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写于 1857 年 7 月，是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起初马克思打算从批判巴师夏《经济的和谐》入手，展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述。很快马克思改变了这一想法，在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的工资理论的批判中，他意识到: “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紧接着，在 1857 年 8 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像劳动、交换价值和货币这些最为抽象的范畴，可能成为他的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但是，留存下来的《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发展中却有着重要的地位，是理解和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文献。

　　

一、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早期发展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述。这部手稿的显著特点是，马克思以其娴熟掌握的哲学话语来阐述他刚开始研究的经济学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是以经济思想史的探索为起端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根据马克思当年留下的三个手稿编辑而成的。其中，在《笔记本Ⅰ》的手稿中，马克思对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分作三栏并列地进行阐述和作出比较研究。在《笔记本Ⅰ》的第Ⅰ页到第ⅩⅤ页对工资范畴的阐述中，以及在与此相并列的第Ⅰ页到第ⅩⅥ页对资本的利润范畴和第Ⅰ页到第ⅩⅩⅠ页对地租范畴的阐述中，除了主要引述了斯密《国富论》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引述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萨伊《论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对他人劳动产品私有权基础问题的论述、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有关论述等。同时，马克思还引述了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 1843 年) 中工资与劳动时间关系的论述、机器大工业发展中女工和童工的命运问题、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 1842 年) 、查·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以书信形式向医生提出》( 1842年) 和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1840年) 中贫富人口分化状况问题等有关论述。以斯密到李嘉图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对同时代经济学家理论研究的结合，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形成起端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经济学形成起端的这一重要特征，也反映在他大约写于 1845 年 3 月的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评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 1841 年，马克思对李斯特这一新作的评论，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力图通过经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揭示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得失。

　　

在对德国和英国、法国经济学发展比较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释历史和如何对待斯密及其学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把所有的英法经济学家“统统归到‘学派’名下”，这样，在李斯特眼中，“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就李斯特经济学的本质来看，他“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因而“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在对李斯特经济学无视“现实的历史”的批判中，也是在对德国和英国、法国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马克思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一是“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这时已经透彻理解了经济学理论产生的物质社会基础，完全搞清了经济思想的历史据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二是“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马克思也已经完全清楚，经济思想的接续发展无非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历史演进过程。

　　

出版于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后的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述，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形成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阐述了理解经济学“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这就是: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但是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就必然“自问”: “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 11 世纪或者 18 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 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把握的基本问题和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马克思还阐述了经济思想“历史剧”中“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发展来看，一方面“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如马克思认为的，“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来源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是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反映; 同时，经济学家又成为对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历史演进的传承者。前者使经济学家成为经济思想“历史剧”的“剧作者”，后者使经济学家成为经济思想“历史剧”的“剧中人物”。马克思对“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关系的说明，揭示了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思想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各种学派”作出初步的判断，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两重的”，其突出表现就在于: 一是“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即资产者的财富增长和无产者的贫困产生“两重的”分化; 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的“两重的”结果; 三是“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资产阶级整个财富的增长既是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同时也是单个资产者不断被消灭、财富不断被集中的“两重的”过程。在这三个方面的“两重的”冲突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天比一天明显了”。正是在对这些“两重的”冲突的不同理解中，经济学才形成“各种学派”，如产生了马克思提到的“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等等。

　　

1851 年下半年，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学体系三卷著作的计划，即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社会主义者“批判”、第三卷政治经济学“历史”。在这三卷著作的计划中，前两卷是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最后第三卷是经济学思想历史阐述，在整体上呈现了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到第三卷政治经济学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但是，在经济学体系中，只有在对理论原理阐述之后才能有思想历史阐述，从经济学的理论原理阐述上升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是不能改变的，他在 1851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如果把这两者颠倒过来，“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原理和经济思想历史的整体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原理阐述和思想历史阐述结合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学体系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问题。马克思还肯定地认为，他那些年来“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二、《巴师夏和凯里》中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创见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承继他之前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特别是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出了新的理解。

　　

第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整体过程的概括。在这之前，马克思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就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结束”的意义上提出过: “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在《巴师夏和凯里》中，马克思从经济思想史的整体意义上提出: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 两个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 结束的，同样，它在 17 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马克思第一次对经济思想史演进的阶段和特征做出了整体性概括。

　　

第二，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分析。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走势，马克思从理论和方法上区分出四种主要倾向: 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 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以及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为代表，有着“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 三是以一些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 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 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 发挥李嘉图”。马克思对这一倾向的评价是: “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对这四种主要倾向的阐述，是马克思对自己十年前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三种“学派”区分的深化。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三个方面“对抗性质”的表现日益明显时指出: “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马克思当时把经济思想历史上的“各种学派”分为三类:

　　

一是“宿命论”学派。这一学派的总的表现是，“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一学派可以分为“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是指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他们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浪漫派”是马克思所在的“这个时代”的，“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二是“人道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主要在于，“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 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 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人道学派”中还可以分出一种“博爱学派”，这一学派“否定对抗的必然性”，它“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

　　

