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包含多种类型的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建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也起到了增强文字美感的修辞效果。梳理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主要类型，阐明这些隐喻在结构上的“主导—从属”关系，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说明它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分析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转变，会发现随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新的理论总是伴随新的话语，新的实践也要求我们敢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因此，透过隐喻分析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有利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维护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话语权。

　　1.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喻视角

　　学界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普遍更重视“内容”而非“形式”，比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主张、意识形态代表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等，研究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但我们也会发现，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仅表达形式来看就比较耐人寻味。

　　1.1研究现状回顾与评析

　　学界从隐喻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参考，相关方面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也有一定量的成果，梳理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如下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运用的隐喻。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普遍从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入阐释，其中最具启发的观点是指出科学论证和修辞并不是对立关系，隐喻作为修辞往往在论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建筑隐喻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思想基础，尽管这种隐喻会更加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不改变隐喻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运用“头足倒置”这一隐喻表达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隐喻在哲学性论述中起着构建内容的实质性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作品中除了有从建筑隐喻出发理解意识形态的观点，还包含“社会大气层”的隐喻，意识形态作为大气层是一种虚体，既有独立存在的领域，也渗透到其他领域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多种作用。

　　第二类是研究隐喻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实现政治传播、争夺话语权、有效进行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等。有学者指出，中西方古代的修辞传统具有一致性，都关注口语交流和政治法律问题，随着社会变迁，政治修辞也会发生变化。“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远去，社会政治生活已逐步常规化，政治治理已日益科层化，直面群众的政治动员稀少了，或日益程式化、仪式化了。”这类研究的贡献是提醒我们随着政治的中心任务从革命、建设转换到改革，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修辞也会相应发生转变，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眼光。在这个类别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特定语料库和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党和政府以及主流媒体运用隐喻实现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如运用1949—2020年《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分析共产党的角色转型与“建设”隐喻的不同用法，研究《人民日报》《财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如何运用战争隐喻主导议题框架，进而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联结“国家身体”观念与家国想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类研究的视角更加微观，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宏观研究提供经验支撑。

　　第三类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意识形态隐喻的方式和案例。比如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有大量运用比喻修辞的场景，引起学界较多的注意，“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的隐喻，借助钙的特性说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图像隐喻的方式形塑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用英雄人物形象来隐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用反面人物形象来隐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落后思想，“以具象化的图像传达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的过程中弘扬主流价值观”。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成果侧重从修辞角度来研究隐喻，旨在探究通过话语创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

　　上述三类成果基本反映了从隐喻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往往没有兼顾隐喻的认知和修辞两个维度，即要么侧重透过修辞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要么突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如何提升话语的感染力，未能充分讨论二者的关系，这给后续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延展空间。

　　1.2隐喻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基础。第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具有互动关系。隐喻的建构作用一定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发挥出来的。“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既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喻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形势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联系，隐喻话语的演进历程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根本上的决定作用，人们不能够通过随意地改变隐喻方式来改变意识形态话语。“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意识形态话语又有它的独立性，话语方式的转变可以起到引领现实的作用。当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工作者应该积极顺应现实的变化，通过话语创新来提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第二，隐喻总是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即谁有权力生产某种隐喻，谁就更有可能让自己塑造的隐喻模式成为普遍运用的话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仅仅从修辞技术的角度理解隐喻，运用某种隐喻并赋予这种形式以特定的用法，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体现。

　　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话语产生的效果比话语本身的含义更为重要。话语分析方法把话语看作一种“使用中的语言”，这种方法对本文的启发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论述意识形态的重要文本出发，考察他们在何种语境下、使用何种隐喻来说明意识形态。在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看来，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为基础的，比如当我们说“你攻击了我的所有论点”时，就意味着在使用“辩论是战争”这种隐喻。隐喻建构认知的基本原理是凸显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遮蔽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比如当我们以建筑隐喻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特别能够理解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理解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相对困难。隐喻不仅塑造人们的认识，还影响实际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这一隐喻就能产生一种反馈作用，指导我们在今后的行为中与这一隐喻保持一致”。特定的思想具有实践力量，这要求我们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隐喻。在很多表述中，不同的隐喻之间存在交叉使用的状况，本文关注那些相对集中、多次使用的隐喻，并结合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部署对不同话语进行分析。

