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1956年4月出版。或许由于名为“全集”，很多人不知道它收录的斯大林著作并不全。2006年，《斯大林全集》俄文版已推出第18卷，而2011年第14-16卷的增补也全部完成。为什么要特别介绍第16卷增补版？不仅因为增补版补充的内容很多，远远超过胡佛版和1997年十月革命纪念版的含量，而且因为第16卷涵盖的历史阶段非常重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斯大林去世，是斯大林全面领导苏联建设、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时期，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斯大林、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尤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苏早期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第17、18卷主要收录诗歌、信件、命令等，相当于补遗。所以，本文着重介绍《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6卷最新增补版的主要内容。

　　一、版本情况

　　1946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着手编辑《斯大林全集》，计划有16卷，由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前13卷顺利问世，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出版，并销毁了已制好版的其他几卷。根据第1卷《出版说明》里的预告，第14卷为1934年-1940年的著作，第15卷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卷则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美国胡佛研究所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后三卷，不过对这几卷的内容作了重大调整。原计划收入第15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没有全文采用，只取其中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将其放到第14卷，第15卷则改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第16卷也改为收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作。

　　胡佛版大体得到了俄罗斯左翼学者的认可，实际上，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斯大林文集的研究和续编。1997年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牵头、工人大学主编的后三卷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在胡佛版基础上对第14、15、16卷内容作了调整，当时只印行两千册，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此后于2004年和2006年，俄罗斯先后编辑出版了第17卷和第18卷。第17卷主要收录了斯大林1895年－1932年的诗歌、书信、电报等，苏共中央科学方法委员会编，特维尔“北方王冠”科学出版公司出版；第18卷则查漏补缺，增补了以前未收录的1917年－1953年间的讲话、报告、书信、电报、谈话记录、批示、命令等，也有个别文章在前面卷次中有收录，但此卷录入了不同版本，署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赫列博尼柯夫工人大学联合编辑，“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与此同时，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赫列博尼柯夫工人大学对1997年版第14、15、16卷的内容作了调整和增补。修订版仍由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任总编，第14卷收入1934年3月-1941年6月的著作，篇目增加了16倍，已于2007年由“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第15卷由于内容增补很多，共分三册，上册收录了从1941年6月-1943年2月的文章，中册收录了从1943年2月-1944年11月的文章，下册收录了从1944年11月-1945年9月的各种著作和文献，内容上比1997年版增加了近10倍，于2009年－2010年陆续出版发行。第16卷也分两册，上册收录了1945年9月-1948年12月的文章，下册收录了从1948年12月-1952年战后重建和苏联经济发展期间的文章，内容比老版增加3倍多，于2011年由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出版。

　　二、主要内容

　　按年代排序，1997年版（老版）中第16卷的重要篇目如下。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6年2月23日）》、《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令（1946年5月1日）》、《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就1946年10月23日接到的问题）》、《致贝尔格莱德斯拉夫大会的电报（1946年12月8日）》、《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1946年12月21日）》、《在创作型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令（1947年2月23日）》、《和史塔生先生的谈话（1947年4月9日）》、《莫斯科贺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传略〉第二版校样修改意见》。1948年：《致巴锡基维先生的信（1948年2月22日）》、《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1948年4月7日）》、《答华莱士先生》、《答〈真理报〉记者问》。1949年：《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就1949年1月27日接到的问题）》、《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匹克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奥托•格洛杰沃的信》。1950年：《致托雷斯同志的信》、《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回尼赫鲁先生的倡议》。1951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的信》、《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的信》。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答美国报界编辑代表团问》、《苏联青少年代表团欢迎词》、《致毛泽东先生的信》、《在苏共19大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4日）》、《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就1952年12月21日接到的问题）》。附：拉伊萨•柯纽莎亚《斯大林文集及其传略出版回忆录》。