三是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学派在其发展中可以分作“革新的科学”到“革命的科学”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社会背景与特征在于，“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后一阶段的进程和特征在于，“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显然，四种理论倾向和三个“流派”的划分，虽然相隔十年，但还是有着内在统一性。从这两种划分的统一性上来理解，才能够较为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实质。马克思没有给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流派简单地贴上标签，而是力求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方法的多视角上梳理和厘清经济学的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流派之间的关系。三个“流派”中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流派，并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围，但却与以下将要谈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例外”流派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揭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例外”的实质。马克思认为的“一个例外”，就是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经济学倾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认为: “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马克思强调，这种“例外”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对立面”的，一方面他们看到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所以，在理论倾向上，“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 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这一“例外”的经济学“流派”就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学。这就是说，把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当作谬误加以抨击和以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为对立面，就是马克思当时认为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性质。

　　

第四，经济思想发展的“意向”和“民族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也形成了“同样的意向”下的具体观点上的差异。马克思在分析了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的“民族环境”后，对凯里和巴师夏具体观点上的差异做了五个方面的区分:一是由于对国家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上认识的差异，凯里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二是在对经济和谐的认识上，凯里在确认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的同时，“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而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三是经济关系上的差异，面对“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的美国的经济关系，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而巴师夏面对“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他“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四是在“非历史”和“反历史”这一共同性上也存在差异，凯里和巴师夏“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 18 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 五是在方法上，“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经济思想的“意向”和“民族环境”这五个方面关系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于区分以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和国别、民族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经济思想史上各种经济学流派、思潮的理论取向和国别、民族特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巴师夏和凯里》中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的编译者，对《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上的成就做了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 认为“马克思用巴师夏和凯里的观点作为实例，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述的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这一评价基本是中肯的，但由此也引出了与这一评价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但并没有相应地提出“庸俗政治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的概念; 即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在这之前 10 年，马克思在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提出来。同时，马克思所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否只是指巴师夏和凯里作为“例外”的这样一些经济学家，还是也包括马克思提到的像约翰·穆勒、图克、麦克库洛赫等具有这四种不同倾向的经济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马尔萨斯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那么，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明确地”区分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呢?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来看，如果认为《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那么，其显著的意义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更为清晰地阐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内涵，特别是对李嘉图在其中的特殊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继撰写《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之后的两年，马克思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再次做出的经典表述就是: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忘记对他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提到的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时“两个相对立的人”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 “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 17 世纪末和18 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会成为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这种对比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与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学一样，古典经济学在具有“同样的意向”的同时，也会由于“民族对比的起源型”差异而出现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差异。对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所在国家的“社会对立”状况、“民族对比的起源型”的经济分析内容，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也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方法论规定。

　　

第二，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结束”，并不是全面地转化为“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说或“学派”，如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提到的经济学的四种不同倾向，其中依然包含着“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像流通这样的“有些新发现的领域”、在论述殖民地、人口等的著作中也有“材料更丰富”的表现、为普及经济学和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对过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重复”等等，这些倾向在理论和方法上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经济学跌宕不定的理论态势。

　　

第三，如果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已经区分出“庸俗经济学”，那么这种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外”，有其特定的含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其特定的含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可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 二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李嘉图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对李嘉图的贬斥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需要和结果; 三是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马克思把凯里和巴师夏放在一起就在于，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应该是马克思当时认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的含义。因此，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不是全盘地而只是作为“例外”的部分转化为庸俗经济学; 而庸俗经济学作为“例外”，就在于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经济学的抨击和诋毁上。在《政治经济学( 1857—1858 年手稿) 》中，马克思对这一理解做了进一步的展开说明。马克思把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经济学称作“堕落的最新经济学”，认为“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因为美国人凯里至少还强调了某些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条件”。这种经济学的实质在于，针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中，马克思又谈到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认为，巴师夏“拼凑出”的《经济的和谐》，“这类有气无力的、夸夸其谈的胡说竟被说成是一种进步，被用来同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的斯图亚特、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抗。但是，巴师夏并不是这种和谐论的发明者，相反，他是从美国人凯里那里抄袭来的”。在这里，马克思对凯里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征做了描述。在凯里那里，曾证明经济“和谐”的存在，而且“和谐”还被归结为“简单交换过程的抽象规定”，但同时，凯里又认为，在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和谐被国家歪曲了，而在美国则被这种关系所表现的最发达的形式，被这种形式的英国型的世界市场的现实歪曲了。

　　

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取向再次做了比较研究。马克思认为，首先，“凯里对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富于独创的，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每当巴师夏偶尔离开矫揉造作的陈词滥调去考察实际范畴( 例如地租) 时，他就干脆抄袭凯里”。其次，“凯里主要是克服同他的和谐论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本身所阐述的那种形式上的矛盾，而巴师夏则同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辩”。第三，“凯里的较深刻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本身中遇到了对立面，他作为和谐论者不得不与之战斗，而好虚荣和好争辩的饶舌家［巴师夏］则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之外看到了这种对立面”。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当时认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的含义。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所阐释的经济思想史观，是马克思之前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赓续，也为之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 1 卷( 特别是这一卷的《第 2 版跋》) 中经济思想史观的发展，都可以看到《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的这些阐释的影响。（注释略）

　　

（作者单位: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武汉大学）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