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既有研究反思

　　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理解深受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论的影响，比如政治学者周平提出“中华民族的两种基本属性”，认为中华民族既是多族聚合体又是国民共同体。而民族学者则一部分人主张强化56个民族特殊性而淡化中华民族一体性，甚至否认中华民族存在，另一部分则承认中华民族并主张淡化56个民族差异。总之，目前对于中华民族研究存在三大瑕疵：第一，在民族话语窠臼中研究中华民族；第二，将中华民族的构成主体局限于大陆56个民族和14亿人口；第三，将中华民族认同局限在民族认同。根据知网数据，只有极少数学者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纳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主体的重大遗漏可能忽略重要力量，而且不利于凝聚中华民族蕴含的精神和心理力量，更无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笔者以为，对于中华民族认同的理解须具有延展性、时代性，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也存在差异。费孝通等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阐释是为了对冲少数民族分离倾向提出“多元一体”。新时代，铸牢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固然有利于抵御藏独、疆独等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特殊化倾向，但是比大陆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更严峻、更棘手、更紧迫的是港澳台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尤其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决定了海外华人华侨的中华民族认同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必须符合时代需要，挖掘其深刻意涵。笔者以为，对于中华民族构成的认知应从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6个民族和14亿人，拓展到未被中央人民政府进行民族识别、没被标识56个民族的3 146万港澳台同胞和6 000万华人华侨，对于中华民族认同的认知应从民族认同转变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复合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从民族话语拓展到政治话语，由民族工作的主线拓展到统战工作的主线。基于此，笔者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切入，梳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意涵认知，基于认同理论视角，探究中华民族认同的三维意涵、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在特性及其政治功能。

　　二 中华民族认同的三维意涵

　　（一）中华民族意涵的溯源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中华”与“华夏”之间渊源的讨论。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在《左传·定公十年》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近代学者章炳麟（太炎）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换言之，中华一词是为了区分文化优劣而提出的，华夏文化发达，所以叫中华。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华”因华山而得名，“夏”因夏水（汉水）而得名。台湾历史学家姚荣龄先生认为“中华”源于永济，“中”指太行山脉的中条山，“华”指秦岭山脉的华山。久而久之，“华夏”就发展成为与中华、中国等同的概念。据陈连开先生考证，“中华”一词大约在晋代出现，与“中国”同样是个多义词：区域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人主要是指汉人；文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北魏鲜卑、辽朝契丹在接受了中原文化之后自认为无愧于“中国”和“中华”的称号，是中国政权的合法代表者，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存在华夷一家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最佳证明。由此可见，中华的称谓最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拥有中国国籍的人。笔者认为，“中华”一词应该包含历史、文化和地理三重内涵，不仅是地理层面，更深层的内涵体现在历史文化方面。在历史文化层面解读“中华”就不应该局限性地仅指汉族，也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国土疆域，而应该是包括从炎黄五帝开始，曾经或现在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拥有中华血脉传承和文化历史基因的“中华儿女”。 

　　我国长期处于王朝时代，没有产生过“民族”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受到了日本通过建设“民族国家”来完成现代文明社会转型之路的启发，“民族”一词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梁启超基本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孙中山也顺应时代大势，放弃了曾经的“五族共和”思想，赞成中华民族。1919年孙中山重新讲述三民主义的时候提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920年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讲中，孙中山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国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对于中华和中华民族的洞见，足以看出伟人敏锐的眼光和伟大的思想。此后“中华民族”概念几经周折，最终演变为与现代西方民族相一致的“国族”概念。如今，“中华民族”一词已成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群体的指称，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集合与象征，具有广泛的内涵。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勃兴经历过三次高潮，分别是辛亥革命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但是直至今日，关于何为中华民族的界定还不清楚。《辞海》释曰：“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谷苞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中认为：“目前，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个名称的提出，并为全国各民族所乐于接受，虽然是近代的事，但是它的渊源却是长久的。”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从费孝通的表述来看，中华民族既是自觉的民族实体，也是自在的民族实体，既是现实的民族共同体，也是历史的民族共同体。许力心等在《论中华民族研究》中说：“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在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周平认为：“中华民族既是国内众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又是全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兼具多族聚合体和国民共同体两种属性。”

