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表明，打江山、守江山的精义即得民心、守民心，而得民心、守民心的要诀即懂民心、暖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群众工作的基本功引深引细的新要求，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无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皆应反复体悟群众工作的“味道”和“劲道”。对此，重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喻以为经、理以为纬的语言地图，对于新时代更加深刻把握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关系，更加有效发挥群众工作主体的三种角色定位，更加精准激发群众工作客体的三种力量诠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
一、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关系
“密切联系”是群众工作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其做出妙喻，使之呈现更加具体的镜像。
第一，“我们”和“眼睛”表达的是一种整体关系，从系统学角度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形态。1943年7月3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这里为何用“眼睛”比喻群众？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我们”在全面抗战第六年遇到了法西斯侵略者开始走向滑铁卢的决定性变化，由此映射的“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的曙光正是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共同迎来的。然而，相较于工业发达的反法西斯同盟，“我们”和“眼睛”承受着最为沉重的压力：一是日寇和汪逆打着“治安强化”的幌子对根据地军民实施“蚕食”“三光”等惨绝人寰的政策；二是蒋介石政府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等两次反共高潮后，又在共产国际解散时试图炮制第三次反共摩擦，而其所推行“一抽二抓三买卖”的兵役制度也严重妨碍广大人民奔赴前线的要求；三是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团结，不斗争”的主张不仅不利于团结“我们的朋友”，反倒助长“我们的敌人”。基于此，毛泽东便用比喻告诉“我们”只有像保护“眼睛”一样保卫群众才能迎接战胜敌人和实现解放的“新的有利的变化”，而“眼睛”也只有内嵌于“我们”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
第二，“种子”和“土地”折射的是一种结合关系，从发生学角度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动态过程。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事实上，这一组比喻的运用与“双十协定”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时局有关。具体来说，“和平建国”基本方针虽然基于“我们”在军事上的一些让步最终达成，但此后蒋介石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旧不改“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反革命策略，进而造成来之不易的和平之光岌岌可危。对此，“我们”的破解之道是“同全体人民更好的团结起来”，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因此，派大批干部到“进可攻，退可守”的东北地区去发展人民力量，不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是事关战略全局的重要步骤。然而，开展前方的群众工作并非易事。一方面，东北地区的群众基础囿于日伪政权的长期把控而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延安本地干部和南方干部也亟待克服“背井离乡”带来的困难迅速融入当地群众。鉴于此，毛泽东便借用比喻告诉“我们”要做好精神准备，就如同“种子”纵身“大地”一般，逐渐在群众中间“生根”“开花”，只要这样，“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安泰”和“母亲”折射的是一种依存关系，从生物学视角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血缘角色。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郑州的专列上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治黄汇报时曾提及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希腊神话中无人能及的力量王者，拥有的无尽能量全部来自双脚与母亲大地女神盖亚的接触，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发现这个秘密后，就在格斗过程中趁安泰不备将其高举离地而使之力量殆尽。在此，毛泽东为何巧用这一神话典故？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泥塑的神像”做派频现，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其中中央一级仅文教机构就“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而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也存在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为此，1950下半年至1954年春党内先后开展“整风整党”“三反五反”专项运动和“边反、边防、边建”的“新三反”运动，从而在思想、制度上有效遏制不良倾向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专区四级，县、区、乡三级对党群关系的侵蚀蔓延。正是这一背景下，毛泽东视察河南之际也不忘叮嘱王化云等在场干部切莫做脱离“母亲”的“安泰”，而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和群众须臾不离、紧紧相依，才能拥有无穷的治黄能量。
步入新时代，“两个大局”下的新发展阶段对我们深刻把握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关系提出了更高期许。就整体关系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乘风破浪”是保护“眼睛”感光作用的关键，因此既要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团结群众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线的“坐标系”，又要把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凝聚群众驾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轮的“定星盘”，还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引领群众行稳致远的“指挥棒”；就结合关系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接触地气”是实现“种子”落地开花的关键，因此，既要以共诉乡音的“亲情味”打开群众的话匣子，以共赴深耕的“泥土味”打进群众的朋友圈，还要以共谋家事的“人情味”打动群众的心窝子，以共唤乡愁的“文化味”打造群众的栖居地，更要以共同富裕的“幸福味”打通群众的民生路；就依存关系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永葆红色”本色，是拥有“安泰”无穷力量的关键，因此，既要拒做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而做善于发声亮剑的“铁面人”，又要拒当意志薄弱的“猎物”而做扎紧规则篱笆的“守夜人”，还要拒变围猎他者的“猎人”而做筑牢免疫屏障的“干净人”。唯有如此，新时代的群众工作才能真正成为常新的有源之水。
