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社会获得积极关注和广泛肯定。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第27次理事会在2013年2月通过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该机构后来又在2016年5月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对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予以高度评价。一些知名的国际学术平台，如《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和“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等网站，也围绕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刊发文章、出版专刊。诸多知名国际智库也加入了研究行列，其中既包括全球性的研究机构，也包括各国政府和高校设立的智库和研究院所，等等。

　　从本文梳理的英文文献来看，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海外研究力量广泛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呈现出跨国界跨学科的繁荣态势。尽管其立场视角、学科背景、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各不相同，但研究者们都从一个或多个角度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解读。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一些域外视角，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提供了若干思路。

　　一、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认知

　　（一）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认知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西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攫取财富的反思和批判。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前院长、高级顾问亚瑟·汉森（Arthur Hanso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文明：价值、行动与未来需求》一文中指出，中国有着关于生态文明的古老理念，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显然，生态文明是符合后工业时代和后现代时代的创造性思想，但“也许需要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才能可信地向世界介绍一个新的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对此，英文文献从不同视角作出了阐释：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相并列的当代社会的一个美好方面。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把生态文明看作“国家可持续发展模式之一”，将其与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玻利维亚的“美好生活”、德国和欧盟的“循环经济”等概念并提。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视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左翼期刊《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生态文明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生态文明不像资本主义那样为了利益而牺牲人类和地球，相反，生态文明的目标是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民的福祉。

　　（二）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观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论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典范”。

　　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者李逸飞和美国美利坚大学环境政治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在合著《中国走向绿色》（China Goes Green）一书中认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的生态文明话语在中国获得了广泛支持，因为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远见卓识。与此同时，这一理念还将中华民族塑造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推动文明复兴的领导者。从对英文文献的梳理来看，许多海外学者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及其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积极探索。

　　（三）关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认知

　　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面对民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EPIC）近年来持续追踪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效。该机构主任、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等学者在2018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3年至2017年间，通过限制新建燃煤电厂、减少碳排放、交通限行等措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格林斯通等人还回顾了自2014年以来5年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效，指出在空气污染浓度下降速度方面，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雄心在近几年变得更加强烈。他们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从2008年奥运会到2022年奥运会：中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延续了此前的观点，认为如果减排持续下去，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将比2013年延长两年。格林斯通等人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污染改善情况和环境政策的丰富性，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精准数据的可获得性越来越高，中国的经验值得学习。

　　长期关注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中国季刊》曾发表专刊探讨中国的污染治理成效。专刊的作者们总体上认为，根据对中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和浓度水平以及与空气污染暴露相关的健康状况的评估，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二、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认知

　　（一）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知

　　习近平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福斯特联系上述引用，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密切相关。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了土壤退化和城乡划分问题，还讨论了工业污染、煤炭和化石燃料的消耗、森林砍伐、食品掺假、人类原因引起的病毒传播等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进行生产时需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对于那些无视自然规律的人，自然将对他们进行“报复”。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海外左翼学者对于这一差异给予了较多关注，指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一个社会采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个社会则遵循着资本主义秩序，纵容“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持续下去。另一些学者则将中西方生态话语之间的张力视为意识形态的博弈，他们分析道，中国领导人没有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认为生态文明更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历史传统。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博弈中，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帮助其在当前的发展目标下恢复了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并以社会主义的目标驯服了资本主义”。

　　（二）关于“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的认知

　　绿色低碳发展旨在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一些海外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污染之间的“脱钩”。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总干事马尔科·兰贝蒂尼（Marco Lambertini）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如何使经济增长和环境退化脱钩是全球共同探讨的问题，中国已经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发展阶段量身定制了合适的概念。“生态文明”是一场关于转型的讨论，旨在尽快摆脱危机四伏的现有模式。

　　科技创新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研究专家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等学者看来，生态文明先前主要被表述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原则和伦理道德。不过，在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中，科学技术也逐渐成为未来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绿色未来”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对于每一项绿色技术，中国都是世界领先的制造国、出口国和使用者。

　　“双碳”目标是推动绿色转型的一项重要牵引。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中国能源项目主任米哈尔·梅丹（Michal Meidan）分析表示，“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景值得期待。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刊文探讨了中国在全球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制造等方面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中国在制造工艺改进、供应链优化和政府深度支持的基础上，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太阳能光伏等技术的成本。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国想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与中国“脱钩”，那将对全球气候合作造成极大破坏。总体上，海外研究者们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双碳”实践表示了支持和肯定。

