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带动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热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界更加注重从“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角度，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着重阐释其总体框架以及各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拓展研究阐释的深度和广度。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重大意义

　　理论界充分认识到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需要，且更加注重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田心铭认为，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表明，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沈壮海认为，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促进我们在广阔的思想文化视阈中认识、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主体性，在理论与实践的血脉贯通中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有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林志友认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人们理解理论的逻辑线索和科学依据，有助于思考中国新时代和当前世界大变局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对实践活动作出全面总结和理性升华。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呈现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体系结构。理论界普遍认为，掌握这一思想的体系结构，就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韩庆祥认为，综合“实践逻辑”和“大树比喻”两方面的分析并加以提炼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板块结构、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就是：历史方位—哲学根基—体系主干（奋斗目标）—体系枝干（总体方略）—全面保障—领导主体—原创贡献。颜晓峰认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形成的系列重大成果构成了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深入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构成了科学体系的主线，“两个结合”根本途径构成了科学体系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科学体系的精髓要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构成了科学体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孟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构建了由基本国情、发展目标、行动纲领、保障条件等理论板块组成的科学体系，形成了坚定的价值立场、科学的实践观点和丰富的思想方法构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

　　理论界着重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力求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陈理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通过“两个结合”以及科学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鲁品越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系统认识论，体现了在认识论上的伟大创新。刘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哲学实践观、唯物辩证法、哲学发展观、人民群众观、世界历史观的创新性发展。董慧认为，习近平以哲学的方式洞察社会发展大势和文明演进逻辑，对一系列最基本、最重要和最宏大的问题进行了前提性追问、系统性反思和全面科学的回答。

　　4.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方法和要求

　　理论界更加注重研究这一思想的原创性概念范畴、原理性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梅荣政认为，一定要时刻把握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最集中、最概括、居于核心地位、具有高度抽象性、普遍适用性特点的大概念（或总概念），以统揽由各方面各层级构成的“原创性贡献”理论体系。何怀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规律作为社会行动规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实践的基本要素-环节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张意梵认为，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本研究、范畴研究、生成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界在继续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渊源、鲜明特质、原创性贡献等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六个必须坚持”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重点阐释了“六个必须坚持”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和创新逻辑。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逻辑

　　理论界主要从理论渊源、实践经验与现实需要等角度探索这一问题。周向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是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借鉴吸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马拥军认为，“六个必须坚持”分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群众史观、主体性原则、实践观点、矛盾分析方法、联系发展观点、世界历史观点中有其根源。包炜杰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创新特别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理论创新，具体是基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话语凝练、概念需求。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发展，是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精髓和灵魂，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理论界就“六个必须坚持”的辩证统一、内在贯通达成一定共识。韩震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解决如何看待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性问题、理论在实践中如何发展的问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部分与整体和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李慎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间不是并列关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方向和灵魂，其他“五个必须”又分别贯通于另外的“五个必须”之中。李毅认为，人民至上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红线和新时代发展的实践逻辑，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分别是这一思想的鲜明特质、理论品格、实践品质、实践概括、态度境界。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新逻辑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理论界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基础性地位，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侯惠勤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新逻辑遵循以中国之答回应时代之问的思路，概括为：以引领时代的大历史观拓展唯物史观，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创新治国理政，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升华自我革命，以“共同体意识”深化辩证思维。汪信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张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象化表达与具体化呈现，是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所进行的创造性发展。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需要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力支撑，如何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守正创新和典范价值是时代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对比以往研究成果，理论界不仅着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概念内涵、价值导向、实践路径等具体问题，而且更加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建构；不仅着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而且更加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不仅着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而且更加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不仅着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实践成效，而且更加注重从文明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跃升。

　　1.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完善是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林建华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基础，它们共同构成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容。任洁认为，社会主义从最根本的层面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其为自身的根本属性。靳呈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包含历史根源、本质要求、核心主题、重大原则、整体目标等重要内容。戴木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原创性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根底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地域差异极大的现代化，是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是与西方式现代化共时并存的现代化，是追赶型与原创型相统一的现代化。

　　2.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优势

　　理论界深入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苏联现代化的不同，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优势的认识和理解。任剑涛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国情的独异性相联系的。骆郁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国情特色、价值特色、发展特色、生态特色、和平特色。张士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种种弊端实现顶层设计自觉推动、超越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对外扩张掠夺老路开辟强而不霸和平发展新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苏联模式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制度安排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方式上呈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面现代化等多个维度。

