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性与学理性，准确把握其中的重要概念和创新观点，是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题和基本原理，诸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1]其中，围绕“第二个结合”特别是把它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2],学者们已从前提和结果、历史与现实、过程及意义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学理化阐释，取得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内涵出发，指明它的主要组成要素，聚焦历史方位、指导思想、批判对象、实践要求等方面，进一步探讨“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由此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思想解放和理论自觉、文化自信、价值先进等，属于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所谓思想解放，就是摆脱旧有观念和僵化思想的束缚，以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深化为前提，实现更高层次与更广空间上的创新，并且提出、分析及解决新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思想解放是时代变革的先声和反映。习近平强调：“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3]回溯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解放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形态演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延续亦是如此。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大争论，都使人们的思想在当时得到了空前解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诸子百家学说的集中涌现，提供了从东周分裂割据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华民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一次高度思想解放。

　　如果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史中，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解放潮流首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么，可以同其相提并论的当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尽管迄今为止只有百余年，但实现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历史转变，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与之相应，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整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构成了接连不断、规模不等、时效不一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历史的高度阐释它们各自的思想解放意义，有助于在比较中彰显“第二个结合”的继承性、发展性、独特性。

　　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意义，集中体现为使民主共和理念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4],各种政党团体和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人们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撼动了反动政权的统治根基，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进行猛烈抨击，大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学；打破了中华民族长期的思想禁锢，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实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平民教育等思潮纷沓而至。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5],五四运动不仅打破了旧文化和旧制度的枷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进步意识；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种结合同样兼具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双重属性。中国共产党既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又进一步成为它的主体即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深入分析这种结合的原则、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等，使之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为了从根源上清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以开展整风运动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意义，就在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继延安整风之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为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进一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

　　究其实，“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兼具抽象性和实践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既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具体实践，也囊括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关乎理论与文化的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已经提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7],从中汲取合理性的东西用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当然，局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个结合”并未明确提升到与“第一个结合”相并列的高度。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及其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8]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文化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赋予了“第二个结合”以普遍性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属性。

　　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使命，使得“第二个结合”在思想解放方面，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意义。脱离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非但不能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反而会产生关于“第二个结合”认识的偏差和局限乃至错误，特别是否认“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意义和原理性贡献的谬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相交织的境况，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迫切需要思想上的不断解放，继而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更好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的独特思想解放意义即在于此，它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同时，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而转化为我们社会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中国特色的关键。

　　思想即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思想解放的根本属性所在。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9]因此，思想解放的首要前提在于坚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第二个结合”也不例外。从字面上看，“第二个结合”使用的“同”字，表示并列关系的事物之间有着主次之别，这已经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主体地位与指导作用。一方面，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巩固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始终确保思想解放的正确方向，切实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不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遵循，特别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唯此方可充分挖掘并有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发挥“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理论特质，其产生与发展本身即为思想解放的过程。通过彻底批判用观念或精神取代现实的德国传统思想，把社会与历史的前提归结为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明确提出以人的解放为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尔后，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洗礼、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随着巴黎公社失败，西欧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潮。相比之下，东方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东方社会、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人类原始史，希冀通过东方革命的胜利，重新掀起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不断发展，充分证明了它具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10]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同一定的时代、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相结合，从而产生真正的思想解放意义。具体到中国，历史和实践向世人充分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增强理论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思想解放、保持价值先进的根本所在。

　　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指导我们实现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不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以思想论战方式公开呈现的“新世界观”,也不局限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启示，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彼此作为对等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与时俱进与求真务实相结合，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用这些重大理论成果来指导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与深入。要言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既是思想解放的基本指导原则，又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理论成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对它的总目标、总任务和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战略步骤，发展的方向、方式和动力，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科学解答。这一重要思想和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要求，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做出具体指导，“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2],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新时代新征程，从“第二个结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来看，其思想解放意义的展现，离不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有了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第二个结合”打开广阔创新空间的重大意义，能够得到有效的彰显，使我们可以充分运用和广泛吸收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3]。

　　从根本上讲，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是彼此相连的、内在统一的。思想解放绝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脱离实际的臆想、毫无章法的空想，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思想对行动的先导作用，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行动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说：“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14]从“第一个结合”到延安整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到“第二个结合”,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同思想统一相伴随。其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新时代新征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新的思想坐标上来，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除却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化和时代化而不断形成新的成果之外，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的发挥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对它的合理对待和准确运用，尤其要避免将其教条化、形式化、经验化、实用化等。也就是说，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是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以教条主义与主观偏见的方式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极大地束缚了思想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变革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专门针对法国工人党中的盖得派、可能派、布朗基派之间的争斗，特别是盖得派凭借在口头上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轻视具体的工人运动，乐于发表激进的革命空谈的教条主义做法，发出了自己绝非这般“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斥。[15]恩格斯则援引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来讽刺当时法国的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16]