　　（三）关于“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的认知

　　生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民众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海外学者尝试透过“素质”这一概念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生态文化。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约翰·津达（John Zinda）等人认为，中国人所说的“素质”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品质，而环境保护在当前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素质”。目前就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艾德温·施密特（Edwin A.Schmitt）也指出，中国“民众非常清楚，控制自己影响环境的行为是很重要的。这源于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话语，即只有具有特定‘素质’的人才知道如何以文明的方式行事”。换言之，一个拥有良好素质的人才清楚如何正确地与环境互动。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在这方面，一些海外学者还关注到中国民众参与监督环境保护的行动，例如，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环境政策学者马克·布泰尼（Mark Buntaine）等人围绕“中国民众的环境参与是否有助于提升环境质量”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可以显著减少空气和水污染，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等公开渠道的参与更是如此。

　　三、对“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认知

　　（一）关于“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的认知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这些举措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高级研究员莉拉·巴克利（Lila Buckley）认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化解“公众对环境问题日益增长的不满”，因此将“生态文明”作为战略重点。巴克利进而提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生态文明能够将权威的集中、善政、法治同保护自然的观念、绿色经济创新、绿色科技、数字化相呼应。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中国共产党从体制、组织和作风等方面，不断提高其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学者高丽娜（Coraline Goron）注意到，生态文明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并且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例如2013年成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以及2018年组建生态环境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这些举措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使得“生态文明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得到了制度化”，将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在福斯特看来，这些实践是具有“革命性”的，他说道：“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努力是革命性的。”

　　（二）关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认知

　　从系统观念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好比“治理一种社会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征，病源很复杂”。生态马克思主义中的“新陈代谢断裂”学派也关注到生态系统的种种“病征”并批评道，资本积累打断和撕裂了生态循环和生态网络，引发了多种多样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例如海洋生态破坏、氮循环中断、土壤侵蚀等。福斯特等学者指出，面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唯一有意义的、彻底的方法就是“通向生态存续之路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取得的快速进步值得关注。纳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奥东科尔（Alexander A. Odonkor）通过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集中体现，展现了近年来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中获益的中国式发展观。中国的生态文明方法是系统的，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进来，设定明确目标并在预定时间内解决紧迫挑战，这将造福中国和世界，释放出生态文明正在保护全球的强大信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进荒漠化治理、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在2017年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说，获奖者“体现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承诺、远见和活力”。经过三代人努力，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将退化的土地变成郁郁葱葱的天堂，其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0%。这片人造林每年向京津地区提供1.37亿立方米的清洁水，同时释放约55万吨氧气。塞罕坝林场建设还带动了经济增长，仅2016年就创造了1510万美元的收入。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2018年也获得了“地球卫士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报道中回顾了浙江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防控污染和恢复生态的实践，包括推行卓有成效的河长制、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探索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多方力量的筹资方式等，报道强调这些实践是“卓越的修复工程”。

　　（三）关于“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认知

　　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长期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日本龙谷大学学者北川秀树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四部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强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这些制度“为建立全面完整的机构和制度提供了标准”，是“具有开创性的”。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外对话”网站首席执行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山姆·吉尔（Sam Geall）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定位成“重塑国家蓝图的指南”。吉尔等学者认为，这份文件代表了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的叙事，该叙事侧重于构建特定路径，并注重培育潜在的系统创新。例如该文件提出“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督制度、健全政绩考核制度等。与此同时，它将环境问题与围绕创新的当代叙事结合在一起。这些创新并不局限于技术进步，还涉及到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者贝特霍尔德·库恩（Berthold Kuhn）也认为，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态文明政策文件，它提出了改善政策执行的战略、标准和机制，并将环境保护标准引入党政干部的绩效考核。可以说，这份政策文件为创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政策框架奠定了基础。

　　（四）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认知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对此，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教授大卫·施瓦茨曼（David Schwartzman）在《中国与全球生态文明的前景》一文中说到，鉴于中国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并且是领先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生产国，因而中国具有引领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潜力。他在文章结尾明确表示：“我相信中国人民将发挥潜力，领导世界进行生态社会主义转型，从当前由军事化的化石资本所主导的世界，走向一个为了21世纪我们子孙后代的、实现全球生态文明的未来。”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刊文指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力量。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国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化解全球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危机，中国也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气候和能源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国际合作，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气候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目前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气候合作在三个领域富有潜力，分别是：根据《巴黎协定》重申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承诺；建立信任从而推进具体议题上的双边合作；支持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对话交流。中国和欧盟近年来在能源、气候等领域不断加强对话与合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对中欧气候合作表达了乐观态度，认为无论美国的气候立场如何摇摆，中国和欧盟都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合作，双方都将不断提振各自的气候雄心，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环境合作方面，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宣布不再投资新的海外煤电项目，还将大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能源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认同。例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称为“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燃料来源、发展新的交通系统和拥抱生态友好的城市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成为体现其全球领导力的一个范例。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皮内洛皮·寇加努·戈德堡（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建议，世界银行应该在三个具体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其中第一个就是气候变化。随着中国民众收入的增加，他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中国的领导人也有兴趣实施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政策。

