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宣传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视野涵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世界民族解放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文化史等，创造了多个“第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瞿秋白自述出身于败落“仕宦之家”，父亲“习黄老学”，母亲“通晓史书”，就读的冠英小学堂校长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的成长环境给予其史学启蒙。1917年，瞿秋白来到北京，参加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五四运动。1920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深入厂矿、农村，采访了很多人，见证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火热局面，认识到“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他参加了俄共（布）十大，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并两次拜访列宁，认真研读了列宁的著作。他在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学生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萧劲光等），主要讲授俄文，并担任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理论课的翻译，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研究社会。

　　1923年，瞿秋白归国领导革命运动，同时潜心理论研究，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形成250余万字的理论成果。

　　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先后出版专著《社会哲学概括》《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出版《马克思主义概说》等译著，发表《列宁与社会主义》等论文。瞿秋白充分论证和发挥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块整钢”的思想。他认为，一部完整的哲学，是“对于宇宙及社会的解释”的“总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现代的社会之综观及将来的社会之推究”，其内容包括：宇宙根本问题，即“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社会现象的秘密，即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和社会变迁之规律；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战争和革命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瞿秋白不仅最早在中国阐扬辩证唯物论，而且指明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相互依存，不可偏废。这些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瞿秋白所阐扬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内涵丰富而严密。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既是历史科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第二，强调生产力是原动力的社会发展动因论，在中国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论断，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征服“天行”造福社会的作用和“颠覆”旧社会的革命作用。第三，强调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论，把社会划分成生产力之状态、由生产力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由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由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四大基本层次，深刻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矛盾运动。第四，强调以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阶级为宗旨的社会革命论，揭示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阶级、国家和革命的本质及其历史逻辑。第五，提出了“伟人是历史的工具”的崭新命题，独到而精辟地说明了客体与主体、时势与动机、群众与英雄的辩证关系，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若干原则。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阐扬和实际应用，还表现在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宣传，以及对中共党史、世界民族解放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

　　五四运动后，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激荡，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化论战。其中，很多思潮反映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瞿秋白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学理性批评，认为革命哲学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在1923年春夏“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梁启超宣扬“意志自由论”，丁文江、胡适鼓吹所谓“科学规律”，瞿秋白发表一系列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有力批驳了“意志自由论”、“科学规律”等唯心观点。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瞿秋白既反对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也反对以胡适、陈序经、张东荪、吴稚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把文化论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和境界，鲜明阐发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在与戴季陶的“孔孙道统论”的论战中，瞿秋白认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打出的一面旗帜，其根本是唯心主义道统说，应该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对国民大革命的指导作用。

　　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文化问题的论争，瞿秋白进行了科学总结和概括。他提出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人类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提倡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观和社会主义“艺术的技术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入艺术的人生集合的和谐的发展”，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正因如此，瞿秋白被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开拓者和无产阶级文艺首倡者。

　　瞿秋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还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1921年6月，他发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情况，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瞿秋白将其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性质、阶级斗争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等方面的思考灌注到党史研究中，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1929年至1930年，瞿秋白进一步修改了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的中共党史讲义以及1928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推出系统研究中共党史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这部著作较之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更加系统性和体系化。瞿秋白的党史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问题指向和现实关怀，通过党史研究与教育，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力求不断提升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他的研究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重视域外革命问题研究。他撰写《少年共产国际》《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等，以及有关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平民暴动，中世纪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17世纪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及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论著，以唯物史观分析世界民族解放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而且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域外思想资源。

　　瞿秋白强调，“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为空谈”；“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瞿秋白较早进行了论述。1923年9月，他认为，中国推翻军阀的民权革命及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由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决定的，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很可能与世界革命趋势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1926年至1927年上半年，经过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瞿秋白对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有了进一步体认。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正确的战术、策略，那么，第二个前途是可以实现的。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问题，瞿秋白发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买办阶级之统治——1923至1924年之时论》等文章展开探讨。他把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并对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分析，指出应该反对谁、联合谁，强调“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

　　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瞿秋白在旅俄期间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的功效。在起草党的三大党纲时，他提出中国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必须“唤醒农民，与之联合”。瞿秋白以满腔热情支持毛泽东和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1927年4月在武汉看到此文，非常赞赏，立即为之作序，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交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制单行本，并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样”。

　　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瞿秋白在文章中和起草党的三大党纲时都明确提出这一问题。1923年，他发表文章，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既需要“武装斗争”，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同时并进相互为用”。1926年，他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教训时，再次强调这一思想。瞿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战争如果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取胜。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与广大农民“携手”。归结起来，党对革命的领导，一要掌握军队领导权，二要建立工农联盟。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未能建立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党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血的教训使党认识到革命军队的重要作用。正是在瞿秋白主持的“八七会议”前后，武装斗争思想开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去抓枪杆子，并很快发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中形成并发展而来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大背景和瞿秋白早期思想变化来看，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投身中国革命，并努力将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非偶然。正如他所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这是一种历史的际遇和重任，更是一种历史的担当。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