　　笔者认为，关于中华民族的界定需要回到民族本身。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民族内涵是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构成要素包括语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有多个维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既有语言特性，也有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特性，是一种立体结构和复合形态。中华民族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心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既是现实共同体也是历史共同体；既是正式共同体又是非正式共同体。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是指自己或者祖先在中国地理版图内生活，接受和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国人国民性格和心理素质的人群。中华民族既包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大陆公民和港澳同胞，也包括2 300万台湾同胞，还包括6 000万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实现伟大梦想需要汇聚力量、凝聚共识、增进团结，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 

　　   （二）中华民族认同意涵的三维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论断、新思想。这种阐发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和高度重视，也激发了学者对“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探讨和思考。中华民族认同是指所有中华儿女对于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的认可、赞同、支持和归属感。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是一种立体结构和复合形态，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文化共同体和人群共同体，正确认识中华民族认同，就应该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 

　　    其一，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支，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中国近代以来逐步构建起来的民族实体或民族共同体，只有将其纳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考察，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认知。”众所周知，民族概念源自西方。梁启超在学习西方思想过程中引入中国。他在1899年写作的《东籍月旦》使用“民族”概念，后在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进一步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思潮启发下，为了挽救时局、凝聚共识和团结国人力量的政治需要，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此后在抵御外敌、保族保种的外力压迫下，中华民族完成建构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构建的完成，标志着众多的族类群体已经凝聚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此后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施行，中国人被识别为56个民族。因此，中国出现了两个层次的民族，即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而中华民族也成为多元一体的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所以，中华民族认同首先是一种民族认同。事实上，中华民族不是对少数民族的替代，更不会消融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涵盖了少数民族认同，是对少数民族认同的发展和延伸。构建中华民族认同，对于促进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融合具有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与国家认同相联系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可以整合各民族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其二，中华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文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传达出的意义，它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活着的群体的特殊成就”。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根本标志。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存在意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比如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和谐有序的民族传统美德；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不仅成为连接中国人的血脉和文化纽带，支撑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在民族危难之际推动民族走向复兴，而且很多要素具有现代价值，符合现代化的需要，能够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动力。所以，中华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认同感，搭建文化共建共享平台，增强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归。” 

　　　　其三，中华民族认同是政治认同。所谓政治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权的赞同、认可、支持和心理归属感。政治认同不仅是团结和组织社会成员的重要凝聚力，也是激励和促进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奋发向上的重要意识基础，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归属感的来源。中华民族认同，是蕴藏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在内的复合型认同，是根基性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价值、政治形态的态度、支持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归属感。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指向，聚焦到新时代的中国，最主要就是坚持和认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成员认同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认同自己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法律身份，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党与政府的治国理政决策。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独立自主选择的政治道路，因此，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石。

　　三 中华民族认同的结构韧性

　　中华民族的独特结构使得各组成部分间形成网络状支撑关系，汲取养分并互相证成，具有强大韧性和生命力，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认同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结构韧性主要体现为纵向结构的根基性、内在结构的复合性和横向边界的包容性。 

　　（一）纵向结构的根基性 

　　首先，中华民族认同是“五个认同”的根基。中华民族是具有广泛时空背景和巨大包容性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伟大祖国、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包裹在中华民族内部、矗立在中华民族之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当代政治形态。中华民族认同是最大的政治公约数，中华民族认同可以自然衍生出中国共产党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具有根基性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中华民族认同是各民族认同的根基。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最高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民族依据。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融合而形成。因此，中国存在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最高认同，本民族认同是次级认同。因此，在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上，必须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的至上性和最高性。“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更高层次的认同和归属感，同时也要看到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是正常的，这是月亮和星星的关系。”简言之，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就是大家庭与家人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政策和宣传要强调中华民族认同与本民族认同在地位和层次上的不同，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一体性、共同性的认同感。各民族要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增强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牢固树立相互和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荣共享的观念，优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这种优先意识，就源自于中华民族认同的最高性。 

　　（二）内在结构的复合性 

　　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为一体的复合性认同，呈现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认同结构。新加坡学者符懋濂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一文中指出，族群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石，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胶合剂，而国家认同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是属于高层次的认同感。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关系。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将三种认同结合渗透，融为一体。因此，中华民族认同包含着重要的文化认同底蕴，与文化认同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样一种内涵丰富、性格鲜明的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并对社会和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现代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沉浸在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中，国家和社会制度也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 

