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天人合一”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可见，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中相互生成、彼此共生，人的社会性以及经济属性是“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对“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哲学层面为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但实现了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人的自然化”和儒家思想“自然的人化”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更是明确了人与自然的终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人生于自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告别自然，而是在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中重塑更加美好和谐的自然，自然因人的改造具有了社会属性，因此，人与自然在社会属性中结成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征着人的生命节律与自然格律的根本贯通，让生态有机的自然融入宏伟的生命创造之流。

　　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时空坐标的对应。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敬畏不是一味的服从和盲目的崇拜，而是在实现自身的解放过程中，运用历史主动精神，对自然进行合理化改造。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哲学层面塑造了一种新的自然财富观，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聚合起人民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判断，不但彻底摒弃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更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提升到了崭新的现代化高度，使人与自然真正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共同体。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天人合一”世界观指导社会发展的最终理念，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现代人类整体发展的高度对这些优秀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改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崇高目标是推动人类整体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更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事业中承担的重要使命。中国将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这表明，中华民族在遵循历史规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还肩负着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一种历史自觉，更彰显出一种历史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特征，明显地体现在正确对待矛盾的态度和合理处理问题的“度”中。尤其是“和而不同”的矛盾观、中和位育的系统观、“与时俱进”的创新观和“生于忧患”的底线观，构筑起系统的哲学方法论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意蕴，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使之升华成为处理经济问题、回应时代诉求的方法宝库。

　　第一，善于利用矛盾化解经济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推动事物由低级向高级运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把握这一原理，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观念贯穿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国当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危”和“机”作为矛盾的双方，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和”，因此，必须运用新发展理念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从整体上看，新发展理念是全面性的、内在各要素协调的发展；从内部结构看，每一个发展理念都是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实现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的内在统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原理，巧妙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因事而谋、顺势而上的丰富智慧与高远的战略构思。

　　第二，系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传统儒家思想讲求坚持“持中”，避免“过”与“不及”，要求处理问题适度、正确且系统合理。在古代社会，这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又是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蕴含着系统协调地解决事物内部矛盾的思想精华。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运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特点，从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系统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优化经济治理方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运用辩证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各方，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和全面发展的思想精髓。

　　第三，以创新精神激活经济发展动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是中国古人常思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创新作为国家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提出创新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发展的模式有多种，但创新是最佳状态。最有价值的创新是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习近平经济思想把创新置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关键，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内生力问题。

　　第四，以忧患意识增强经济底线思维。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生成的重要精神特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生死考验，强烈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党的精神禀赋。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贯穿着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在经济发展中体现为经济底线思维，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个大局，是“一”与“多”的关系。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安全本身就是国家最核心的利益，是“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越是风云变幻，越要坚守住“一”；经济发展是“多”，守住“一”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在“多”的丰富能量中不断筑牢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富含生命力的“一”。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稳与进之间实现经济的最优化发展。

　　“民惟邦本”源于儒家“天下归仁”血缘性纽带价值核心所构筑的伦理思想，强调民众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民众安定，国家就安宁。但是，这种民本思想在封建制度的现实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狭隘性。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创造性地加以继承和弘扬，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性内涵。

　　第一，人民的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理性必须上升为政治理性，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目的导向。从政治理性层面理解，“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党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这一根本目的与经济发展有着内在一致性：一是发展为了人民；二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发展的方式与手段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鲜明地表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担当的历史使命。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正是在人民性的内涵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呈现出伟大的真理力量。

　　第二，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既是发展的目的，更是发展的最终力量。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最终靠人民的伟大力量实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度激活了全体人民的能动性，这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伟大超越。经济发展关联着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要靠每个人“撸起袖子加油干”，“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宏观上为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所有制度创新都在激励人民更为勤劳地创造，获得更多实惠和快乐。

　　第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古代社会的“天下大同”理念，升华为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原则，是对古人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性超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发展的归宿问题，又是关涉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量的问题，又是发展水平质的问题；既是全体人民的整体性问题，又是城乡和区域协调的局部性问题；既是物质财富问题，又是精神财富问题；既是效率问题，也是公平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回答，为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复杂难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制度运行层面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价值层面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智慧地驾驭国内外复杂环境的思想法宝。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智慧基因，同时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智慧；它闪烁着科学性、时代性、文化性和真理性的思想光芒，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进步作出的贡献必将标定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高原上。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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