二、群众工作主体的三种角色定位
对于群众工作主体的角色定位，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皆有过生动表述，笔者认为以下三种角色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第一，“勤务员”。“勤务员”角色代表的是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岗位角色。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在此，“勤务员”既旨在强调“我们”与“官老爷”（国民党）的原则差别就是职业差别，也意在告诫解放区工作作风有恙的同志们切莫本末倒置。那么，如何切实履行“勤务员”的岗位职责？首当其冲是弄清楚服务行为的目标指向。关于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其他群众，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关于服务内容，不仅要立足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利益，顾及群众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且要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合乎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在此意义上，“勤务员”的岗位角色体现在既要彻底推翻盘剥压迫群众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亦要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疾病卫生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既要重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工人等对提高待遇的要求，亦要统筹兼顾，采取调节劳资利害关系的政策；既要重视发展生产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亦要使经济建设事业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历史主题。
第二，“愚公”形象。“愚公”象征的是一种久久为功引领人民的榜样角色。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闭幕词时，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激励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要建立“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信心。那么，作为《山海经》里的传奇形象，愚公究竟具备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品格？一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愚公认为太行、王屋二山虽然高千仞绵延百里异常壮观，但是挡住自家生产生活的出路就不是“好山”。二是把握大势的视野。愚公认为智叟的以卵击石说虽然表面上听起来“有理”，但实则有悖“挖一点就会少一点”的规律。三是敢于斗争的精神。愚公认为他们的移山之路虽然注定布满荆棘坎坷，但只要代代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势必能战胜“完全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愚公”的榜样角色体现在要让群众尤其自由主义人士明了，虽然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出于自身策略需求会戴上或花俏或伪善或可怜的面具，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在组织及政策上始终和群众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下决心用“锄头”去“挖”他们才是唯一活路；虽然帝国主义及其附庸造成的反民主逆流尚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三大矛盾（及其尖锐发展）使世界潮流转向民主，因此必须坚定他们最终将被“挖平”的信心；虽然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是实心的“真山”，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则是空心的“假山”，因此只要主动出击“每天挖山不止”就能看到生机勃勃的康庄大道。
第三，“知心朋友”。“知心朋友”表达的是一种感同身受走进人民的共情角色。1942年2至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延安干部会议及文艺座谈会上多次号召大家力戒“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作风，成为懂得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知心朋友”。那么，何谓“知心朋友”？具体来说，有些同志虽然想说的就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大真话，但表达的却是只可自己意会的党八股，结果自然很难亲近他们，因此要做“立场”和“立言”相统一的朋友；有些同志虽然注重以文化人的引领作用，但却搞不清群众阶段性的认知需求（及其关系），结果自然很难激励他们，因此要做“送碳”和“添花”相统一的朋友；有些同志虽然为群众开出了“药方”，但事前不顾及事后的疗效，结果自然很难说服他们，因此要做“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朋友。在此意义上，“知心朋友”的共情角色体现在既要站在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亦要尊重群众的习惯善用交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以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中亲近群众；既要立足群众的现时认知需求开展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根基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教育，亦要重视群众的认知需求发展扩大以反帝反封建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中激励群众；既要为群众制定基于调查研究及经验总结的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亦要为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凝聚付诸革命实践的最大合力，以在事实和价值相结合过程中说服群众。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有效发挥群众工作主体的三种角色定位赋予了更高要求。作为“勤务员”，广大党员干部应弄清楚岗位角色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服务“宗旨”，而“变”的是群众诉求网络化、立体化、复杂化背景下的服务“实践”，因此，我们既要通过“键对键”与“面对面”的线上线下结合畅通10亿网民和非网民的表达通道，又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还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解决好群众在改革大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多元问题。