　　为了进一步回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包括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断章取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背弃、“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等，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文本中，集中清算了这些教条主义的做法，直指它们的理论要害和实践危害，即对工人运动的毫无裨益和根本无法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深入剖析了他们以时代条件变化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具有的适应性的做法，而且切入现实层面，通过与俄国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并根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一国胜利论”,用以指导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同样，“第一个结合”的形成与提出，也是在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中完成的。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左”倾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死守“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的教条，一味照搬俄国革命中的城市暴动，热衷于攻打中心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等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正确主张受到无端指责。经过实践探索并深刻总结革命失败经验，中国共产党开始清算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真正懂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7]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和中国的民族特点与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及规律等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才能确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当前，在继续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还要对它们的新的“变种”以及各种主观偏见，包括关于“两个结合”之间关系的局限性认识、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的不充分理解、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等，进行必要的反驳和系统的清算。

　　具体而言，理论界和思想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两个结合”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但是同时存在忽视“第二个结合”的产生背景和实践基础、片面强调“第二个结合”本身存在于“第一个结合”之中、认为“第二个结合”过分抬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等观点。在有的人看来，中国具体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适应的国情条件，对中国国情的完整而准确的认识，须诉诸对塑造着它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把握。不可否认，上述说法揭示出“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联结，但由于只是将两者并列在一起，忽视了“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所处的历史方位，而抹杀了“第二个结合”相较于“第一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独特理论意义。对此，应当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两个结合”理论史，从它们提出的不同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中，深入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从而呈现“第二个结合”的独特思想解放意义。

　　与此同时，有一些人把个别重要表述，比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历史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从经典著作中完全抽离出来并据此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具体实际既包含了中国实践所构造的实际情况，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所沉淀的文化传统，故此“第二个结合”的内容已然存在于“第一个结合”中。上述说法的局限性在于，将“第二个结合”完全看作在“第一个结合”领域中的逻辑延伸和内容叠加。究其实质，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把握，实现了由“自在”“自发”到“自为”“自觉”的根本性进步；更是文明观的决定性进阶，它打通了中华文明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连续性，让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使之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的全新图景。“第二个结合”作为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与辩证创造，意味着“第一个结合”内蕴于“第二个结合”,而不是相反。

　　更有甚者，还有人错误地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核”与根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只是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外部因素。这种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谬解。事实上，自中华民族遭遇近代危机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化及契合即已开始。彼此契合是有机结合的前提，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8]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同一个文化生命体自我更新的不同表现。应当从全面确立和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维度，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准确认识到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全面解放。

　　不止于此，“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意义的彰显，还要高度警惕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带来的阻碍。这种偏向作为文化自负心态的集中反映，表现为对先进思想文化的绝对拒斥，进而形成假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妄图恢复传统儒家文化或传统道家文化的倾向，甚至出现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或道家化的奇谈怪论。对此，要从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以及坚决反对“古教条”着手。一方面，基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特性，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推动中华文明持久发展、永续繁荣；另一方面，深刻认识“滋生”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土壤”,准确看到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由于历经苦难而重新辉煌，既忍辱负重又如释重负，从而出现由自信变为自负、唯我独尊的倾向，积极改变、善于引导这种社会情绪，使人们更好地团结在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

　　审视构成思想解放的三个主要因素，不难发现，正确思想的指导是前提，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是手段，研究与解决新的现实问题则为结果及目的。这里的“问题”,并非一切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而是需要研究并解决的实际矛盾和理论难题。要言之，“问题”等同于哲学上讲的“矛盾”。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它是事物联系的实际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及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即为不断认识并解决矛盾的过程。所谓“现实”,也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而是事实与本质的辩证统一，而本质涵盖对事物的基本属性、固有特性、根本性质以及原始状态等的根本性认识。相应之下，思想解放的主要组成要素中的现实问题，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加以解释，而应被理解为真正的时代课题，即表征着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的主要现象和重大事件乃至理论动向。

　　诚如马克思所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9]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正确地认识、深刻地把握、有效地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能够促进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由此，只有站在思想解放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对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做出科学研判与准确把握，进而正确提出、分析及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明确并完成中心任务，才能深刻理解民族复兴史上历次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

　　以“第一个结合”的提出和发展为例，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与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分别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继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从而促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条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等的基础上，“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0]。

　　随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开启，习近平深刻总结出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同时把“两个结合”界定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2]上述对时代课题的把握与对中心任务的明确阐述，将“第二个结合”提升到思想解放的层面，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还是坚定历史自信和增强历史主动，抑或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化贯通古今未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这个现实问题，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的理解。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把中国道路的开辟与发展，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积淀，既赋予了中国道路以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又厚植了它的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使中国道路接通了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文脉，使其充分学习并借鉴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总和中深入汲取各种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开创出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新形态。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图景，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即赓续而非消灭古老文明、深深植根中华大地而非照搬照抄其他国家、作为文明更新而非文明断裂的产物，从而准确抓住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找到同时符合具体国情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3]

　　提出并分析现实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它。在充分认识到“第二个结合”筑牢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于破解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中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性指导和方法论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全面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近代以来，如何更好地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有效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由表及里追溯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根源，最后落脚到传统文化上，由此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爆发。正是由于传统文化自身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马克思主义得以传入中国并扎根、开花结果。历史和实践均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挽救了中华文明。

　　不可否认，“第一个结合”中已经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论是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使命，还是对待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都表明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努力。然而，过去并未明确把“第二个结合”摆到与“第一个结合”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在实践上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损害行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正式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且将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的高度，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24]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充分发挥其思想解放作用，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持续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形成一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明成果，不断夯实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作者简介：杨洪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员，yl23455永利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