　　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意义的认知

　　（一）推动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的更新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一贯重视生态环境方面的工作。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毛里齐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回顾了“生态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产生与演进。他认为，“生态文明”概念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是在1985年《光明日报》所发表的一篇译文中，其中将俄文的“生态文化”翻译为“生态文明”。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对于自然的立场已经从控制自然转变为旨在优化经济价值生产和环境服务。不同于以前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意味着反思和积极应对工业增长带来的挑战，自然不再是一个要打败的对手。

　　德国学者库恩认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具有三方面意义。首先，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塑造中国发展愿景中的作用。其次，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有助于民众提高环保意识。再次，从国际角度来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融合了三项尝试：一是打造领先的、现代化的、绿色的经济；二是让中国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为达成和促进全球重大协议作出贡献；三是展现一个古老文明国家的风采，尊重并弘扬以中华传统哲学为基础的价值观。

　　（二）赋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实践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并且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成果。福斯特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按照自己的革命传统发展起来的。而西方的研究者则更远离实践，一般从事更广泛、更抽象的理论发展工作。正因如此，在中国诞生的新概念直面问题并付诸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同于其在西方的内涵。

　　李逸飞和夏竹丽认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建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想流派基础之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的商品化理解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矛盾的核心所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试图整合传统与现代的最佳特征。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实验，也是一种通往人类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因此，“生态文明”使中国能够进行治理改革和整顿，推动技术创新。

　　（三）吸收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并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等理念，使传统生态智慧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滋养。法国比较文化学者何重谊（Jean-Yves Heurtebise）指出，由于中国人认为环境问题源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要减少环境风险就有必要限制西方文化的影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传统的生态精神“对于中国人重新占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的一切是必要的”。丹麦奥尔堡大学规划系学者芬恩·阿尔勒（Finn Arler）等人也认为，生态文明理念使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得以重放光彩，传统的治理智慧借助“生态文明”成为指导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还有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在构建自己的环境理念时吸收了中外长期积淀的知识资源，包括万物有灵论、整体论、儒家工具论、佛教对生命的关注、道家的顺应自然论、社会主义、高级现代主义、全球环保主义等。

　　以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和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看来，认真对待自然和敬畏自然的传统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向生态文明迈进。这样一种思想上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曾具备的”。他们相信，凭借传统生态文化底蕴和体制优势，中国最有可能探索出一条既避免西式现代化的弊端，又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的道路，也就是生态文明之路。

　　（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要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超越了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张力，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Arran Gare）发表的多篇文章均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表示了肯定。他认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中国获得了支持、发展和广泛传播。他断言“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一旦理解了生态文明的全部含义，就应该清楚，没有必要谈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为在现代世界，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事实上，生态文明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及其必然被取代的最终原因；它还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应该努力创造什么。”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政治学博士区吉民（James Oswald）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体现出“生态文明”作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的可行性。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严峻以及“生态文明”概念的迅速普及，中国的环境治理智慧无疑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并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五、结语

　　通过梳理相关英文文献可以发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誉。未来，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影响力，有三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关注。

　　其一，正确辨识和合理把握海外学者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性认知。例如，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中共十八大后强化了生态文明要求并付诸有力实践；中国在治理污染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成绩显著；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值得肯定和期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展望全球和未来的思想，等等。对于这些理性和友好的声音，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加强团结与合作，例如通过联合举办论坛、共同出版论著、创新媒体平台等一系列方式寻找并扩大海内外共同话语，增强国际社会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和声”。

　　其二，正确辨识和理性反驳海外学者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存在的误读。例如，一些海外学者赋予生态文明以强烈的革命性，认为生态文明应该是一种崭新的、颠覆性的、转化性的文明模式。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定位。还有一些海外学者透过后现代主义的棱镜，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技术进步对立起来，认为生态文明应当以缓慢的经济增长来化解生态问题。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读，是因为他们没有关注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辩证认识。面对这一类误解误读，要鼓励国内研究力量参与海外学术对话，在论辩中正本清源，消除海外学界对具体问题的认知隔阂和错位。

　　其三，正确辨识和积极回应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疑虑。例如，对于中国的化石能源转型，虽然主流观点是肯定的，但也有一些西方人士仅仅通过少数指标或某项政策就提出怀疑，或者得出有悖于事实的谬论。针对这种情况，需要主动了解国际社会关切，提升科学研究水平，通过更全面的研究增强说理的科学性，对负面观点进行有力回击。通过研究海外不同群体的特质，创新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体系，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故事、表述，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增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