作为“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应弄清楚榜样角色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久久为功引领人民的引领品格，而“变”的是基于群众民生“三感”的引领内涵，既要让群众明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阻挡大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坏山”而必须被挖掉，又要让群众明白推动构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历史大势，还要让群众明了只要保持强烈的历史主动和足够的历史耐心，就必定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共同家园。作为“知心朋友”，广大党员干部应弄清楚共情角色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感同身受走近群众的关怀温度，而“变”的是基于群众实践发展的关怀深度，因此，我们既要因时、因地、因人向群众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要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还要把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以确保改革实效。唯此，群众工作主体才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圆满答卷。
三、群众工作客体的三种力量诠释
对于群众工作客体的力量诠释，毛泽东在诸多文章中皆有过贴切述说，笔者认为，以下三种诠释具有代表性。
第一，“动力”代表的是一种奔涌向前的源泉力。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此，“动力”意在强调驱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源泉在群众，而群众也只有持续增强自身能量才能完成神圣的任务。那么，群众如何在时机与危机并存下实现源泉力的增量？一是以“觉悟”增进“动力”的韧度。虽然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意识自觉和实践自觉“比任何时候都高”，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及舆论宣传造成的不利影响又妨碍群众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的觉醒，因此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领下在思想和行动上“积极地”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才能真正成为新中国主人。二是以“团结”增进“动力”的力度。虽然群众在近八年英勇奋斗中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又表明必须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中的爱国人士，因此群众只有“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有饭大家吃”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总目标。三是以“努力”增进“动力”的速度。虽然群众推动世界历史朝向民主和平的总趋势已经确定，但是法西斯势力不愿看到与自身利益相悖的美丽新世界，因此，群众只有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道，在破与立的统一中“再接再厉”，才能实现中国革命“上下篇”的转变。
第二，“诸葛亮”象征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智慧力。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智圣诸葛亮原是东汉末年隆中隐士，后为刘备“三顾茅庐”的精诚所感，最终将毕生谋略悉献而成就蜀汉伟业。在此，这一历史人物的出场旨在告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那么，群众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贡献了何种智慧力？一方面是真实的需要。长久以来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封建宗法“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他们唯一热望的就是获得土地所有权，这解决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吃饭问题，而且涉及尊严层面的主体地位，唯有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直接结合才能真正激活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因此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成为推动广大群众积极践行“一要打仗，二要生产”指导思想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是实际的经验。红色政权创建时期，广大群众在江西和陕北发明的“变工队”“扎工队”“犁牛合作社”等劳动互助组织不仅缓解了劳动力及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而且提供了个体经济基础上集体劳动组织早期探索模式，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推进的合作社事业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第三，“铜墙铁壁”表达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依靠力。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此，毛泽东运用这一比喻意在告诉大家蒋介石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借助堡垒政策（严酷的经济封锁及交通封锁）筑造的“乌龟壳”在群众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群众如何发挥“铜墙铁壁”的依靠力？一方面是依托组织凝聚依靠力。组织既是贯通群众工作主客体的路径，也是激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载体，因此群众团体尤其是工会和贫农团即成为落实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贸易等经济建设各种工作的基本支撑，而以村子和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亦成为阐明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尽力改良群众生活以增加革命力量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是通过总体战释放依靠力。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及其附庸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战争就本质而言是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总体战，因此群众既要立足革命战争（军事意义）在破除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主导地位，又要重视经济建设推动革命战争的第一等重要意义，还要关注法律、文化等其他上层建筑的整体联动作用（皆服务于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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