　　3.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引起海内外的特别关注。理论界从理论建树、道路选择和世界版图等多个维度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一步确证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马可·里佐、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负责人阿尔贝托·隆巴尔多认为，中国正在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道路上的先锋而发挥引领作用。古巴经济学家卢维斯雷·冈萨雷斯·塞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更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超凡领导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齐卫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构成世人理解现代化的新的知识体系，为更加全面认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样本。丰子义认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动选择和创造，实现了从外源向内生的深刻转型，破解了“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

　　4.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理论界在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基础上，从多维度阐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和意义。侯衍社、葛数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综合创新的新型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公平性、协调性、规律性、包容性、超越性、原则性、生成性和示范性，为21世纪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臧峰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器物、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变革的尝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方式实现了“时空压缩”。李建国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新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陈曙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出场开创了具有大国气象、东方气质、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妥建清、单一飞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文明价值自洽性、历史进程自洽性、互创互生自洽性、“人民至上”最根本价值的遵循自洽性。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大势的深刻把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写入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两个结合”的内涵，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在理论界引起热烈反响。

　　1.“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理论界重点阐释了“两个结合”何以可能、何以必要。张雷声认为，“两个结合”从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精神角度，从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方面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柴方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来源于“两个结合”。韩欲立认为，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意味着破除西方现代性营造的“伪具体世界”的迷思，而促使“两个结合”现实生成的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驱力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张荣军、杨娜认为，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诉求，还是增进历史自信的必然要求。 

　　2.“两个结合”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界从方法论的高度把握“两个结合”，并强调“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相连。李捷认为，可以着重从“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魂脉和根脉的关系以及“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等三点来把握“两个结合”。李海星认为，“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根植于党百年奋斗的恢宏画卷，理论逻辑内化于党理论创新的思想结晶，实践逻辑体现于党与时俱进的不懈探索。肖贵清认为，新时代实现“两个结合”，应当坚定文化自信的正确立场、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刘昊认为，“两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以马克思的方法为方法。

　　3.“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理论界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并重点阐释“第二个结合”之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张志强认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确立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全面树立起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文化主体性。龚云认为，“第二个结合”原则的提出和实践，深刻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陈志刚认为，“第二个结合”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更加彻底，而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成为现实的存在。陶文昭认为，“第二个结合”比对的是“第一个结合”，要求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冯俊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超越了“体用论”，提供了一把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

　　202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理论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开阔研究视野，着重从大历史观的维度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进行整体性考察，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党的建设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取得丰硕理论成果。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理论界从理论内容、价值追求、立场原则和科学布局等多个维度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刘红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完善党的建设内容体系；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提出并推进依规治党，以创新新时代党的建设方式方法。康晓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追求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李干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集中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思考谋划工作提供了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刘靖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以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为根本使命，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朱宪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体系性体现在：遵循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与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时代主题的统一、建构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与注重体系内容逻辑自洽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学思用贯通知信行融合的统一。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方法论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李智勇认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推进对这一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并把其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人民日报社课题组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内含着坚持实践第一、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历史主动，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和路径，体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坚定的为民情怀。高立伟、金信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时代命题

　　关于“六个如何始终”。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深刻阐释。欧阳淞认为，“六个如何始终”作为“独有难题”提出，与党独具的超大型组织规模、党独有的一百多年光荣历史、党所处的长期执政的地位息息相关。严书翰认为，我们这个大党面临和要解决的独有难题主要有三:一是要使我们这个大党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二是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三是防范化解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

　　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李君如认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通过筑牢人民立场反对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必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协调各部门和各地方密切配合共事，同时要健全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刘嗣方认为，从本质要求来看，党的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党的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引，党的战略谋划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优势。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戴立兴认为，党内问责制面向全党，具有“严”的特征，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执行能力，契合全面从严治党中“治”的要求。唐皇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在严格遵循“严的基调”、现代治理理念和系统观念的基础上，确保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环节实现内容全覆盖、责任全链条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

　　关于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李景治认为，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是进一步增强全党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进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党治国理政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冯继康、刘晓彤认为，新时代党在科学把握“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基础上，通过政治领航机制、思想指引机制、组织领导机制、作风引领机制、纪律约束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推动自我革命，实现与社会革命的良性运行。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界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原创性贡献和实践要求等问题作出深入分析。

　　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涵盖文化强国目标、意识形态建设、舆论传播、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等诸多内容。曲青山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理论观点的创新和突破上，主要有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11个方面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用”，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布局的部署和要求上，主要有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16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韩振峰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九个坚持”“两个结合”“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孟宪平认为，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包括文化使命论、意识形态建设论、文化自信论、文化强国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协调发展论等“十论”，而这“十论”可划分为政治保障层面上的结构、社会主体层面上的结构、对外交流层面上的结构和实践要求层面上的结构，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梁八柱”。

