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全球价值链着眼于创造价值增值，而价值增值的生产和分配则是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研究议题。目前全球价值链承载了96%的全球贸易、69%的全球产出并涵盖了68%的全球就业人口。既有全球价值链研究多集中于产业和企业管理视角，基于国家行为视角的分析较少。对此，本文尝试探讨、分析应该用什么样理论工具分析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全球价值链应包含哪些内涵要义，从而真正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等问题。
一、分析全球价值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目前，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是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经济学研究范式主要以西方经济学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框架及延伸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进行经济效益方向的考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国家间的产品交换和贸易模式是由各国“比较优势”决定的，比较优势是一国相对其他国家生产某一产品更具优势，而对其不擅长生产的产品则可以采取进口方式。由此，一国可以集中力量和资源生产其擅长的产品，获得更大的出口机会，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扩大生产。在这样的全球分工模式下，国家间的生产效率和贸易会逐步提升，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生产力和收入都能提高，进而实现“多赢”局面。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之初，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时全球经济合作现象，但随着全球价值链逐步深入发展与扩张，复杂程度也在深化增加，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解释力。
西方经济学对全球价值链的解释力下降和认识局限，源自当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叠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巨大“成本差距”，使跨国离岸生产与中间品贸易成为主流。为确保海外公司与本土母公司之间的生产价值链条环环相扣，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跨国公司逐步将生产设备、人员、知识和服务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快促进不同要素的跨国间动态流动，形成正面溢出效应和全球化红利。而比较优势并非一国发展的单一来源，国家可以通过内外循环将本国现有生产要素与引入要素结合，形成综合竞争优势进行创新发展。同时，当不同生产要素跨越国家边界流动时，流入国的企业竞争力提升，可能导致流出国竞争力损失和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这就容易打破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的“多赢”局面。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目前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影响，特别是可能由此产生的负效应和负反馈。
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更多以权力视角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性的，而生存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第一要素，国家的根本利益是追求权力和安全。因此，任何合作是有限、脆弱和不可靠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全球合作可以通过国与国之间、各类国际制度之间的经济关系互动形成权力的平衡、可持续，达到非零和博弈的竞争。建构主义学派从社会传统、文化、身份等微观层次要素出发解构权力，认为个体与权力结构互相建构。同样，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注重国家权力研究。上述分析视角和理论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价值链网络承载和对应的权力作用机制，但并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经济基础的变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复杂关系网络互动结果。
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框架和分析视角可以看到：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从关系、权力、经济等多维度视角出发，解构当下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研究复杂且动态变化的全球价值链，不能仅停留于产出多少产品增值的经济“表象”上，而应通过生产力发展视角，分析生产关系变化，包括产品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互动产生的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全球网络化新型分工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生产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自然关系，更是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经济基础，对应当下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基础变化，是认识与研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理论工具。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通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完整环节全面理解当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结构性权力形式，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全流程运转系统网络传递、体现的，即生产制造、中间品贸易的交换和分配及最终消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特别是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分析框架，包括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深入认识，为更深层次、更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性、层级性、辐射性功能作用提供了新范式和新路径。
第三，中国依托全球价值链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中私有跨国资本通过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路径存在差异，西方发展模式与理念既不完全适用于我国，也不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模板指南”。特别是在当下，我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认识、建构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建设，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体系建设，为世界各国平等共享发展机遇寻求新路径、注入新动力。
二、全球价值链发展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建立起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网络雏形。
伴随地理大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武器、航海等技术先发优势，逐步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由此形成，同时也构成了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网络的最初分工形态。通过“黑三角贸易”，欧洲发达国家从本国装载盐、布匹、铁器和铜器等商品运输到非洲，用来交换非洲奴隶，后沿着“中央航路”航行至美洲，交换糖、烟草和稻米等种植园产品和一些工业原料返航。在这段时期，欧洲资本主义殖民者用坚船利炮与超经济强制手段掠夺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相应人力和生产原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相对于其他国家在价值链体系中更具先发优势，率先利用近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成果实现工业革命，走上工业发展快车道，奠定其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此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形式也形成了。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在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打开了国内市场大门，通过加入世贸组织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历史发展时间、发展基础和国情不同，注定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的发展路径差异。最初，中国丰富低成本劳动力和制度优势成就了我国出口增长奇迹，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并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了足够的规模体量，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也在持续攀升。而随着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持续飞速发展，人口红利消失，相对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端制造业和贸易领域逐步失去了比较优势，出现了产业链转移和“价值链分流”现象。此外，受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产生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等叠加因素影响，中国产业链和价值链面对的“高端瓶颈”，甚至“高端卡死”的现象将会更为严重，尤其是面临“高端拆解”和“价值链分流”的双重压力。面对全球价值链发展路径的“难题”，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当年为争夺全球贸易网络主导权而采用的零和博弈竞争模式和暴力掠夺的“老路”，需要倡导和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范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当下面对的现实问题进行再认识。