　　同样，中华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在中国，最大的政治认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建构不是建立在单一族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的，所以它采取的不是族群民族主义的形式，而是国族主义的形式，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族建构。由此，中华民族的诞生过程既是国家再造，同时也是民族再造，两者是互为前提且相互强化的。所以，在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一性；中华民族是与中国这一概念相关联的“国族”，即涵盖其他少数民族，属于国家层面的民族。可见，中华民族既有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特殊性，又具有现代国家的国民共同体的一般本质。 

　　总之，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复合性，多种认同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和相互嵌套，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认同之间可以迁移和互补，使得每一种认同更加稳固和可持续。 

　　（二）横向边界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认同的包容性是指它可以包容和吸纳中华民族所有群体的认同，达到凝聚力量、化解分歧、汇聚共识的目的。中华民族是集政治、历史、文化、民族等各种因素为一体的复合共同体，多种因素决定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包容性。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曾提出过“文化中国”概念，这种说法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范围扩大化，甚至对其没有具体界限，这种提法对海内外华人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概念开阔了视野，也为我们培养发展中华民族认同提出了新思路。换言之，认同不是天生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仅仅通过地域、语言、国籍等进行限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人为建构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包容性，其实也是建立在这种没有特定边界的“文化中国”概念之上。 

　　在现实中，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有着非常相似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因此，中华民族实质上是存在共同体意识的。统一的价值共识才能产生统一的行动。中华民族认同是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而提出的认同概念，并以期创造出共识。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最广泛的思想基础，是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特定政治结构中最具有凝聚力的思想基石，中华民族认同的提出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包容性下，无论是中国内地公民，还是港澳台同胞，抑或是海外华人华侨，都能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中华文化的传播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譬如，在两岸关系中，靠什么凝聚共识和创造认同？笔者认为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可以形成认同。“两岸血浓于水”，这个“血”不是生理的血液，而是文化之血，也更容易为两岸人民所接受。我们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包容性，也不是在强调血统上的类似，而是从文化层面出发，中华民族的认同不同于两岸的政治认同，其认同客体更加广泛，它能包容其他认同。中华民族是两岸同胞最大的公约数，中华民族认同有利于两岸政治争端的解决，凝聚政治共识，防范和遏制“台独”，促进和平统一发展，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同时，中华民族作为更大时空范围的共同体，有利于囊括更多的认同主体，形成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内的政治认同，为爱港爱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华民族认同还包容全球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过去，由于政治或历史因素影响以及生存发展的需要，许多中国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他们不得不暂时作为“中华儿女”的身份，成为华人华侨，接受吸收居住国家的文化，逐渐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尽管“洋装穿在身”，虽然已经离“家”万里，但始终对中华民族怀揣美好记忆，对中华大地充满真挚热爱。而当中国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时，海外华人在他们内心深处更是激发了曾经的中华民族意识，自觉或不自觉产生了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此时他们的公民身份已发生变化，当两种认同意识相遇时，肯定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认同矛盾。中华民族认同的提出，让华侨华人对自己复杂的认同感有了新的舒缓途径，不至于始终处于身份认同的纠结之中，更好接受中华文化传统与定居国的民族风尚和文化习俗，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或民族和文化认同，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因此，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下，华人华侨、海外同胞会对中国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为加强中外交流和理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独特作用。

　　三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决定功能。中华民族认同的结构韧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具体而言，表现在以结构韧性支撑政治认同、以认同力量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主体意识保障国家安全。 

　　（一）以结构韧性支撑政治认同 

　　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民主成为普遍的政治信仰，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家由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变。民主政治成为现代认同政治的标准形态。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具有共同民族身份的全体国人共同主权，所以英国既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起来了。”因此可以看出，民族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全民族共同选择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才具有认同的根基。因此，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全体中国人共同选择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就应该认同，这也符合民主政治形态下的认同原理。具体到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这个政权的人口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为中华民族。按照现代认同政治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祖国，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国家。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石。我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应该认同他们所做出的历史选择，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华民族认同、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具有逻辑一致性，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五位一体结构，五者之间既互相重叠又相互区别、相互支撑。 

