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最简明的概括，也为我们总结新中国60年来、建党88年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全部经验中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本文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历史经验总结的方法论启示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经验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党。自觉地总结经验，可以将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回到实践中去，用理论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从而使理论和实践都向前推进。我们的实践是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的统一，经验总结也可以在整体或部分、全局或局部的各个不同层次上，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但是，最后总是需要把各个部分的经验集中起来，把各个侧面的经验统一起来，形成整体性的全面的认识。这是人的认识在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3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不断进行、不断深入的经验总结。仅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总结而论，2002年党的16大总结了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十条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17大总结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30年来的十条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又把这“十个结合”的经验逐条展开，做了系统的阐述。正是在这些总结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的极其重要的论断。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如此简短的总共不过35个字的结论来概括30年无比丰富的宝贵经验，无疑是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其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理论体系的回答，它既是我们高举的旗帜，又是我们正在走着的道路，也是我们坚持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自己的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今后如何继续“走”呢？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上述“归结到一点”的历史经验，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什么是自己的路？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这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应该如何走？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重要历史时刻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例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集中回答了当时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概括：“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中国已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和我们党建党28年来的历史，作出了把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的总结，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这一总结集中回答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为我们新型国家政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建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党中央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出了明确的概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通过贯彻这条总路线，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所作出的历史性概括总结的另一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回答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回顾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他批评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阐明了我们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把这种态度概括地称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3—754，758—759页）“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后来成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集中概括。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又如，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建党24年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入了党章。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总结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在党的八大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回顾说：“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页）

　　

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经验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要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全党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并且高度地概括起来，形成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或称基本路线，也称政治路线），以便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同时，党又不断回顾和反思自己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总结其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党的正确路线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来自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把这后一方面的基本经验集中概括起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以上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和总结是相互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总结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并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不会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20世纪70年代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拨乱反正，是以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突破口的。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上述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和总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党的总路线（在不同时期也称基本路线、政治路线）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是对同一个思想的不同形式的表达。邓小平既讲毛泽东把“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又讲“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邓小平还说过：“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政治路线）概括了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目标和政策，党的思想路线则是制定和贯彻党的总路线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随着客观形势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当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历史发生重要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党的总路线也会与时俱进地向前推进，发生重大的变化，而党的思想路线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则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活的灵魂。思想路线的内容当然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但它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始终如一的。正是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党才得以正确把握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的与时俱进。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一基本结论，重申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又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之成为新时期我们党高举的旗帜，这样就把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结合在一起，作出了最集中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统一。26年之后的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作出的关于“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的重要论断，无论在精神实质或表述方式上都是与邓小平在十二大的论断一脉相承的。其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结30年的历史经验表达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政治路线或总路线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也是对党的全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仅适用于当前阶段，而且是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原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经验。

　　

二、为什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可以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为什么坚持这一“结合”的原则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党无比丰富的历史经验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结合”的原则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坚持“结合”的自觉性。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工人阶级的成长，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还在马克思刚刚开始创立自己新的世界观之时，他就宣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184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并且组织起来的标志。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一旦产生，就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是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使自发的工人运动走上了在科学思想指引下自觉遵循社会客观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轨道，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同马克思主义之间这种血肉相联的关系表明，能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然直接关联着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成败得失。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如此。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却屡遭失败。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页）从党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全部实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展开的。经过28年的奋斗，党领导人民创建了我们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总之，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我们的全部实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践。我们的全部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理论。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因而不能不说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第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考察，这是由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的。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包含着多种矛盾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认识规律具有客观性，人们认识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其认识活动是否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着认识活动一般过程的认识基本规律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了这一规律并把它概括为一个简单明确的公式，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至297页）毛泽东对认识基本规律的揭示，是围绕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展开的。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认识活动诸多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因而实践和认识相互关系的规律，就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两次飞跃”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规律。理性认识的完整形态，就是理论。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实践—认识活动能否遵循着认识基本规律前进，对于人们认识的正确或错误、实践的成功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关系，所以，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否符合认识基本规律的集中表现，因而决定着实践—认识活动的成败得失。

　　

第三，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这是由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根本规律。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存在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切事物之中，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有其区别其他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又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并且强调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320页）既然关于这一相互关系的道理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这一关系的把握，就成为我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关键所在。

　　

客观事物自身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关系，决定了人的认识发展的一规律：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通过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然后再以这种对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其他各种相关的具体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毛泽东阐述了认识运动中特殊和一般相互转化的过程，概括出一条认识规律：“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由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都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因此，人们如果不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各有其特殊性、个性的具体事物；如果不认识包含在具体事物矛盾特殊性、个性中的普遍性、共性，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不能形成或不能理解科学的理论；如果不懂得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普遍性、个性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关系，就不能自觉地用科学理论指导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又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理论。

　　

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认识中国社会、指导中国实践的关系，就是在“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把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的关系。这就表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尊重客观世界固有的辩证法，就是把握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理论去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统一，就是自觉遵循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特殊的认识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凭空出现的公式生搬硬套，都是离开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抛弃了辩证法，背离了认识发展的规律。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指出，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个性，才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又不懂得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后，还必须继续研究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他们完全否认并且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王明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正在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生机勃勃发展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遭到严重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这一“将本来做得很好的事情弄得很坏”的惨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为对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在这四大问题的首位。我们党是怎样探索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呢？这个讲话中紧接着就做出了“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的重要论断。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最简明的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集中体现。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30余年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其他三个重大问题的成功探索和正确回答，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新中国成立60年来、建党88年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成功探索和正确回答，也是沿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前进而取得的。因此，实行这一“结合”，是党的全部历史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至259页）这条普遍真理，对于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把这条普遍真理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既要把丰富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充分认识“结合”的重要意义，又要将归结起来的历史经验再展开，即深入研究结合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把握结合的理论原则和实行方法。邓小平对外国朋友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也经常犯错误。”他指出，坚持“结合”，要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包括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两个方面。“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同上书，第259—260页）这些论述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对于如何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实现“结合”的深刻总结。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史，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新中国60年的历史，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88年的历史，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党在自己的长期奋斗中积累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共和国的历程，应该认真总结“结合”的宝贵经验，以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实行这种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