　　2.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文化理论、文化布局、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高翔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标志，是将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位置，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关切，是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郝立新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如何建设文化的重大问题，第一次明确把坚持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撑，第一次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判断，第一次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张国祚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战略地位的新概括、理论武装的新要求、核心价值观的新提炼、“文化自信”的新论述等十二个方面。

　　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

　　孙贺认为，党中央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体现了文化建设的层次性和结构性。汤建军认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守正创新这一根本方法，精准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总结中国和世界发生历史性变革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好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庄荣文认为，要切实增强新形势下识变应变求变的历史主动，切实增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握，切实增强推进事业发展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切实增强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

　　2023年，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前行，面临下行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直面国际难点问题，不断深化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引发理论界的强烈共鸣和广泛思考。理论界着重把握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积极探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结构、理论贡献等问题进行梳理和讨论，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1.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和战略任务

　　理论界着力找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更加注重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何自力认为，新发展格局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刘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分析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亟待着力破除的一些主要矛盾：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借鉴引进的关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城乡间和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国外与国内大循环的关系等。谢富胜、匡晓璐认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抓住当前我国经济循环产生的产能过剩、技术资源“卡脖子”和供给不适应需求三大重点问题加以部署解决。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和实践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理论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要义、时代特征、目标任务等展开研究。刘志彪认为，当前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除了有复杂的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外，还有科技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基础不牢、创新缺乏长期资本来源、顶尖人才稀缺等几个内部因素。林善浪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包括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双循环”能力。张辉认为，优化产业内部的初次分配机制、坚持创新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深化市场改革和实施产业空间动态平衡战略是实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3.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要点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理论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展开探讨，并普遍认为创新驱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胡洪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源于对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探索与总结，也源于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戴翔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至少体现在“新”“质”“力”三个维度：“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作为生产力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产业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起点，“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超越传统的“物质变换”范畴，“力”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升级。庞瑞芝认为，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密集，是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产物，是原始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的结果。

　　4.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与趋势

　　理论界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杨道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是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抉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洪银兴、任保平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后提出的要求，涉及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平台经济和数字共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赵放、徐熠认为，应以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潜能，以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提升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动力，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础，以畅通数字资源配置与开放共享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力，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全支柱。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理论界就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重大意义、理论内涵、多重逻辑以及文化主体性等问题进行广泛探索和阐释。

　　1.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共yl23455永利党组认为，“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的科学总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深刻把握。邹广文认为，在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是最为鲜明、最为基础且居于首位的特性，阐明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韩融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赋予内生动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华民族坚强统一系紧文化纽带，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华民族交流交融提供文化沃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厚积文化底色。胡代松认为，“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2.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罗文东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新文明理念，系统回答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拓展了党对文明发展本质规律的认识。邹绍清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使命的创新性命题和战略性锚定，以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和未来脉动，是破解百年变局下世界各文明纷争和冲突的良方。李包庚认为，深刻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逻辑，有利于在世界文明版图中找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为其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

　　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涵

　　理论界从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等多个维度阐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涵，具体论述各有侧重。陈金龙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新时代的文明特点和文明气质，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是协调发展的文明，是创新发展的文明，是兼收并蓄的文明，是和平发展的文明。何星亮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刘同舫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语境与世界语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契机和顺应世界历史变化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郭丽双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民族性的中华文明自身发展逻辑，体现着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文明逻辑，内含着现代性的现代化文明发展逻辑。

　　4.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任重道远，是理论界需要深入思考和长期攻关的重大课题。辛向阳认为，文明强国意味着思想影响力引领世界、理论创新深刻改变人类发展，意味着文化繁荣发展、高质量文化供给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人们的文明素质高度发达、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大提升。张小平认为，要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安德明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相协调、相结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田克勤认为，必须始终立足中华民族立场，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力量，坚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袁祖社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贡献具有典范性、引领性和超越性意义的文明新理论和新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界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沿着总体性阐释和分领域探讨两条主线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就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方法策略等一般性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行专门化研究。

　　1.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容

　　理论界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框架、实践基础、逻辑关系展开广泛研究。李红岩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总体概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轨道，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担当，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框架，以“三大特点”为原则，以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为标识，以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队伍为主体，以“新文科建设”为切口，以学术编辑出版为平台，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张凯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翟锦程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出全新要求。张政文认为，“三大体系”建设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学术支撑、话语支撑。熊易寒认为，学科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相辅相成，自主性需要被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自主性植根于知识界的共识，而不能只是一种自我宣示。