　　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还需要兼收内容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内容分析方法侧重文本中出现的某种明显的标示，词频统计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统计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文本、政府工作报告等文本中特定词汇的出现频率，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规律。这类研究给本文带来一些证据，如一些学者已经做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词频分析，能够作为本次研究的借鉴资源。但是，内容分析方法也有明显的不足，“因为重要的政治文本不仅字字珠玑，而且‘功夫在诗外’。其文字、论点论据以及各类修辞手法，不仅本身意义丰富多变，而且常常与文本之外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环境遥相呼应”。针对这种不足，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时会更注重结合讲话的特定语境和时代背景。

　　2.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主要类型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隐喻，可以大体划分为战争隐喻、建筑隐喻、生命隐喻和容器隐喻四种。战争隐喻包括战斗、堡垒、前沿、阵地、敌对势力、亮剑，等等；建筑隐喻包括建设、奠基、抓、夯实、巩固、基础、框架，等等；生命隐喻包括拔节孕穗期、一茬庄稼、钙、盐、扣扣子，等等；容器隐喻包括主渠道、灌输等。每种隐喻都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某方面特点，同时也隐藏了其他特点。使用单一的隐喻可能会造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片面认识，但通过对不同类型隐喻的综合分析，可以形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完整图景。

　　2.1突出阶级利益斗争本质的战争隐喻

　　战争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战线”来称呼文化领域，“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邓小平用“袭击”来形容敌对势力对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的挑战，“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江泽民用“阵地”指代思想文化领域，“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胡锦涛使用“战斗堡垒”说明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习近平特别关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化，指出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主战场”。“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战争隐喻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有关，又是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在话语上的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种经典的隐喻方式一直在革命传统中流传。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最终导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则在很多场合提到唯物主义的战斗性，甚至直接以《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为题论述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战争隐喻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解释。一定时代的统治阶级不仅占据着物质生产资料，还占据着精神生产资料，一部分人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从事这个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造成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促进工人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帮助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的胜利前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建立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疾风骤雨的革命历程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战争隐喻交相呼应。

　　战争隐喻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性。“阵地”“战线”的对面是敌人，敌人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目前一切危险的根源主要是敌人的破坏，也能够让“防线”这一侧的人们保持团结、携手制敌。将隐喻放置到系统概念和具体情境中去，能够体会到隐喻话语想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结构。“袭击”“战斗堡垒”“阵地”“占领”“打好主动仗”等隐喻突出显示了敌我双方的对立，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依赖着总体隐喻框架——意识形态工作是战争。使用战争隐喻强调“输与赢”的情境，旨在树立起人们对政治局势的正确认识。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意识形态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根据以上隐喻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立场，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战争隐喻中不仅有斗争，还有斗争中的合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等新兴力量在舆论引导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统一战线”这个隐喻生动地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斗争是根本任务，合作是斗争的方法。

　　2.2强调体系化理性化特性的建筑隐喻

　　建筑隐喻广泛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中，“基础”“攻坚”“巩固”等是典型表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抓谋划、抓统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建筑类隐喻不仅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日常工作中更是多见，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五个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打造一批人才队伍，等等。建筑内部包含复杂的结构，既需要按照科学的规律来构造，又需要发挥建造者的创造性，用建筑隐喻形容意识形态工作正是突出规律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既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从意识形态政治的一般性来看，意识形态政治是一种现代性政治，只有在现代社会的主客体关系、以科学理性改造自然、社会和人心的思维方式中，才会有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建筑隐喻。“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其实是人们关于政治的观念由一种具有客观或自然目的的‘生物体’转向人工意志的‘机械体或建筑体’的过程。”由此可知，运用建筑话语来隐喻意识形态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特征。建筑隐喻具有明确的人为属性，即认为通过意识形态工作能够构建起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通常人们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隐喻用来说明建筑隐喻的决定论色彩，但其实不然，建筑隐喻也能够显示出人的主体性的一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重点工作中的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造思政“金课”，其中“构建”和“打造”都体现了建筑隐喻背后意识形态建设主体的能动性。

