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而从21 世纪第二个10 年开始，在国际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贸易进入低迷期，复苏艰难乏力，我国出口需求增速随之放缓；在国内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遭到资源、环境等因素的掣肘，难以为继，在完成转型之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了逐步放缓的趋势。如果说，2010 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为10.4%的话，2011 年就放缓至9.3%，2012年7.8%，2013 年7.7%，2014 年7.4%，2015 年又由第一二季度的7% 放缓至第三季度的6.9%。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国际上有些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源于我国的国有产权低效、高杠杆率、人口老龄化、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等内部结构因素，因此，他们叫嚷“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乃至“中国经济崩溃论”。

与此相反，我们党在认真研究各种因素以后认为，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节节下滑，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密切相关。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把适应、把握、引领这种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把握、引领新常态而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从而也使中国道路面对着新的环境，与时俱进地发展出新的功能。

一、发展理念随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

指导一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着我国过去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很贫困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

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 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滞， 甚至是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强调：“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中央在考虑新世纪我国发展的战略时，突出强调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就是立足于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重的道理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他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突出和凸显，江泽民又把诸如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以及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长时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突出，再加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我国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对此，如果应对失误，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社会长期动荡，这就促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新的理念，它针对着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凸显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的道理、模式、战略、动力、目的、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在进入21 世纪第二个10 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作出了重大战略判断。2014 年5 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概念。6 个月后，他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的开幕式上，首次阐释“新常态”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说：“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201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9 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国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就是说，在这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我们把握、引领新常态而提出来的。它们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这是一种“以大势为导向”的认识论，又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它们是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战略指引， 是指挥棒、红绿灯， 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2015 年11 月23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正是其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又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这个“脉”，就是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新常态”下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战略指引

（一）“创新”

我们党历来强调创新在我们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讨论“十三五”规划时， 讲话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这表明我们党对创新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为 什么创新会被提到这样的高度、被赋予这么大的重要性？ 这里除了创新本身在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比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等；除此之外，还有其深刻的背景：从历史上说，我国发展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 世纪以前， 世界上最重要的300 项发明和发现中， 我国占了173 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近代以来我国之所以会由先进变为落后，重要原因之一是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从现实来看，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某些重要领域还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还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特别就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我们高速增长了30 多年，现在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出口增速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放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情形正如习近平2015 年3 月6日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的：“老常态的路子，简单粗放发展的路子难以为继了，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总之，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

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期：过去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向依靠科技、依靠内需的创新驱动，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发展动力。

之所以说创新在应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中具有针对性，首先在于我们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我们才能把握、引领新常态，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二）“协调”

“协调”所要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不协调。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 占国土面积60%的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 还不到东部地区人均收入的1/3； 城乡之间的差距，1978 年为2.56 ∶1，1985 年为1.86 ∶1，2009 年又上升到3.33∶1，2014 年为2.92∶1； 上海居民的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低省份的5.6 倍；2.5 亿城乡外来人口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2012 年各省市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比差，普遍高于2.5∶1。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恶果之一，便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国家维持社会稳定费用的不断增多：20 世纪90 年代，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年均1 万起；近年来上升到年均10 万起。为此，2012 年国家公共安全支出达7200 多亿元， 比军费开支还要多500 多亿，公安干警达200 万人。把“协调”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要使上述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的发展转向协调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必须改变。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 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要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不协调，同样需要妥善解决。这就是说，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就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 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说到底，协调发展，就是要找出发展中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下好“十三五”时期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三）“绿色”

“绿色”所要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这特别是针对原有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和环境方面问题较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而提出来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突出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浪费严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大大超出全世界的平均水平。2009年， 我国单位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2.4 倍、德国的4.2 倍、英国的4.4倍， 虽然近年来我国单位GDP 的能源消耗有所下降， 但能源消耗总量却在迅速升高。2002—2013 年间，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由159亿吨标准煤上升到了375 亿吨标准煤。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2011 年，我国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达427.9 亿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2 亿吨，在碳排放方面，我国达到人均6.2 亿吨， 远远超出全球人均4.4 亿吨的水平，并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0 年，我国的排放总量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排放总和。我国70%以上的江河湖泊遭受污染，全国600 个城市中有400 个城市缺水或严重缺水，70%以上的城市出现雾霾、沙尘暴。