第一，从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视角出发，可以看出跨国资本主导建构下的全球价值链目前正面对发展瓶颈，深陷危机隐患。伴随国际垄断和跨国资本快速流动，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逐渐走向金融化、空心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论证了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和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则会“放任”资本无限制盲目扩张，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为克服危机，资本“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虽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全球生产贸易网络构造不同，包括价值链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张与加深，发展中国家参与机会也在增多。但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本质上还是以跨国私有资本为主导，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逐利实质没有改变，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中，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改变，这种矛盾与危机会通过世界市场体系渗透、放大与传导。
随着地理空间上“新市场”逐渐挖掘殆尽，目前，跨国资本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剩余价值出现增长瓶颈，产生新的“过剩资本”。但资本的增殖需求是无限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它“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新的资本增殖方式——金融化孕育而生，可以让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不通过生产性劳动就能获得更高收益率，这也为全球新的更大危机埋下伏笔。
对应全球价值链近些年快速扩张，西方发达国家鼓励人们通过借贷提前消费，透支人们消费需求，创造了短期上涨的消费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了利润率较低且充满经营风险的实体经济部门，转入金融交易活动。如美国FIRE部门（主要指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经济总量）创造的GDP占美国总GDP的比重连年攀升，从1991年不到5%增长到2019年的25%。金融资本加速流动为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随着科技水平取得突破性发展与迭代，跨国公司离岸成本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生产环节开始通过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外围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扩张虽然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但代价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包括产业被低端锁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资本与技术控制结合，控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权并获取了更多资本收益。
发达国家全球生产链与价值链的分离，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步由“去工业化”走向“空心化”，部分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也开始逐步通过人工智能、数字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降低制造业劳动成本。以美国为例，200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美国总工作年龄人数比重为13%，2021年下降到8%，虽然美国参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但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总GDP中的比重却一直稳定在13%左右，其内在所反映的逻辑恰恰是，技术进步正替代美国本土劳动力，这带来的后果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陷入国内传统就业机会供给下降，财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不可逆转矛盾之中。
为维持社会制度体系运行，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金融方式，如比特币等，激励吸引更多人参与、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财政福利支出，保障低收入者群体的基本需求，与此对应，政府债务持续攀升、货币超发，使发达国家被迫以金融方式，通过全球价值链贸易体系，对外传导与转嫁本国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各种危机叠加，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产业回流或近岸，以缓解危机。然而，制造业回流明显受制于全球价值链固有体系结构，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同时，产业回流后，相应技能劳动力供给、产出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都不是仅靠“上层建筑”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西方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所面对的危机隐患，不可能因其国家产业政策保护和推动制造业回流就能完全解决，危机只会不断加剧，并最后导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破坏性影响。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权力认识角度看，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多维互动交织，使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得异常复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知权力的起点源于生产关系总和，资本形成、增殖和积累的过程，既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也是资本权力自我形成、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总体性经济社会权力，主要通过非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来实现权力意志。在既有全球价值链构建中，跨国资本通过不等价值的交换和分工，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进行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同时技术发达国家还通过专利等核心要素，逐步建立起技术壁垒，保护资本积累所得，最终达到“垄断性”增殖。既有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就是跨国资本权力形成、发展和实现的全过程。资本也因此形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全球市场的循环。尽管在全球体系中还有其他权力，如军事权力、法律权力、社会文化权力等，它们虽然有着不同运作逻辑与方式，但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权力的扩张。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转换，包括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规模、位置、参与率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权，通过法律与政策组合的“上层建筑”手段，对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各个环节进行权力抑制与干预，由此产生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复杂动态互动，增加了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中国芯片制造技术的出口限制，本质就是担心中国在价值链高端领域对美国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构成威胁。
我们必须看到，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互动的叠加。美国推行的“制裁与限制”目标能否达到，也需要依托其他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高技术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配合。2023年1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与荷兰首相吕特会面，就对华在半导体领域的制造技术出口限制管制进行磋商。美国之所如此重视荷兰，主要是因为荷兰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商阿斯麦（ASML）生产的极紫光刻机（EUV）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在该领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构成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节点”。同样，鉴于日本在全球半导体材料领域的独特“关键节点”作用，美国运用“联盟战略”影响日本，最后导致美国、日本、荷兰在半导体设备对华限制出口上达成协议。而这种以政治力量破坏全球价值链的行为，将会极大降低全球价值链的效率，进一步减损全球公共福利。
