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部署文化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时，指出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指明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

　　一

　　毛泽东文化思想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指导文化建设实践时得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构成的体系。由于毛泽东既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的高度来考察文化现象，又在文化方面有着独到的造诣，他的许多见解的精辟、富有启迪和具有久远的价值，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多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就毛泽东文化思想或文化观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下面试根据个人体会，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本点进行梳理和回顾。

　　——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主要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具体历史和革命实践，深入考察了历史发展中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对文化现象作出了新的概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概括和论述在指明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又提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对文化也有某种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是一定社会的文化的根据这一人类历史中的重要现象，提供了联系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来考察一定形态文化的科学思路。纵观人类历史中纷繁多姿、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这一思路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考察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可以更为精准和符合实际。同时，它指明了一定形态的文化对其所产生的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具有“伟大的影响和作用”，发挥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的思想。

　　这一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观点，为正确阐明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关于立足新的时代实践，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观点。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中，要求不断阐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它在文化上的旗帜，就是要求立足新的时代实践，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依据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对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和方针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论述道：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它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唯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和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才能和世界上一切别的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构成世界的新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唯其因为是科学的，因而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共产党人可以和有进步性的唯心论者、宗教徒在政治上、行动上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采取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态度，把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是应为人民所享有和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应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观点，虽然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国民文化的内容和方针而言的；由于其深广的思想理论内涵，也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文化发展方针奠定了基础。

　　——关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和当前阶段整个国民文化内容和性质的关系的观点。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必然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来领导，即只能由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领导。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五四”以前，中国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来领导的。但由于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败了。随着“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产生了反映新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文化生力军，才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此时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就决无领导作用了，领导作用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逻辑是：“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强调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领导，并不是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文化的内容和性质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为这个阶段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但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同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相统一的原则。他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用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同时他又指出，应该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同当前阶段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

　　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干革命和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同当前阶段行动纲领实践的有机统一。从而寓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引领于解决当前阶段实际任务的奋斗之中，使之获得精神的动力和保持正确的方向，既脚踏实地地为解决当前阶段的任务而奋斗，又遵循客观规律，逐步把我们的事业引向未来的目标。

　　——关于有分析地利用、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文化扬弃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进步文化的关系。早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他的名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明确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事实上，任何新的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并自觉不自觉地依据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加工，使之成为新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文化的发展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实践中历经淘洗、改造、创新即扬弃的过程。毛泽东依据文化发展的这种特点和规律，深入阐明了文化扬弃的思想。他分析道：新的文化的创造决不能拒绝借鉴、吸收古人和外国人，但这种借鉴和吸收绝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处理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扬弃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关键是要确立和遵循正确的标准和方法。毛泽东论述道：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里说的“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可称之为人民利益标准；“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可称之为历史进步标准。这两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检查历史文化遗产及所取态度的科学标准和方法。运用这样的标准和方法来处理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和吸收外国思想的问题，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批判地吸收中国悠久传统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之适合中国今天的实际需要，为今天的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进而做了精辟的阐述：“对中国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

　　——关于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要解决好“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观点。既然“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那么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如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人民的要求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高度概括：“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认为这是整个“问题的中心”。这个中心的问题解决了，文化领域的其他许多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为群众”就是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把立足点转移到为人民服务上来，转移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这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在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的要求和体现，也是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所以毛泽东强调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勉励文化工作者要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好这个立足点的转移问题。“为群众”，就是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把普及和提高联结和统一起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和提高的互动循环中促进文化的发展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是统一的。这就要懂得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在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的结合中， 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作品来，用优秀的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也“帮助人民克服自身的缺点”，大踏步地前进。同时，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要，包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需要。就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而言，如许多学者指出，毛泽东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深入阐明了文艺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宝贵篇章。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的观点。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文化发展，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升为党和国家指导文化工作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一种学派、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另一种风格，只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必须提倡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在他晚年病重的时候，还严厉批评“四人帮”极“左”的文艺政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因此，“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必然会有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出来，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要和群众一起审慎地识别香花和毒草，学会用正确的方法和毒草作斗争。所谓香花和毒草，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和大多数人的意志，判别的标准主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

　　实行“双百”方针，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在我们社会里，积极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所谓要实行“放”的方针，就是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要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这样对发展科学艺术比较有利。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科学艺术的方针。毛泽东深入分析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的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阵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这种地位”。

　　——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结合为整体，推进革命事业和建设新社会的观点。这是由对于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延伸而来的极富启迪的新思想。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和必要的战线，以及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战争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观点，是人们所熟知的。值得我们珍视的是，他并依据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观点，提出和阐明了把文化与政治、经济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它们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中，推动社会发展、建设新社会的宝贵思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在革命战争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根据地建设中，他多次结合具体实际阐明了把文化同政治、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向前推进革命事业的思想和要求。他说：“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对此，他有时又表述为“经济、军事、文化”，“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在具体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后，指出：如果我们党既学会了政治、军事，又学会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 ，他又宣告：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自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党的文化建设理论也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决定》对这条道路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入阐述，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要把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就文化建设而言，从前面大致回顾中涉及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来说，已可见毛泽东文化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指导意义。绝不能借口毛泽东晚年在文化工作指导上的偏差，而否定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以下仅从培养文化自觉问题入手，作进一步的讨论。

　　文化自觉问题自在宣传思想战线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提出以来，经过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已提升为党的文化工作方针。

