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整合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202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同时，也用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的理论需要在新的境遇中结合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原有的理论加以反思和批判并体现出其时代性，而不能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一切事物上去，必须研究全部历史，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从中得出相应的理论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

　　理论一经从具体经验上升为理论，便进入一个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用与完善过程，科学的理论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在这里，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结构是一个辩证的有机整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经济基础既包括一定社会形态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包括一定社会形态中每一种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总和[3]；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运用马克思分析社会现实的逻辑思维，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为客观依据，一方面，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标定当前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方向，调整参与形成生产活动诸要素并发挥其作用，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清醒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非对抗性，以改革和发展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遵循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起作用的“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分析和判断，既调整改革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生产关系，也加强对建立在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等）的引导和改善，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社会条件。

　　（二）毛泽东“第二次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逻辑

　　基于抽象思维形成的理论形态往往比具体指导工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现实更有距离感和间接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其指导思想的功能不落空、不教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分析，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5]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在理论形态上给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且为新时代经济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遵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6]；要立足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在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和目标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实现生产力和各项产业、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等的现代化。秉持“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从新发展阶段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和思考阐明其外在特征和内在动因，“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7]62；既着眼于对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又着眼于激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类生产要素，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构建起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形态。

　　思想理论的建构离不开作为其基础性存在和制约性条件的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上的历史沉淀，而其对现实存在的既科学又有价值的判断和思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习近平经济思想在运用战略思维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表象存在、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律的辩证统一以及相应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提出经济建设的长远目标和发展理念，谋划推动经济建设发展的制度建设、战略举措和方法手段，是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战略决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实基点

　　经济建设实践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并非一种孤立的“现存”或“行为”，而是有递进逻辑的接续性和目的性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就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时代课题，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实基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秉持“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8]，以改革促现代化，通过调整农村生产方式、创办经济特区、推进所有制改革和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特色”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代课题驱动理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化进行现实考量和未来设想，以精准化、结构化、系统化和“中国式”的发展眼光，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的时代逻辑。一方面，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将历史命题进行现实延伸；另一方面，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大国博弈的发展规律，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量变化阐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背后的原因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国内外发展环境为依据，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举措选择的深层次考量。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贸易对垒、网络安全等问题）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特征，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作出回应。从提出“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到明确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历史方位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到制度保证、方法手段和战略举措等重大部署，无不显示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一以贯之的历史课题的现实考量以及哲学理解中形成和沉淀下来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变革的。

　　（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实动力

　　问题意识是源于实践根源的理论诉求。问题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矛盾的直接反映，理论的形成从根本上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理论创新必须遵循从实际问题中来，再反过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以问题为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对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找准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化解矛盾的着力点和解决矛盾的突破口。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随后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了“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主题，也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和负重前行的现实动力。面对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7]6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化解经济和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满足需求的发力点。从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从微观层面的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到中观层面的提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转型升级等在内的产业效益），再到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良性发展，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区域城乡均衡、可持续发展；从企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到消费者多样化和高端化的消费需求，从市场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到高效率的集约式发展，从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缩小贫富差距到经济循环在供给和需求、虚拟和实体以及国内与国外的良好互动；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追求目标和现实动力，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直面现实发展问题的改革创新精神在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交叉契合中彰显着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巨大的实践伟力，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系统观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实依循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强调把事物放在普遍联系的系统中来认识和把握，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探索规律，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的思维方法。经济是国家繁荣富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是一个由多重要素构成、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有机整体，是具有内在结构性功能的系统性范畴。从系统构成上看，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性要素诸如人力物力财力、政府市场企业、资源能源材料等发展必备条件。从系统环境上看，经济目标需要在国家战略、制度、机制等的谋划和保障下才能得以实现。从系统运行上看，供给侧、需求侧等内部各要素的比例关系、作用分配、排列顺序和结合方式共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基于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性做出精准界定，站在全局的视角去洞察多方要素和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依循经济体系诸要素的不同层次架构和结构功能，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运用现代化经济体系客观所具有的多层次结构、要素协同、整体涌现、主体能动、自组织和不确定性等系统思维，前瞻性地以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日趋完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发展资源要素整合效应的最大化，以全面扩大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既把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又在经济全球化中寻找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在“稳”和“进”、“奋斗目标”和“时代问题”、“形势变化”和“战略定力”的辩证统一和“发展”与“安全”的统筹思考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关注经济发展的突变性演进规律，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非线性演变趋势，审视经济主体的能动性和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和复杂性，在经济发展诸要素的动力支撑作用下，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预期目标，在环境变化和发展成效的反馈中，实现对经济诸要素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一）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形成反映的是现实的需要，需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成果，需要在指导并推进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增强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端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非对抗性社会矛盾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客观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也为“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9]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一《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概念，阐述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10]，并在随后几十年的理论创新中，推动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稳定和提高国有资本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地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为主线，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从根本保证、指导原则、路径选择、制度基础、战略举措、发展动力和着力点等多个方面拓展和优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层次结构，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厚度，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有效解决重大困难问题，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南。

　　（二）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内在依托，制度优势是国家赢得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坚实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已得到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国家治理经验的历史支撑和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的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不论是人民当家作主、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或者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国家治理实践，归根到底都是在党领导下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正确选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理论优势是构成制度优势的本源性因素，为彰显制度优势提供了根本性理论支撑和直接性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客观规律，为中国经济制度的选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起到了奠基和承重作用。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的系统理论概括，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目标。一方面，通过对“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理论性优势和执政性优势的深刻阐释和不断嵌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运行提供了主体性保障。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彰显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从理论性优势、执政性优势和保障性优势阐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专业化要求反映党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能力和水平，既凸显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也为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制度优势是通过国家治理及其效能来体现的，国家治理及其效能的提升则是国家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中运用各种社会性因素、保障性因素、历史性因素等构成的制度优势的重要表征。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论为党领导经济工作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辅助力量，以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发展阶段的认识论助力党对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清醒认识，以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方略论促进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动力论为党领导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以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底线论指导党领导经济工作时把可能存在的重大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在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探索中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全方位的指南[11]。

　　（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基本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12]“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24因此，言及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和利益福祉，一方面，要落实到具体的生命个体，而非空洞无物的词汇或者含混虚幻的抽象概念，不仅是指当下存在的个体，也应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13]；另一方面，要落实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具体期盼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党的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让人民获益为根本原则，要求制定经济政策、部署经济工作、推动经济发展都必须从人民的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期盼进行宏观设计；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14]；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5]；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遵循，寻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经济的群众基础、根本目的和施政效果的深刻认识，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指引。

　　理论依循、现实逻辑和价值意向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整体架构，三者的有机统一诠释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的思想创造力和强大生命力，为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实质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理路，也为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其一，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一要处理好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结构运动变化的逻辑和规律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与新时代中国“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的第二次结合；二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所揭示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和思想关系等各种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要立足现实。现实与历史、与社会都是无法割裂的。新时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立足现实，就是要依循这一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一是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在对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扬弃、继承和发展中为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前进的动力并提出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在横的切面上将经济发展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系统考量，在动态中协调好各领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继而实现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乃至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总体协调。在纵深层面，以高质量发展为动力支撑，在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接续实现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

　　其三，要彰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价值情怀。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治国理政，其核心旨归和价值意向都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既要处理好目标性和动力性的关系，即经济发展“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又要准确把握价值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7]27。只有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才能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聚起强大力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