　　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性来看，建筑隐喻与战争隐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当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意识形态话语也会相应地做出调整。有学者分析党代会报告文本时发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代会文本中使用的工程话语频率呈升高的趋势，并且主要是在隐喻意义上使用的。“‘工程’一词的这种用法，一方面反映了某种专家治国取向;另一方面，其暗含的政治动员逻辑，又与早年的‘运动’存在一定的家族相似性。”工程话语和建筑隐喻基本可以等同视之。当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革命胜利时，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就是打破既存秩序、开辟新的世界，而当中心任务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阶级斗争话语转向国家治理话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包含很多具体的工作，其核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此，多年来宣传思想工作通过政策支持等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科研项目立项等方面集中发力，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不断壮大，使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干部培训、面向群众的大众化宣传等各方面工作的效果都有了很大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做出部署，“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2.3展现意识形态育人功能的生命隐喻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包含非常多的生命隐喻，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色基因”“立德树人”，等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些隐喻有一种共性，即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和个体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突出意识形态的育人功能。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隐喻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又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一方面，马克思的作品充满了生命隐喻，尤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胚胎、胚芽、有机体、细胞、蛹和羽化等隐喻，突出社会的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上述隐喻有的是马克思的原创，有的也和19世纪的西方社会哲学中普遍使用的话语有关。另一方面，生命隐喻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生命隐喻使得意识形态话语以一种蓬勃而柔性的形象呈现出来，当“培养”“根基”“命脉”“源泉”等农业用语被运用到宣传工作时，隐喻就塑造出一种画面感，突出教育者像遵循农业时令一样尊重受教育者的认识规律，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教育人。

　　生命隐喻将个人成长、农作物成长和意识形态的育人作用结合起来，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价值正当性基础。生命的成长总是朝着向善的方向，既有自由的一面，也需要悉心照料。生命隐喻包含着一种目的论，以此隐喻意识形态工作，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促进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尊重人的思想自由为前提，同时承担起意识形态教育的责任。生命隐喻还包含着意识形态与个体身心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意识形态有像医生照料人的身体一样维护人的精神生活健康和谐的功能。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的是要像医生治疗病人一样，净化党内错误思想;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时使用的“精神污染”话语;习近平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也是在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在话语上传承毛泽东时代的隐喻，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的生动表达。“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符合信仰教育的基本规律，通过自省和组织生活，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自我的思想斗争中确立科学而坚定的理想信念。

　　2.4依循思想观念传播规律的容器隐喻

　　当我们使用容器隐喻来描述意识形态工作时，意识形态工作过程就是观念的传播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来自列宁主义的“灌输论”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灌输”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容器隐喻。“灌输论”要解决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来源问题。列宁提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显然，列宁的这些隐喻建构了意识形态内容和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和普通工人的关系，“灌输”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沿着一定的渠道、运用符合教育对象接受规律的方法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动。

　　不同形式的容器隐喻反映出对意识形态工作媒介环境的不同认知。“要加强对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平台的应用和管理，科学把握其特点和规律，理顺管理体制，引导网上舆论，有效防范和遏制有害信息传播，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新平台。”“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决不能为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其中的“渠道”“平台”“空间”等形式就是容器隐喻的呈现，与之相应的是一整套传播话语体系，包括灌输、融合、发送、传达等。当大众传播媒介占据主导地位时，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相对固定和清晰，此时“渠道”最为重要，谁掌握了渠道谁就具备了设置议程的权力。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很多互联网机构也越来越具有媒体属性，互联网以平台的形式整合资源、信息、人才的流通，要求我们在全媒体的背景下促成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升级，近年来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就是这种升级的典型表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四种代表性的隐喻并不总是单独出现，在很多时候都会交叉使用。比如，习近平在关于舆论导向的论述中提出：“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在这些隐喻中，意识形态话语中复杂的概念得到了通俗化表达，原有词语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