　　2011年版（新版）增补的重要篇目如下。1945年：《朱可夫出访美国（1945年9月14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节选（1945年9月14日后）》、《给米高扬的电报（1945年9月22日）》、《斯大林大元帅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先生（1945年9月23日）》、《斯大林总理致艾德礼首相的私密信件（1945年9月24日）》、《塔斯社播发文章〈日本在满洲的秘密武器库〉（1945年9月25日）》、《同“芬兰-苏联”协会代表团的谈话（1945年10月8日）》、《斯大林大元帅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先生的私密信件（1945年10月26日）》、《贝尔格莱德，基谢廖夫转铁托元帅（1945年11月2日）》、《给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的电报（1945年12月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日程选（1945年12月29日）》。1946年：《同美国全斯拉夫大会主席柯尔日茨基的谈话（1946年1月3日）》、《同美国大使哈里曼的谈话（1946年1月23日）》、《同美国大使斯密特的谈话（1946年4月4日）》、《给伊朗总理艾哈迈德•苏丹的电报（1946年4月8日）》、《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的谈话（1946年7月23日）》。1947年：《给王世杰和蒋中正的电报（1947年1月3日）》、《与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1947年1月10日）》、《同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谈话（1947年4月15日）》、《给铁托的电报（1947年4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文(1947年12月16日)》。1948年：《同匈牙利总统吉尔季的谈话（1948年2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文（1948年4月20日）》、《致毛泽东的电文（1948年5月10日）》、《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的信（1948年6月9日）》、《致毛泽东的电文（1948年10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文（1948年11月22日）》。总的来看，《斯大林全集》第16卷增补版超过一半的篇目涉及外交，只有一小半讲苏联内部秩序问题，这与当时苏联处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分不开。文章体现了1945年-1952年苏联国内外时局的特点，也反映出斯大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思考。

　　第16卷增补版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关系。打着“欧洲复兴”旗号的“马歇尔计划”奠定了强大的反苏亲美联盟，欧洲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并最终走向对抗。社会主义苏联必须回答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社会主义是不是等于极权加暴政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访谈和问答中，斯大林论述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如1946年4月4日《同美国大使斯密特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258-273页。）和1947年4月15日《同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500-510页。），谈到美苏关系和战后关于世界秩序引发的争议，斯大林绝不退让的强硬态度使美国人认识到解决欧洲问题必须与苏联合作。1946年，在就丘吉尔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斯大林指出了共产党在战后欧洲的成长。他说，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增长起来，而且几乎在欧洲一切以前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或者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侵占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也都增长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艰难年代里，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制度、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战士。波兰选择社会主义，是波兰人民的自主选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的前任所做不到的。丘吉尔说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这种挑拨苏波关系的做法没有根据。丘吉尔这样说无非是想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来保持自己的仲裁者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如果说丘吉尔用这个问题来反对俄国，他为什么要掩盖通过这一决议的不仅有俄国人，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针对丘吉尔提出的所谓“极权主义、暴政和警察制度”的指责，斯大林一一作了回答，并分析了欧洲历史上复杂的各国关系，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

