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以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因。

　　（一）“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3]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系统总结。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取得百年奋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艰辛探索的重大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为破解这一难题找到了正确答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 这一命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问题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党和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在汲取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 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党领导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取得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和伟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前进、我们党才能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7]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当忽视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扬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8]。他还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的精神也为之振奋，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文化衰颓的趋势。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治国理政的智慧，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借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0]，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自觉。

　　（二）“两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其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习近平通过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性特征和中华文明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性，深刻洞察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首先，“两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突出性特征的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2]，集中体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具体而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构成了实现“两个结合”的文化根基，二者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连续性而源远流长、从未断绝，又因其统一性而多元一体、坚如磐石，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充足养分与稳定基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创新性与和平性是“两个结合”得以实现的关键。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至今而生生不息、历经风霜而依旧常青，关键在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热爱和平、开放包容、矢志创新的突出性特征，这些特征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因热爱和平而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存，能因开放包容而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能因矢志创新而与其他文化交融碰撞，共同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4]。正如历史上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曾相继传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但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15]

　　其次，“两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契合性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6]“契合性”是“两个结合”得以实现的前提。这种契合性集中体现在两者思想内涵与文化精神的相似及贯通，譬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一致，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立场相暗合，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相统一。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并行不悖，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经传入即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17]。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也让二者的结合不是“拼盘”式的随机组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8]。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9] 坚持“两个结合”既是理论自觉，也是历史必然，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正确立场、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中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实现。

　　（一）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两个结合”的正确立场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面向未来，应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0] 实现“两个结合”的关键在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主动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1] 要实现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历史、矢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了解中华文化兴衰发展的得失启鉴，对延绵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是要在客观审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的基础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益的精神营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此外，“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坚定文化自信不是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不是守着故有的“文化宝库”坐吃山空，而是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发展，从历史的中国认识现实的中国、创造未来的中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3]，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二）秉持开放包容：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态度

　　把握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内在张力是“两个结合”的着力点。通过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融汇古今中西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此铸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实现“两个结合”的关键，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24] 而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就必然要秉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基本态度，在融通古今、贯通中西的过程中推进“两个结合”。

　　首先，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就是要做到融通古今、破解“古今之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二者相伴相生、不可分割。坚持“两个结合”，一方面要做到尊古而不复古。既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尊重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独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又要认识到由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5]，所以，复古既不符合历史潮流，也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古以来一切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妄图回到过去历史时代的行为都被历史嘲弄，只有挖掘中华优秀文化中与时代精神相适宜的内容，“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6]，才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也要做到厚古而不薄今。中华文明曾经取得了辉煌成就，而当代中国也同样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针，文化强国战略持续推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满足，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增强，使其进一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认识新时代文化成就的价值，融通古今中继往开来，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其次，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就是要做到贯通中西，破解“中西之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7]。坚持“两个结合”就必须摈弃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和睦，敞开胸怀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吸收国外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8]与此同时，学习外来文化并不意味着不加甄别、不加批判地完全采纳。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优越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问题，这些弊端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也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在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不可对西方文化奴颜婢膝、唯马首是瞻，而是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29]。

　　（三）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

　　首先，“守正”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基础。“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30]。所谓“守正”，亦即恪守正道，其关键在于恪守马克思主义之正。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旗帜和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任意剪裁甚至曲解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两个结合”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31]，因此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此外，守正也是要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文明演进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32]，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因此，推进“两个结合”应当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人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相交融，也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33]。

　　其次，“创新”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动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34]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在风云变幻的现实世界中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新的主体分别指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使说，一方面要创马克思主义之新，另一方面则要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其开放性与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5]，因此，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结合具体的时代特征与特定环境、不断吸收本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使这一理论既源于创立的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36] 与此同时，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需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要素、特质，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通过创新形式、丰富内涵、推动实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37]。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38] 坚持“两个结合”对于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筑牢道路根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39]“两个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40] 新时代以来，党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把握我国正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具体实际，另一方面客观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性特征，科学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使其既不超脱现有发展阶段，也不偏离社会主义正道，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两个结合”回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打开创新空间，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41]“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打开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未来理论创新的空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4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孕育了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代表的诸多思想流派，出现了诸子论辩、百家争鸣的文化繁盛局面，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敏于深思、乐于求索的理论品格，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得以和党的创新理论相交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如广阔无垠、浩瀚无际的“文化蓄水池”一般，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早已种下了矢志创新的文化因子，古代中国的思想理论并非一成不变，从孔孟之学到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从儒释道合流到禅宗诞生，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因时而进、顺时而新，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展现出旺盛的创新活力。党的理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也在实践中继承了敢于创新、勇于求变的特质，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未来制度创新的空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43] 古代中国有着光辉璀璨、自成一体的制度文明，创造了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对于东亚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宝贵制度文明。诚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中国制度已经失去了客观存在的土壤，但其蕴藏着的制度智慧与治理理念依然富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44]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逐步成熟化、定型化，为进一步创新中华民族现代制度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新时代以来，党在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中引领时代之变，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呈现了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图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

　　首先，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4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为主要内容，以“六个必须坚持”为贯穿其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46] 这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提出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等重要原则，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

　　其次，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4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胸怀天下”的思想传统，不仅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更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有着深远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人类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方案，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48]，为更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展现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研究》（项目编号：23ZDA005）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