　　3.善用隐喻以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

　　认知与修辞是分析隐喻功能的两种取向。认知取向指通过隐喻把握意识形态的特性，深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修辞取向旨在通过更好地运用隐喻来达成工作效果。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作用，但认知和修辞也不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即便是为了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果，如何运用隐喻也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要有其价值根据，只有明确了“需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才能真正回答“如何做得好”这个问题。

　　3.1透过隐喻认识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特性

　　从共时态角度看，战争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总是处在最显著位置，主导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不同的隐喻突出意识形态的不同特性。战争隐喻侧重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可分享性，旨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程隐喻侧重技术，用理性化、规范化、数据化等方式推动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效率成为核心关切;生命隐喻侧重意识形态培养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培养新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活动中的积极意义；容器隐喻将意识形态工作看作信息传播过程，运用现代传播理念和技术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效果。在上述四种隐喻中，战争隐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既可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的沿革中得到把握，也可以从近年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中得到验证。“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战争隐喻占据主导地位根本上是因为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观念表现，背后是权力的争夺。可以说，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维护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这一主线，才能在守正中实现创新。

　　从历时态角度看，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转变之间存在映射关系，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间的互动。第一，随着中国社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变化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体现出来。以生命隐喻为例，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轨迹为：从反映新中国成立、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表达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再到形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的“中国梦”。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有其相对独立性。革命胜利后，革命话语不会一下子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既包括战争隐喻的直接留存，也包括战争隐喻以建筑隐喻的方式隐性流传。不过，意识形态话语中虽然仍以战争隐喻为主导，但战争隐喻的含义从你死我活、消灭敌人的斗争逐渐转向认知斗争、生产斗争等维度。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表面上看斗争话语还在，但斗争话语指向的内容和领域已经发生变化。第三，近年来“博弈”这种下棋的隐喻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出现频率较高，更凸显出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的重要性，不像战争隐喻那样过于强调“你死我活”，而是强调“有攻有守”“有进有退”“声东击西”等技术层面，以新的隐喻展现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新气象。第四，意识形态话语中诸种隐喻的融合。“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隐喻的融合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没有变，变化的是意识形态的外显形式，从争夺政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到建设、改革、培育时代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丰富的修辞让意识形态话语更有弹性。

　　3.2构建意识形态话语需善用隐喻

　　适度运用隐喻符合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隐喻通过描述特定的意象能够激活公众的情感。隐喻在语言中发挥了强大的修辞能力，在积极调动人的想象的同时，也在人们脑海中显示某些画面。使用一种隐喻时，与该隐喻相关的用语体系也将一道被唤起，特定的隐喻就产生了社会动员功能。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主义”的平民化、标签化，借助特定的符号和隐喻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形象表达，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发展前景;“钙”是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形象理解;“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像盐”是对意识形态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尽管有的理解可能有其不完备之处，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形象理解，在学术上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却符合理论传播的规律。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隐喻不仅是说给意识形态工作者听的，也是对普通群众说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会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塑造人们的语言。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上的创新总是能够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政治革命总是不放过社会语言的，革命家总是企图以新的社会语言营造一种新的氛围。”当人们在无意识中掌握了一种隐喻时，“也就学会了一种与前人的遗产和周围人的影响有关的看待事物的特定方式，它是教化的产物”。当一个未经任何专业训练的人在谈及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自觉地就使用了战争、建筑等隐喻时，意识形态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运用隐喻时要更加重视受众的感受。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修辞已经在生活中得到广泛渗透，当人们在日常表达中近乎无意识地使用上述典型隐喻时，说明隐喻所唤起的意象已经进入人们的记忆结构中。以近年来意识形态话语中的生命隐喻为例，“润物细无声”这样的隐喻在思政工作中使用得越来越多，慢慢替代了灌输话语。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利用灌输理论开展灌输活动，而是一种工作策略的调整。笔者认为，通过澄清灌输论在列宁的语境中的含义并不能有效地消除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因为这个概念在隐喻上的机械性会直接勾起人们关于强硬输出的印象。也就是说，灌输论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和它在话语上能否起到好的效果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前者说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规律，而后者更强调面向大众进行思想宣传的规律。习近平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中使用生命隐喻，从涵养人格的角度谈意识形态工作，更容易被接受。相比直接用“育人”来说明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隐喻的特点是含义隽永悠长，甚至比逻辑推理性的语言更好。以“一茬庄稼”隐喻为例，细心照料、不违农时、在耕作中耐心等待禾苗长大、“粒粒皆辛苦”，都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工作尊重个体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规律以及为了人的解放的根本宗旨。进一步说，隐喻总是和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关，在此种文化中会唤起积极意象的隐喻，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会取得正面效果。所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所使用的修辞方式的实际效果。