　　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交织的复合式认同，每一种认同都蕴含丰富的认同资源，以民族、文化、政治维度立体结构稳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从民族角度而言，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政治认同的群体认同基础。近代以来，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民族是政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主体，是不同国家政治形态差异的内在密码，也是解锁人类政治的金钥匙。“民族政治具有普遍性。民族政治的普遍性是指民族政治普遍地存在于每个民族中，或者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治。”而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与中华民族直接相关。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政治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政治认同的民族基础。 

　　从文化维度而言，文化对于政治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政治相比较而言，文化是更加稳定的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最深厚的支撑，优秀中华民族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可以滋养中国人的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情感。从政治维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中华民族政权演变史上的一个截面，在历史长河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与中华民国时期以及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时期政权相比较，人民获得了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和利益，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政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华民族政权的历时性比较，以政绩为坐标科学、准确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而形成认同。政权的民主性、人民性、先进性决定了认同的政治基础。总之，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多维度巩固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 

　　（二）以认同力量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导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体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层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现代化需要现代的力量源泉。认同是一种身份即我（们）是谁，一种态度即我（们）赞成、支持什么，一种心理即我（们）的归属感、安全感。认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没有强制和外在逼迫情形下的遵从和一致，有利于形成最大内在合力。有学者指出，认同问题是现代性现象。实质上，认同是强大的现代性力量。笔者认为，“认同的政治是现代性政治”。认同政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方向。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复合性认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国共产党认同直接逻辑关联，故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缓解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内在张力，为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注入温度、力度和韧度，改变权力的属性，使权力更符合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的人类共同价值要求，成为更加现代性力量源泉，有利于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转变，实现治理现代化。 

　　中华民族认同是最高层次、最具复合性、包容性的认同，会最大限度凝聚大陆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应对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面对的艰难险阻，会最大可能增加理解、信任和支持，激发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增进亲近感、信任感、一体感，形成患难与共、命运与共、荣辱与共的“我们感”，将“你”“我”“他”关系统筹到“我们”层次，因认知视野的高度、广度和长度扩展，有利于扩大共识、缩小差异，因认同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和良性的政治关系，以一致性化解分歧和矛盾，凝聚共识和智慧，增进和谐和合作，消解内耗和阻力，以同一性引导和促进协调统一并形成合力，降低权力运行中的政策制定、宣传、执行、协调等时间和经济成本，提高政权的治理绩效，减少国家治理中以暴力和强制为手段实现步调一致，形成合作型的现代治理结构和以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治理能力，由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 

　　（三）以主体意识保障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主要集中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领域。当今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重大而又广泛的变化。国家安全已经从政治、军事发展演变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资源、太空、深海等领域。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来自政权本身。其中主动和主体意识至关重要。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自我认同、自我肯定和自我觉醒，以主体意识和担当作为保障政治安全、国土安全、文化安全。 

　　中华民族认同直接关系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政治安全作为保障，政治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大局，对外以军事防御和外交手段阻挡外来势力的侵犯，对内依靠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获得公民内在的认同和忠诚，使国家不存在自我瓦解的可能性。政权机构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免除安全威胁能力决定整体国家安全状态，是国土安全的守卫者，人民安全的保障者，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而在后冷战时代，外来军事力量直接推翻政权可能性大大下降的情形下，政治安全来源于政治认同。因此，实现政治安全必须考虑政治认同。而在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客体中，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与中华民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选择的政治道路。因此，中华民族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基石，直接关系中国政治安全。 

　　中华民族认同消解国土安全威胁。国土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国土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当今世界是主权国家的时代，主权就意味着国家拥有固定的疆域，并在该疆域内部具有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当前中国国土安全的威胁主要来源于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的分裂势力的活动。实质上而言，分裂分子都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薄弱。当然，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和人为的民族识别相关，中华民族很少被提及，但凡论及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强调少数民族主体性的民族观念，比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都没有中华民族的论述。“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认同虚化。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核心指向就是增强各民族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从根本上消灭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华民族认同稳固中华文化安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具有凝聚人心、增进认同、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的强大动力。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等各方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文化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戴维·兰德斯用文化解释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强调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碰撞更加激烈，文化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以至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冲突主要是文明冲突。文化竞争必然导致文化的此消彼长，优秀文化、强势文化会吞噬落后文化、弱势文化，出现文化安全问题，特别是对于弱势国家和弱势文化而言，文化安全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基于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态度、情感直接决定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和情感，中华民族认同直接关系中华文化安全。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