　　此外，第16卷收录了一些私密文件，如《斯大林总理致艾德礼首相的私密信件（1945年9月24日）》、《斯大林大元帅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先生的私密信件（1945年10月26日）》，还有与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匹克和芬兰共和国总统巴锡基维等人的交往与通信，谈到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解决朝鲜问题、民主德国的建立和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问题，也在各种各样的访谈和问答中谈到了与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两个阵营斗争的过程、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关于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虽然出台了“莫洛托夫计划”以克服离苏倾向，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就发展阶段、建设模式和谁来执政等具体问题，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各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电报、致东德总统威廉•匹克的信、同匈牙利总统吉尔季的谈话等文中有一定反映。随着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大，苏联要加强与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的交往，并协调国际立场。从第16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47年前后斯大林对国共态度的摇摆，如他在年初还与蒋介石保持友好联系（在1947年1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斯大林感谢蒋介石对他的新年问候，并致以同样的新年问候，表达自己对蒋先生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祝愿。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454页。），在年底就通过苏联国防部总情报局库兹涅佐夫上校与苏联派驻中共中央政治局总部的少校医生杰列宾（А.Я.奥尔洛夫），积极促成1948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就1948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一事，斯大林说：“苏维埃政府欢迎毛泽东访苏，当然，为他与中国的联系和私人电台提供保障。”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562页。）。1948年5月10日，鉴于傅作义的部队还在发起进攻，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考虑推迟访苏，如毛泽东决定按原计划执行，苏联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派出一架飞机接毛泽东（《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634页。）。由于国内战争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毛泽东访苏直到1949年底才成行，所以全集中多封电报都在讨论毛泽东访苏，如1948年10月17日和1948年11月22日两封致毛泽东的电报都是商谈访苏的时间和计划等问题。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根据这封电报，毛泽东曾在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两次致电斯大林，而斯大林到1948年4月20日才复电，因为必须查阅一些必要的资料，并征求其他领导和相关部门意见后才能给予回答，这表明斯大林对问题的谨慎态度，也说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对第一封电报，斯大林回复的意见是：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但不同意“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模式，一切政党，除了共产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的观点。斯大林说：“中国不同的反对党派都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并反对国民党集团，应该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吸引团结他们以反对中国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强国。”斯大林建议吸收这些党派的部分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具体多长时间还难以判断，中国政府应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也就是说，暂时不能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也不能不分大小没收所有地主的财产，应该等时机成熟再做这些事。对第二封电报，斯大林的复电是：同意毛泽东在此封电报中的全部结论，关于成立中央政府和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进入政府的构想完全正确（《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629-630页。编入全集前，此电报载于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ХХ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Том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1950.Книга1:1946-1948гг.сс.411-412。）。据此，苏联前领导人米高扬认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才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对于这两份电报的真实性和米高扬的看法，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一份关于中国民主党派前途命运的重要文件，有的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的试探之举，还有的怀疑这封电报的真实性。

　　其实，毋庸讳言，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建议”或“指导”很多，但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促使中国日后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原因之一。1949年1月6日，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在夏天前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以防国民党反扑（《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1页。）。1949年2月初，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表明反对外蒙与内蒙联合的主张（《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22页。）。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涉及两大方面，一是苏中关系，二是中国东北和新疆事务，涉及苏中新条约的条款、中长铁路、旅顺口协定、大连的地位、苏中贷款协定、与新疆和满洲的贸易协定、苏联派到中国的飞行团等重要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多次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赴朝作战和军事援助（《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甚至具体的作战方案（《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及和谈条款（《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等问题，同时也有多封电报致金日成。1952年8月-9月，周恩来秘密访问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同斯大林就朝鲜形势、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形势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及旅顺口协定问题进行会谈。会谈还涉及修筑一条或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或途经新疆地区的中苏之间的铁路计划。这是继毛泽东来访后，斯大林生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会见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层代表。自苏联档案解密后，这些电报的内容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三是苏联内部问题。苏联内部存在着发展经济、团结各民族、巩固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对我们理解苏联当时的状况及后来的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计划经济，斯大林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况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这里既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也有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不成熟的科学认识，可惜这个思想没有被执行者们充分重视，以致苏联计划经济越来越僵化。谈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斯大林不同意萨宁娜和文热尔“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的结论，批评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道路。在讨论如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时，斯大林认为“收归国有，宣布是全民财产”这一做法“完全不正确，是绝对不能采纳的”，因为“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也不能采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的办法，因为农庄无力负担旧机器作废和更换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必然破坏农业机械化，降低农庄发展速度，只有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商品流通对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有害无利的，苏联要发展自己的“产品交换”系统。“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斯大林认为消除商品流通有助于提高全民所有制水平，并且在当时的苏联是唯一可行的，但是是否要消除商品生产，在研究马列原著并对19世纪末的英国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但是必须限制商品流通，这种思想造成了苏联“配给制”的大量存在，同时降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述有关苏联经济的引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下），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221-227页。）。〖JP〗