　　3.3促成理论先进性和修辞吸引力的双向互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运用隐喻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的根本前提。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修辞立其诚”，还是西方的“辩证法与修辞术之争”，都在讲真理和意见之间的斗争，只有在坚持理论真理性的基础上，修辞才是有意义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布其科学真理性，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也很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由此陷入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不在于其自我宣称的科学，而在于找到了打破这个循环的切口，即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把意识看作是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意识，代表谁的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认知和修辞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够实现理论先进性和修辞吸引力的基础。从认知方面来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进而确认自身的科学性，认知先于修辞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原则。“尽管科学和意识形态都要借修辞的力量来说服人，但科学所要求的修辞始终服务于揭露真相、发现真理的需要，而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修辞则往往起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作用。”基于认知先于修辞的原则，我们能够识别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差异，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想要进行革命动员就必须提升自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如何运用高超的修辞技术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就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阶级基础，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还是历次党代会报告，都能看到这种阶级基础的明确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所以，如果说保持理论的先进性更突出意识形态的“真”和“善”，那么创新话语修辞则更强调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实际效能的“美”，只有以“真”和“善”为基础，“美”才具有正当性;只有以“美”的理论掌握群众，才使得“真”和“善”的理论具有现实力量。

　　提炼和运用具有标识性的隐喻，既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要求，也是对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的满足。就前者来讲，新的理论总是伴随新的隐喻，那些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往往同时包含精妙的修辞，比如孟子关于人性向善的水隐喻、柏拉图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洞穴隐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蛹隐喻等，这些隐喻既帮助我们理解理论的深刻，也塑造了我们看待相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特别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建构起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赋予隐喻以独特的内涵。对此，思想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自觉性，着眼“两个大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维护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后者来说，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虽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最外显的因素是修辞。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的概念不仅有逻辑性，还应该有修辞性。我们回顾近些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流行的理论会发现，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中有“无知之幕”的隐喻，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也是一种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在学术界盛行，还会广泛流行于公共舆论中，很多人即便没有看过上述作者的原著，也能够随口说出这些隐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隐喻的方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意义等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观点，又遵循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中国梦”“精神之钙”“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在公众话语中的流行就是鲜明的例证。

　　4.结语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第一，从话语和思想理论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确立工作重点。在诸种隐喻中，我们既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有意识地进行话语创新，赋予话语以弹性和活力。第二，从话语和现实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又能够进行广泛有效的动员。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还是“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中都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又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第三，从话语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来看，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话语，新的话语也在预示新的现实。无论是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还是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变迁中，我们总能看到，特定的时代精神会反映在那个时代的主导性话语方式上，因此，隐喻可以作为观察历史的指示器。同时，从近年来新的隐喻中也能够预判意识形态话语的走向，随着“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与之相关的话语修辞也将逐步涌现出来。

　　文章来源：《探索》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