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交流互鉴，是指不同文明在相互承认与彼此尊重基础上，倡导不同文明通过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并交流互鉴，进而推动不同文明多元共生、包容共进。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包括基本前提、重要原则、实践路径，为当前世界各国正确处理不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一）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基本前提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根本特征，这是思考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重要原则和实践路径的前提。只有正确认识不同文明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待不同文明才能秉持平等的正确态度，这是人类文明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可靠保证。

　　其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258。经济基础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由于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加之自然禀赋、历史演化、精神文化等因素也不尽相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形态呈现出显著差异。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明发展脉络，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3]468，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要求有着不同自然条件、历史进程、宗教信仰的国家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将不同文明强制同质化，这既违反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容易引发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其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2]259。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民族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反映了特定区域人民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习近平认为，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4]524，只有特色之别，每一种文明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应该尊重不同文明赖以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现实条件。其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259，不同文明应该在相互尊重中共同发展。如今，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向世界展现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大国形象。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不同文明，文明的包容性意味着开放性，正是由于文明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才使不同文明具有交往、交流与互鉴的可能。习近平强调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交流，阐明对待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

　　（二）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重要原则

　　当前，各国比过去任何时候联系都紧密，更应该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观念，共同面对存在的诸多风险与挑战。习近平系统阐释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原则，为不同文明实现交流互鉴提供科学指导。

　　其一，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404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和世界分工的发展，各地方和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日益加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成为大势所趋。相反，若一种文明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这种文明势必会不断衰退甚至消亡。中华文明5000多年延绵不绝从未中断，就在于吸收不同文明的精华来深化发展，鲜明体现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基因。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共同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与偏见，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发展从而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其二，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克服傲慢与偏见的文明交流情绪，营造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氛围，积极借鉴不同文明的长处和精华，才能不断提高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目前，由于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与对抗仍然存在，在某些地区范围内甚至引起局部战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6]6。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多威胁多种挑战，仅仅依靠单一文明的力量难以应对诸多风险解决各种挑战”[7]，应该吸收借鉴不同文明的价值和智慧，因为每一种文明都蕴含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开放流动的，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保持文明旺盛的生命活力。其三，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别，世界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文明，我们称赞于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繁荣灿烂的世界文化瑰宝所折服。不同文明都各有千秋，应该正视人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舍弃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单一性追求的固有认知，千万不要妄图同化其他文明，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

　　（三）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是在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长期交往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逐渐成为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科学指南。新时代发展中华文明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引，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不仅是中华文明在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

　　其一，开展全方位创新发展合作，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在创新中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2]125，“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2]124。当然，“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2]122，而是需要各国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合力解决可能遇见的各项难题。此外，还须秉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做文明交流互鉴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把合作共赢理念渗透到各领域。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寻求各方利益的契合点，促进各国互联互通以实现共同发展。其二，积极搭建以互联网为桥梁的文明交流互鉴平台。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鸿沟不断缩小，搭建不同文明沟通交流的互联网平台，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互通有无，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习近平曾指出：“在现实空间，战火硝烟仍未散去”[4]533，网络舆论战却在现代战争中愈演愈烈，互联网“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4]533，而应该“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4]532。现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变得便捷顺畅。其三，着力构建文明互鉴多元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多元格局。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构建科学全面的文明互鉴多元参与机制，制定有利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方针政策，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会环境。同时，习近平主张“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4]510-511。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严密的理论逻辑，解析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实践意义。

　　（一）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发展

　　文明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关于文明交往的问题散落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5]161，人类为应对自然界的灾害和危险而结成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在地理大发现前后，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的迅速扩张，各民族国家逐步融入到世界历史的生产体系与交往体系中，此时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开始逐渐解体，地域的民族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文明是人类实践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并不是随着人类诞生而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194，因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民族交往的普遍化是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市场推动交通方式快速发展，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现实可能与广阔空间。

　　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民族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嬗变。资产阶级率先开始机器大生产，极大提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超越民族、地区、国家的界限，在大工业和世界交往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与以往其他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显著进步性，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虽然文明自产生以来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成为不同文明交往融合的地域性障碍，但民族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不同文明普遍交往的前提。只有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文明冲突才会得到缓解与消除，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才会开始产生。

　　此外，马克思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剖析基础上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也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人类将摆脱外在力量对人的异化与剥削，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与发展，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每个人能够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5]61、169、199。换句话说，此时劳动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其实人的解放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伴随着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逐渐唤醒文明发展命运与共的思想意识，将推动世界各国协力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二）文化传承：厚重悠久传统文化的文明积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从未中断，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3]471，中华文明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这些被引用的经典名句蕴含着中华传统的思想观念，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文化滋养。

　　其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8]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侵略他人的基因，“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9]470。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蕴含着不同文明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只有坚持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智慧和力量。其二，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3]213，睦邻友好、协和万邦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基本内涵，文明交流互鉴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其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远大理想。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的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并且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并汲取营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远大理想正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所包含的核心理念，能够减少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而凝聚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共识。