　　文化自觉是指一定的主体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这里说的主体主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也包括了作为其中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群体和个体。在我们国家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和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是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前提和先决条件。 但文化自觉的问题同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密切相关，同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对于什么是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它应该着重体现在哪些基本方面，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会有不同的取向和看法。对此，本文认为需要贯通毛泽东文化思想同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紧密结合实际，提炼出一些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来，力求取得最大的共识，从而使得“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的方针更好得到贯彻落实。

　　——文化自觉首先是在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的自觉。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原理，是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理论依据。文化建设是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为整体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中，起着为其他各方面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环境和文化条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说的“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已经蕴含了把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作为新中国在文化上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标志。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奋斗，总结正反面的历史经验，今天这个奋斗目标和前进道路更加明确、更加自觉了。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党对文化在当今世界和中国战略地位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如《决定》所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在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的自觉，还必须深刻认识和重视文化育人的特殊功能。文化是一种绵延的价值之流，其中积淀、凝聚着一定的价值观和价值导向。因之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社会的人们，使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中受到它的影响和引导。我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文化育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发展者，一贯重视用先进文化、高尚精神引领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精神世界，塑造高尚人格，提高民族素质。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战略任务。这一切都贯穿着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特殊功能的问题，要求把用先进文化育人放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要位置上来。

　　——文化自觉应着重体现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上的自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深刻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文化觉醒的历史轨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描述了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先是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经过热切的期望和追求，多次的奋斗和失败，不断增长的怀疑和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惊醒，终于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重新观察国家命运的指路明灯。随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文化觉醒的历史轨迹。把握了这一历史轨迹，也就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能更好地懂得，为什么在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前已涉及，在“五四”前后，中国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发生了变化，因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的性质改变了。“五四”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所主导的；“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主导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也就为在全社会规模上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这一必然逻辑，把几代进步知识分子从追求旧民主主义到追求新民主主义，又进而追求社会主义，说成是“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说什么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知识分子党员的“独立人格”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龃齬”，在“党文化”的“严厉改造”下，“失去独立人格，成为附庸”。于是，有人在诬蔑各个时期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妖魔化党的历史的同时，极力呼吁要“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那么所谓“回归”要“归”到哪里去呢？他们这些年来的一个时髦说法就是要“承认普世价值、回归主流文明”。其实质是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奉为终极式的“人类主流文明”，要求回转到“五四”以前的起点，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说明，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上，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遵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文化觉醒的历史轨迹，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其征途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阐述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地位时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这就告诉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要把意识形态建设贯穿于文化改革发展之中。否则，文化的改革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灵魂和不可能抵制腐化因素的侵袭，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为此，我们就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按照《决定》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文化自觉要求践行在文化扬弃上的自觉。毛泽东关于文化扬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非常富有特色的内容。立足新的时代实践，通过扬弃，有分析地利用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审视鉴别、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于一炉，是发展中国人民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依据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扬弃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切实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认为新的文化可以拒绝借鉴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一概排斥的蒙昧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不加分析地推崇古代文化和道德传统、主张回归古代传统的文化复古主义以及反对无条件地颂扬西方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把它尊奉为“普世价值”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都是十分有害的。

　　就继承发扬我国古代文化中丰厚的道德传统来说，我们无疑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发掘和阐发，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道德底蕴和精神力量。但是，不能把一提到弘扬优良道德传统就归结为古代传统。有一种“传统断裂”说，更是把“五四”以来主要是在党领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革命传统，排除在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流之外。这种引导人们向后看，主张回归古代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要用文化扬弃的思想来正确看待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同古代优良道德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当看到，道德文化、道德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不断经受着历史实践的检验和淘洗。“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又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再到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深度和广度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中，合乎逻辑地发生了对我国古代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审视、改造与扬弃，也合乎逻辑地发生了新的文化与传统的创造。这种审视、扬弃和创造的时代性成果，就是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与高尚精神。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理所当然地成为对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

　　今天讲以文化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既包括了要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更要认识到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批判继承和改造发展了历史传统，更要大力加以弘扬，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把党一贯倡导的高尚精神灌注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和青年的思想与行动中去。如果讲弘扬优良传统和美德，而忽视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或不把它放到更加重要和引领的地位，就违背了传统本身发展的规律，与新的时代要求不相符合，也不能使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得到真正的弘扬。

　　——文化自觉归根到底在于使文化成为人民的文化和文化为人民服务上的自觉。坚持“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的观点，牢牢把握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要求。《决定》中对此进一步阐述说：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就文化创作生产问题论述道：“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原则是内在有机统一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一定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真正人民大众的文化，必然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文化，与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相悖，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因此，必须把握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同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在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中，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摒弃趣味低俗和“一切向钱看”之风。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就能够在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产品的社会效果中，在满足人民对文化产品的期待中，沿着正确的轨道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在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中，文化工作者队伍尤其是高层次文化人才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说明，文化工作者必须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贯彻“三贴近”的要求，才能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在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洪流中作出自己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贡献。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文化的主流，也就不能辨认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失去正确的文化立场，或漠视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精神追求，一味把个人的某种感受普遍化、绝对化，而对历史和现实做出偏颇的结论；或进而在惊呼“传统断裂”和“自我的失落”中，转向崇尚文化复古主义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呼唤。

　　以上对于提升文化自觉的理解和探讨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如果在这些基本的方面培养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文化觉醒的历史轨迹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就必将伴随产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力量和未来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这种文化自信，催生博大的胸怀、奋斗的意志和宏伟的目标，激励着我们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奋斗史，既是一部不断以思想文化的新觉醒和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的历史；又是一部充分展现文化自信，以先进文化鼓舞、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历史。邓小平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并认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也从一个本质的方面深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多么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编辑：张 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