绿色发展的要求，正是被这些资源环境问题“倒逼”出来的。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我们必须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绿色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要求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因此，我们要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绿色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求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而绿色化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则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在提出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们党还从过去只注重排污量减少、能耗降低等片面的环境保护观，转变为将“提高环境质量”作为环保工作的核心，强调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无疑也是我们党决心推进经济发展绿色化的一大亮点。2016 年1 月18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四)“开放”

“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发展国内国外联动，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使我国经济的低水平开放转向高水平开放。

自2001 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成为在法律框架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开放，并主动转向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但自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与形势的要求相比，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还不够高， 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磨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 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以往论述的基础上，又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对外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标志着我国开放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当前， 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积极参与地区、国际合作与竞争坚持内外需并重、进出口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重，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内外联动性。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与世界其他各国和衷共济，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寓中国发展于世界发展繁荣之中。

在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加快推进建设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等重大战略部署；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使之更加公平公正；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在2016 年1 月18 日的《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结实践经验说：“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要发展壮大， 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在谈到当前的现实时，习近平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而“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样，“20 年前甚至15 年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这说明， 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五）“共享”

“共享” 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把它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等同，强调“共享理念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就是说， 它要求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30 多年来，GDP 每增长1 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收入仅增长0.5 个百分点。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尽管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连续6 年回落， 但在2014 年时仍高居0.469。三是30 多年来，一方面，我国脱贫人口高居世界之首，达6 亿多，但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很多， 目前我国还有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 万个贫困村，7017 万贫困人口。此外，还有1800 万左右的低保人口，1.3 亿65 岁以上老年人，2 亿多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900 多万失业人员。另一方面，我国亿万富豪的人数却直追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曾告诫说：“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 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习近平则指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 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把“公平正义”写进党的文献，并且强调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而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并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我们要全面落实党关于共享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滞后、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均等问题， 使发展更具公平性、普惠性，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最终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方向一致，既各有侧重、又互相支撑， 共同构成为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为此要树立全面系统的思维去把握好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对这五大发展理念“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就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三、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强大思想武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要让全国人民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20世纪末21 世纪初， 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作为建设的标准，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党的十七大又对小康社会建设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等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 又提出了五个方面新的目标要求，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并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问题为导向，以补齐短板为重点，以精准措施为抓手，提出了300 项左右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具体举措。

1.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 规划要求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要保持在6.5%以上，经济总量超过90 万亿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而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推动力量，因为它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为此采取的重大举措和路径安排，一是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蓬勃发展；二是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三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五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性行动；六是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善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七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商品的服务价格。

2. 为了在2020 年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十三五” 规划要求坚持协调发展。

为此，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 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在协调发展方面，应采取的重大举措和路径安排，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三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提倡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四是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3.在绿色发展方面，为了在2020 年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态环境中质量总体改善的新目标，要求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切实提高环境质量，补齐环境问题的明显短板，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具体地说，要求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18.65 亿亩， 新增建筑用地规模小于3256 万亩。在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3%、15% 、18% ， 到2020 年， 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到80%以上；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5 年累计下降18%，到2020年，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大于70%，劣V 类水体比例小于5%，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氦氧化物排放总量5 年累计减少10%、10%、15%、15%。为此，在“十三五”期间，要实行六个方面的生态环境重点治理保护工程：在土壤环境治理方面，开展1000 万亩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和4000 万亩受污染耕地风险管控；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对江河源头及378 个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江河湖库实施严格保护，对太湖、洞庭湖、滇池、巢湖、鄱阳湖、白洋淀、乌梁素海、呼伦湖、艾比湖等重点湖进行水污染综合治理；在大气治理方面，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为重点，控制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推进重点城市“煤改气”工程，新增用气450 亿立方米；在循环发展方面，“十三五”期间推动75%的国家级园区和50%的省级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在生态屏障方面，推进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脉、祁连山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南岭山地地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核心地区生态修复治理；在防沙治沙方面，实施北方防沙带、西北黄土高原区、东北黑土地、西南岩溶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7 万平方公里。

4.在“开放”发展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发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十三五” 规划在开放发展方面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和路径安排有五：一是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二是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五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5.在“共享”发展方面，“十三五”规划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共享发展方面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和路径安排：一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三是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四是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五是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机制；六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七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

以上种种说明，“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理念、新设计，不仅将引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进展，而且将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