全球价值链当下面对的是由发达国家维护权力而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由于美国持续加大的对华战略博弈影响，从跨境流动的商品、服务、对外投资三个主要维度来看，在2019年左右，全球只有服务贸易在增长，而商品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都在下降，很多国家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以高于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速度增长，从而开辟了国家间脱钩的轨道。因此，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态表明，全球价值链被国际权力强力塑造，导致部分生产活动中断和永久性重组，各节点之间跨国生产和贸易的互联性急剧下降。202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指出，未来十年，回流、多样化、区域化和自我复制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点发展方向。因此，在既有全球价值链节点再构建的历史性复杂博弈中，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新型全球价值链内涵。
三、中国式现代化下全球价值链构建
推动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链，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把我国现阶段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的生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进行的创新理论思考。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实践与发展。
（一）动态完整的价值链条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将整个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基本环节，四个基本环节构成有机、整体的链条，相互之间动态影响，其中生产环节是重中之重，对分配、交换和消费起主导和决定作用，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发展的基础与核心也在于此，全球生产带动贸易并保持整个价值链条的动态完整，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链的基础，而且是保证全球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协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客观要求。
从马克思论证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来看，马克思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的具体内容和水平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消费活动的品质和方式。马克思还指出：现在“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提升了人们的消费质量。首先，生产对消费具有巨大的促进和刺激作用，特别是进入当下科技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体现于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而新服务和新产品又通过众多互联网平台宣传推广，扩大了消费空间。其次，消费对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就如马克思所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流通和消费才能转化为商品，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如新能源智能汽车出现，改变了芯片消费的质和量，应用价值的提升体现生产价值扩大。另一方面，消费能为生产创造更多“新需要”，生产方也会因此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如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不断更新产品内容和标准等。生产的水平和质量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品质、整个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更对整个价值链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使市场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那么整个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就会发生断裂，价值链的经济效益也无法发挥。
从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认识到“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生产也就发生变动”。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通常通过不断扩大交换范围来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把控价值链核心技术实现对企业和国家的双重控制力、影响力。2022年12月9日，中国商飞公司生产的我国自主研发的C919国产大飞机正式交付，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全球大飞机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设计和集成交换能力，海内外近1115架的订单验证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但必须看到，目前中国大飞机产业链中的核心零部件，特别是发动机、刹车系统等并非完全自主国产，仍然需要依赖于国外的厂商如美国霍尼韦尔等公司，这就会使中国大飞机产业链存在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特别是在中美博弈竞争加剧、逆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产业链中某一核心生产环节“缺失”，就会影响价值链体系中的交换环节，影响企业生产和国家安全。因此，扩大交换范围并保持全球价值链链条的动态完整性，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二）多要素价值链组合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任务
随着全球价值链中各种价值要素迭代加速，国家间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永无止境追求价值增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不断进行生产组织方式调整和技术革新都为追求增殖属性的资本提供了空间，跨国资本还通过新技术垄断，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进一步榨取价值链中低端国家的空间，这也使全球价值链扩张与国家间差距进一步扩大现象同步出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探索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全球资本，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改善了国民收入和生活，国家综合国力和地位不断增强。2021年，我国GDP为113.3万亿，人均GDP为8.10万元，占世界总GDP份额的18.5%，位列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两方面考验。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在，人民群众对生活生产资料和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全面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优化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出现，部分领域的市场发展空间仍待“填补”；另一方面，大变局背景下大国权力博弈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既有秩序迅速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战略博弈与遏制手段，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了传递和折射，关键技术供给受到国外政治力量打压，影响中国快速推进高质量发展。
对此，我国需要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升级与位置攀升，来拓展自身发展空间。从原来由依靠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初级发展，转型到以数字化研发设计、中间品贸易、市场营销和个性化服务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中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规模，防止被“战略挤出”。同时，中国还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而另一方面，在应对大国博弈和美西方战略遏制的背景下，中国更应主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而要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不仅要求中国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建设。同时还要通过多要素价值链节点组合的有效方式进行构建。
第一，制造业是价值节点中的关键基底。对于世界上发达的技术创新大国来说，最初发展起点都是制造业。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学习效应，可以通过培训与学习记忆不断提升水平，同时制造业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能够带动一批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全球价值链上产业协同创新效应。例如，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工厂2019年落户上海，仅三年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100万辆整车下线。特斯拉工厂带动了中国宁德时代电池等一大批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汽车内饰、车身、新材料、精密加工等新能源汽车全生态领域的企业发展，其供应链本地化率达95%，上下游企业生产出来相关产品的工艺达到国际标准，并逐步推广、应用于国内外众多电动汽车品牌，带动了近3000亿相关产值规模。因此，制造业在创造就业的同时，还在物质基础上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并构成价值链的核心基础依托。