　　（三）实践积淀：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奋进开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学习和借鉴苏联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成功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完成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处理不同文明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时发挥重要作用，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主张各国消除由于相互不了解而形成的障碍，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把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互利互助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邓小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在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和斗争基础上，也看到两者之间可以共存合作。江泽民认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10]39，世界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中国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进入21世纪，中国继续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先后举办“国家年”“语言年”等大型人文交流活动，胡锦涛认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既要体现在对外经济、科技交流合作方面，又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方面”[11]514。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局部冲突依然频繁出现，由于少数国家霸权行径导致不同文明间的隔阂有愈演愈烈之势，习近平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2]307，我们应该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抛弃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坚持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与交流互鉴。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能够消除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与祛魅，消解文明交往中的傲慢与偏见；破除异质文明交往中的束缚与壁垒，擘画人类文明交往秩序与范式；推动不同文明实现共存与交流，为摆脱全球治理困境提供重要借鉴。

　　（一）消除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与祛魅，消解文明交往中的傲慢与偏见

　　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风俗、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多元文明共生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西方文明中心论是狭隘的民族世界观，具有明显的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性，错误地将本民族的发展和利益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任何傲慢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文明都不利于人类文明发展，只会孤立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之外[12]106。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逻辑起点，这也是导致人类文明发展困局的重要根源，而文明冲突论自产生以来就具有强烈政治意图，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论在文明发展上的替代性方案。当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差异不能作为冲突甚至走向暴力的借口，差异正是不同文明需要交流互鉴的动力。我们应该正视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超越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误解和偏见，某一种文明“去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民族都有权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明，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13]133，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不仅顺应当今人类文明多元共存的必然趋势，而且能够促进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仅损害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而且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与良性发展，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能够化解因傲慢和偏见而造成的隔阂和误解。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每一种文明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有力回应了文明冲突论的种种谬误，同时消除不同文明交往的偏见与隔阂。中华民族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在坚持不同文明平等的基础上以开放平等的姿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是基于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整体利益，旨在推动不同文明的普遍交往与深层互动，可以化解因文化差异和价值立场不同而导致的文明冲突，彰显异质文明之间实现友好互通化解冲突的时代姿态，生动勾勒一幅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美好前景。

　　（二）破除异质文明交往中的束缚与壁垒，擘画人类文明交往秩序与范式

　　“文明本身的特性，也决定着它自身的发展和活力。”[14]中华民族自始至终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华文明5000多年源远流长就在于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来发展自己。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结束，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造就了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自然条件的不同、历史文化的差别、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应该成为文明交流对话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立场，“以开放的眼光对待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愿意与世界各国家进行交流合作”[15]。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建构，而且是5000多年和合文化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明实践历程的现实体现。

　　由于各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各文明之间交往活动的狭隘性以及资本主义文明所实施的文化霸权主义等诸多因素阻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16]，不同文明之间包容共生才能破除异质文明交往的壁垒，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兴盛繁荣。目前，环境变化、金融动荡、难民危机等挑战层出不穷，霸权主义、地区冲突等问题愈加突出。旧的世界秩序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基于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提出平等包容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旨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谐有序发展。现代文明新秩序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开放合理借鉴，这既是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基本条件，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型世界秩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不同文明和谐共生才能破除文化壁垒与精神隔阂，但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伴随着摩擦或冲突。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国强必霸逻辑的实现，而是一种内源性和平式的文明崛起，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能够打消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同时为不同文明深层次交流对话提供契机，这不仅是中华文明发展创新的需要，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地区或民族文明都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独自发展，不同文明应该在开放合作的世界历史潮流中探索发展新路。

　　（三）推动不同文明实现共存与交流，为摆脱全球治理困境提供重要借鉴

　　全球已然存在经济发展鸿沟、政治对立丛生、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等全球治理困境，一些国家甚至出现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现象，这些现象暴露出全球治理观念滞后、机制失灵、应对不力等缺陷，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习近平根据当代人类文明的新趋势和新要求，确定以平等尊重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掌握全球治理的基本规律来调整全球治理规则，促使各国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内嵌着合作共赢的思维理念，有利于破解世界性治理难题，进而推动不同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排斥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不同文明赓续角度出发，拓展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多元化平台。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主张谋求各方共同利益以汇聚普遍性共识，还突破西方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思想藩篱，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同时兼顾他国正当发展利益，描绘出一幅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世界大同的理想图景。

　　由于不同国家和世界组织没有共同的道德观念和哲学基础，又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缺乏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文化共识，也就缺少科学有效的制度化应对机制，全球治理才会出现巨大的困境。全球治理需要代表各自利益、持有不同观点的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确保各国在全球治理中权利平等，以有张力的思想和开放的空间为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提供可能。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推动世界各国在交流对话中唤醒全球治理的共同价值与共同责任，进而协调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激发全球性危机应对的理性选择。具体来说，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摒弃具有排外性、狭隘性、对抗性的霸权主义，倡导建立共同应对、谋求合作、实现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倡导世界各国摆脱固有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社会思潮，建立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凝聚在不同意识形态间互利共赢的价值共识，确立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决策机制。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是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作出的重要论断，并不否认各国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旨在通过交流互鉴发掘不同文明的价值资源，竭力解决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