　　2.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分学科探索

　　在共同主题的引领下，理论界结合各自学科的规律和特点，在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中积极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关于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孙正聿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形成了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独特优势”“深厚基础”和“源头活水”。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逄锦聚认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经济学的话语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关于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张贤明、张力伟认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走互鉴与对话之路，既遵循政治学普遍的学科逻辑，又彰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关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喻中认为，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张文显认为，以“法治体系论”为新范式，必将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在观照和反思实践中凝练法学新概念，在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中生成法学新理论，在把握和引领实践发展中创造法学新知识。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杨开忠认为，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以体系化生态文明知识，应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整体及其组织、空间、时间三个维度耦合的框架。张云飞认为，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只能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学，应该成为由生态道德和生态正义“双螺旋”结构构成的科学整体。

　　3.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和路径

　　韩喜平、王思然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推动学科融合成新文科，实现范式革新。刘曙光认为，要在反思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重建国际学术秩序，在与国际学术界交锋、交流、交融中确立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问题为导向建构中国创新理论。任平认为，方法论自觉的核心环节就是要站在21世纪中国立场上，明确肩负新时代根本性使命，以研究范式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郁建兴、黄飚认为，要以数字技术革命为契机革新学科体系，以有组织科研为主要形态发展学术体系，以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为基础改进话语体系，依托中国实践做强教材体系，最后落脚于育人育才体系的完善。郭新立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紧紧扭住“原创性”这一“牛鼻子”，抓住自主和创新两大驱动力，在自主中追求创新，在创新中强化自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理论界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聚焦“全球南方”等新概念，围绕“三大全球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新思想新论断展开深入探讨。

　　1.“三大全球倡议”的战略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人类前途命运，分别于2021年、2022年、2023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引起理论界的反思和共鸣。门洪华认为，中国“三大全球倡议”聚焦世界的整体性、一体性，强调多样性、多元化、相互尊重与合作意愿，强调国家本位与合作路径，以文明为“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筑牢根基，秉持可持续理念，创新合作路径。杨鲁慧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在全球治理层面以命运与共的理念倡导全球经济发展观，全球安全倡议在地缘政治层面以共同安全理念倡导全球安全治理观，全球文明倡议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层面以交流互鉴理念倡导人类社会新型文明观，三大倡议共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全球治理。韦红、郝雪认为，“三大全球倡议”坚持发展治理和安全治理协同推进，强调以文明包容互鉴建构全球发展、安全治理新理念，强调不同治理机制的联动性和综合性。陈须隆、张敬芳认为，“三大全球倡议”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

　　2.“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与评价

　　202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即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国内外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成果进展、问题挑战、可持续性等进行广泛探讨。瑞士洛迦诺当代思想哲学和历史研究所所长大卫·罗西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促进合作、共享繁荣与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平台。肯尼亚东非天主教大学哲学系教授厄内斯特·贝亚拉扎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区域主义所渴望的全球市场，能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打交道，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平衡国家、私营部门和公民的利益诉求，平衡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原始理念。孙吉胜认为，“一带一路”成为重要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标识，也带动了关于中国的整体传播。李开盛认为，八项行动的提出是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阶段作出的总体部署，围绕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展开，具有高度的内容完整性与很强的内在逻辑性。

　　3.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对全球治理的内涵、分析框架、价值原则、功能作用的探讨也不断深化。甄占民认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高举进步、开放、包容的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摒弃单边主义、霸权政治、零和竞争等落后于时代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张发林等认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周小毛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占据了全球治理的道义制高点，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价值效应。李兴认为，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实践在中国周边区域的自然延伸。肖晞、宋国新提出“中国引领+协同共治”模式，强调从理念-组织-机制三个层面来塑造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从共识-权力-利益三个维度来提升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持续优化能力。

　　4.“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全球南方”概念热度不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变迁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思维方式等构成挑战。牛海彬认为，“全球南方”不仅具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政治属性。罗建波认为，如果说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政治概念，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则主要是发展概念。徐秀军、沈陈认为，随着“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和自主性提升，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绝非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利益与立场分歧。殷之光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全球南方的兴起在一定背景下可以被理解成，全球北方谋求建立霸权等级秩序与全球南方谋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历史性拉扯与震荡。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2023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化发展，理论界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取得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展望未来，理论界关于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将进一步深化，对“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的理解将更全面深刻。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新的历史坐标带来新的发展期待，同时面临的任务风险考验也不容小觑，并对理论界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任务和要求。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所面对的任务极其艰巨复杂，迫切需要用党的创新理论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在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有待理论界深化研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见彰显真理力量实践伟力，迫切需要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文化阐释和表达。如何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尚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以形成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yl23455永利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