第二，服务化是另一个重要价值节点要素。根据《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相关数据，全球服务业创造的GDP占全球总GDP的50%以上，成为吸纳就业人口和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优势方向。必须看到，服务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产业结合形成新价值链，制造业产业与服务业融合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为全球提供广泛优质、价格合理的产业与服务，那么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竞争优势自然越明显。日本优衣库公司就是典型，优衣库并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服装制造商，其代表的是日本公司市场研究服务、质量协调服务和物流服务的集成创新。首先，优衣库公司在日本、纽约设有研发中心，收集全球客户的潮流趋势与生活方式，并对产品进行研发；其次，公司本身并不直接生产任何产品，而是采用全球购的方式低价与合作厂商进行合作，通过分享服务经验等方式助力提高合作厂商的生产水平；最后，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技术团队把控产品质量、生产进度和运输时间等，将服装销往全球。这种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的方式，极大降低了成本。因此，推动高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重塑服务业内涵。
第三，数字化是技术变革范式下成功的价值链要素。数字化不仅是企业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对行业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而且更在于其以数字经济基础搭建起的数字平台和数据能力实现，重新设计和定义行业，包括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数字方式和手段能够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参与和渗透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搭建的平台能联结各种资源和创新服务，可以使产业链中更多中小微企业直接参与整个全球价值链发展过程，充分挖掘更多产业价值，进而极大提升整个产业的效率和质量。必须重视的是，数字化能更好协同整个国家的资源参与全球生产和贸易，推动更多对外投资、外包和零部件贸易，进而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双重提升。因此，主动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和数字化等多要素进行动态组合和优化，不断创新形成多要素组合参与协同效应，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夺取新优势的同时，还可以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的不断攀升。
（三）引领性价值链构建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目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指引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其理论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引领性，在于中国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其不断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制度和实践相融合，科学指导我国各项经济建设，在机遇与风险相伴相生的全球化进程中持续获得新发展。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目标，必须要注重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引领性和辐射性。
第一，发展引领先进技术。中国多要素价值节点组合所形成的领军技术型“链主”企业成长，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相关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的完善，构建具有引领性的多“链主”联盟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目前，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引发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技术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关键核心领域。因此，发展和培育一批国内技术型“链主”领军企业，使相关企业以母国基地为成长起步，实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通过国内外有效大循环，可以逐步成长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企业。这类“链主”企业不仅可以统筹考虑全球生产布局与消费市场定位，从而对世界范围内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还能不断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和整个供应链条的扩大与增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性重塑。
第二，树立与引领新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必须看到，当下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以西方跨国公司全球资本投资扩张为主导而构建的，完全自由化和逐利资本博弈主导着全球价值链活动，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大国对价值链控制权的争夺，都给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了动荡与风险。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构建，则以先进生产方式形成发展为基础，同时结合理论与实践的良性有机互动，可以将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自由与保护进行有机结合，有效化解矛盾与危机，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长远协同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更是建立在对外尊重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注重整体协同和各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倡导和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同质化发展所谓“自由”价值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引领性和强辐射，可以创造全球共建多赢的新范式，为全球价值链体系注入了新内涵和新动力，并引领和带动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全球价值链的客观结构反映了价值链中规模、参与度、位置、关键节点和“链主地位”等各种要素的组合影响，且是动态变化的。全球价值链自身结构变化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全球分工劳动现实地组合。因此，在当下全球价值链自身发展遭遇瓶颈，既有发展模式不可维系的时刻，中国式现代化新理念的提出，包括相对应的全球价值链构建生产实践活动推动，必将为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环境下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进而引领和塑造国内外新发展格局。对此，我们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可以产生如下三方面积极影响。
第一，对内而言，必须要看到，中国今天既有的发展成就，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活动取得的，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发展带来了增长动力。虽然，中国目前在当下全球价值链中具有规模体量和参与率的相对优势，包括已经确立了自身全球价值链三大枢纽中心的国际地位。但客观而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关键节点、“链主”地位和服务业辐射能力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已经影响到中国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的目标确立和实施，必将推动中国自身加快补齐短板，打造和完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二，对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在形成动态且完整的价值链条基础之上，可以通过多要素价值链的国家节点组合，形成新的有引领性、强辐射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促进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可持续发展。而推动共享、共建的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范式的确立，通过生产贸易活动实践，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重塑以中国为引领的价值链网络体系结构，推动多主体、平等式的全球共享发展模式，进而创造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认识全球价值链，能够找到更加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全球价值链建设路径，逐步建构起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体系化的理论研究新范式。目前，全球价值链主流研究仍被西方理论与西方学者占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的研究较少，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更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全球价值链可以逐步建构起属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范式。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