会使国内民众失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而导致改革开放失去国内支持。

　　第二，引发对自身的制衡。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掌握很多国际资源的分配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尽量赢得美方善意，避免其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甚至敌人，从而恶化自身的发展环境。如果中国接受了“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确实如美国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不负责任而且危险的大国，这将会打压美国国内要求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政策团体的势力，提升要求制衡中国团体的力量，为美国制衡中国制造国内压力，从而最终可能会使中国完全失去美国的善意。即使美国已经开始从预防性打压视角认知并对待中国，可假如中国接受了“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就等于向外界承认了自己“不负责任”和“修正主义”意图，这也会导致他国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威胁者，从而单独或联合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制衡中国。

　　鉴于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所蕴含的修辞陷阱与危害，中国应该从加强自身话语权建设、切实践行“和平发展”外交话语以及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等角度出发，积极应对美国这一战略修辞举动。

　　第一，加强自身话语权建设。如果中国只是无批判地接受他者供给的话语，无法就有关问题给出自己的阐述，就会使自身成为一个思想“贫瘠”的国家，并导致自己因处在他者话语所设定的框架内而失去能动性。对此，中国首先应该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自身发展道路、世界的变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一套逻辑连贯、实事求是的“中国话语”，促进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此外，鉴于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般性有助于提升话语的说服力，而政治行为体也倾向于以理论的形式包装话语以提升特定话语的说服力，中国学者需要在尊重学术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既不无批判地接受国外既有理论范式，也不盲目地拒绝它们，而是从中国和世界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出发，实事求是地构建出同现实发展相符的理论体系，让世界认知“学术中的中国”和“理论中的中国”，以此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理论深度和说服力。

　　第二，切实践行“中国话语”宣示，增强“中国话语”的可信度。任何政治话语只有同社会现实发展相一致，才能赢得长期信奉者。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一切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符的障碍，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这将不仅使“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有关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威胁性”的论述不攻自破，还可以增强国内民众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持续认同并获得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认可。而鉴于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对中国外交的污名化，中国应该做好战略示善工作，切实履行“和平发展”承诺，打消外界对中国复兴战略意图的疑虑。如中国既可以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机制，借助这些机制来显示良善意图；也需要减少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论调，减少外界恐惧等；还可以借助白皮书、法律、领导人公开宣示等方式积极向外界宣扬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承诺，通过主动承担国际、国内观众成本来显示善意；而且也可以通过主动承担与自身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来让外界分享自身崛起的红利；并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旗帜，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所需的各类公共产品，提升外界对中国的信任。

　　第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一方面，鉴于美国所提“竞争话语”的危害，中国应该在明确拒绝的基础上，主动塑造中美战略互动新共识。因为在“核恐怖平衡”与相互依存时代，互为敌手的战略框架既不是双方所能负担的也不是两国想要的，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中美在短时间内也不太会发展出朋友式的战略框架关系，所以中国可以继续倡导两国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另一方面，努力同美国就既有国际秩序的演变形成共识。随着实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扩散，对此国际秩序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演化，已有秩序规则也面临许多挑战，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面对这些新事实，美国不应一边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一边却阻挠国际秩序的改革，使中国只有责任而没有影响力，中国也应该继续坚持融入、改革甚至引领现存国际秩序的战略，不做“另起炉灶”之事。另外中美应该就国际秩序改革的领域、时间和进度进行持续对话以取得共识。此外，优化对美经济外交。中美已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会使双方因担忧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不敢做出过度损害两国经济交往的行为，所以中国可以努力促进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优化，使经济关系继续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中国可以同美国就市场准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经济实践问题进行谈判，为双方的合作共赢创造公平、有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互动媒介，话语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在特定目标指引下，行为体利用话语既可以让他者在全新的环境下形成特定偏好，也可以让他者改变已有的偏好，甚至还可以在不改变他者偏好的情况下限制其行动范围和方式。借助战略修辞视角，本文在拆解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内涵的基础上，证伪了该说辞对于中国的刻画，分析了美国提出该话语的战略意图，指出了中国无条件接受该话语的潜在危害并给出了应对建议。

　　分析上述问题具有特定实践与理论蕴涵。理论上，在研究霸权护持战略时，不仅需要注意霸权国对崛起国所造成的经济、安全和制度压力，还要关注其为崛起国所设定的“话语陷阱”，并不研究该类陷阱的作用机理。未来，学界应该继续加强对“话语政治”的研究，探讨战略修辞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条件、机制、范围等问题，并将话语同安全、制度和认同等概念联系起来，促进和加深国际关系既有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实践上，中国需要对外界所提关于自身内政外交的话语保持批判意识，避免陷入特定“话语陷阱”。当然，中国也可以探讨借助特定话语服务于自身复兴的可能。

　　此外，本文还需要回应几个潜在质疑。首先，有人可能会认为没必要专门分解、证伪、回应美国所提“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因为多数人都知道该话语有关中国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依据上文述及，并不是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内政外交具有清晰认知，因此很容易受外界对中国描述的影响并以此采取相应的对华政策，所以即使明白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撒下了关于中国的“大谎言”，中国依然有必要持续揭穿并回应该话语，既避免陷入美国所设置的“话语陷阱”，也防止有人可能会不怀好意地利用中国对该话语的沉默态度。

　　其次，有人可能会认为学界将“战略竞争”视作学术概念来研究中美关系，因此剥离并避免了美方为其所赋予的战略修辞内涵。如果从学术上对“战略竞争”进行研究，就需要从一般层面对该概念进行定义与测量，并以此对照中美关系来判断两国是否进入了研究意义上的战略竞争阶段，并借助相应研究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并对两国民众进行阐释、教育，但既有研究基本上将该词语直接当成了既定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视角，并未对其进行学术上的“清洗”与“打磨”，因此依然存在对“中美战略竞争”话语进行分析与证伪的必要，防止因无批判地接受该词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最后，有人还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就算中国拒绝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并主动塑造中美互动框架与关系发展，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目的也不会轻易改变该论述以及对中国的预防性打压行为。即使如此，中国也应该拒绝接受该话语并主动有为地塑造中美关系，这可以使中国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保持战略主动，避免因时刻需要被动回应美方为两国设置的发展议程而限制了自身的战略转圜空间。此外，鉴于中美目前还未对两国关系形成稳定的战略共识而美国试图抢先用“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两国关系的现实，中国更应该积极地参与到中美互动战略共识塑造过程中以防陷入战略被动。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