　　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传略〉第二版校样修改意见》中，斯大林校订了一些史实，并将部分问题细化，如改正了1902年-1913年他被捕和被流放的次数，指出在圣彼得堡期间与他一起积极参与领导《真理报》工作的不仅有斯维尔德洛夫，还有莫洛托夫，同时去掉了许多溢美之词，如第二部分在谈到高加索联合委员会时去掉了“斯大林领导的”，第五部分谈到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在沙皇领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时，将“建成了自由繁荣的苏维埃共和国”改为“开始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去掉自己是“伟大苏联缔造者”的说法，第六部分去掉“直接领导决定性战役”的“直接”一词，第七部分讲布尔什维克党引领国家走向历史新阶段时，去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第八部分讲工业化建设时，去掉了“为全国所骄傲的那些工业化巨大成就，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十部分讲苏联宪法的国际意义时，删去了“斯大林同志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最宝贵的贡献，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著作齐名”。诸如此类的地方还有很多。根据卷中附录的、亲身经历了《斯大林全集》出版过程的拉伊萨•柯纽莎亚回忆，斯大林多次拒绝了政治局关于出版《斯大林全集》的决议，尽管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在校样中无数次将归因于他个人的功绩划掉，换成“在党的领导下”；值得重视的是，他补充了“在列宁去世后，在同怀疑论者和投降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分子和加米涅夫等人斗争中，形成了以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施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和其他一些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了列宁的伟大旗帜，把党团结在列宁遗嘱的周围，引领苏联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宽广道路。这个核心的领导、党和国家的指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对此，拉伊萨的看法是当时党内外面临着尖锐的斗争，“第五纵队”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虽然斯大林同志是谦虚的，但他也必须树立威信，才能巩固以他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权。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泼脏水是不得人心的，也是立不住脚的（有关《斯大林传略》的全部引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435-453页。）。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集体作者之一，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后来苏共党内进一步分裂，与高层领导人对如何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有关，也与肃反扩大化的执行有关，这当然是斯大林的错误，但说斯大林一开始就残酷镇压清洗干部队伍恐怕是不合实际的。

　　三、增补版的可信性和编译状况

　　由于《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4-18卷是一个整体，此部分将对新版的整体情况，而不仅仅对增补第16卷的权威性和翻译状况进行介绍。《斯大林全集》第14－18卷是有价值的。与原来全集中大多收录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不同，新版增补了一些标注“机密”、“秘密”的文件，多来源于解密后的苏联档案，包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总统档案的文献，均有详细卷宗编号和页码可查，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来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记录有编号、发出时间和地点及记录人签名，苏共高层和外国领导人日记都标明年代和页码，如斯大林1947年8月12日给季米特洛夫的信就来自季米特洛夫日记（《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526页。），还有一些文件来自外国档案馆，如1948年3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欢迎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的隆重午宴上的讲话节选》来自白俄罗斯中央国家档案馆（《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600页。），而1945年10月24日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谈话从《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关于1941-1945年英苏关系的英国文献》翻译而来（《斯大林全集》第16卷（上），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文献来源的权威性和丰富性是新版内容扩充的基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4-18卷，中央编译局没有翻译，目前也无翻译计划，所以没有中文版，但一些篇目，大多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通信等被收录在1984年中央编译局翻译、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还有一些文章被收录在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无论原计划中的老版还是后来增订的新版第14-16卷，再到资料性很强的第17、18卷，我们没有完整的中译本。随着国内外对斯大林研究的深入和争议不断涌现，文集的完整性和研究的系统性成为新问题。

　　编译完整的《斯大林全集》是有必要的。一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斯大林研究、苏联模式研究对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应因为它的某些历史局限性而全盘否定；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外对斯大林的争议很多，我们缺乏系统而权威的一手资料，分析和辩驳林林总总的观点；三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的一些文章已有翻译基础，只是篇目并不完整，尤其缺乏以前没有公开的重要文件，也缺乏统一的版本依据。总之，对《斯大林全集》的翻译研究不应急功近利，也不能削足适履，应正确认识新版《斯大林全集》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斯大林全集》第16卷(增补版)，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2011年。

　　[2]《斯大林全集》第16卷（旧版），莫斯科：“作家”出版社，1997年。

　　[3]《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956年。

　　[4]顾宁：《美国胡佛研究所有关苏联档案的收藏》，《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

　　[5]沈志华：《1950：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yl23455永利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张晓敏）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