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强调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党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自觉性，表明党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根，植于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既是对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

　　（一）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

　　所谓思想解放，是指人的思维活动处于一种挣脱禁锢的自由自觉状态，能够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演进而不断革新。这种解放意味着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以及受此影响的行为方式等，能够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等思想桎梏，获得新的释放。作为一个持续深化的动态过程，思想解放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永无止境的，具有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与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高度重视思想解放，不断推进思想解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破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阻碍理论与实践进步的思想藩篱，拓展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例如，20世纪40年代初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利于破除不顾中国具体革命实际，机械教条奉行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70年代末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了覆盖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成功摆脱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为我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被称为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使我国掀起了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令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让更多人民群众从中获益，极大改善了生活质量。这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究其根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中国各个阶段的具体实际，使之根植于中华大地，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第一个结合”引发的思想大解放的具体呈现。与之相对应，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价值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其意义在于能够有效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使得人们思想从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迟疑中解放出来，更好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为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从思想解放的高度进行探讨，“第二个结合”对应的不是某一次特定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所有具体运动的总和，即“第一个结合”引发的思想大解放整体。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才最能反映“思想解放”的深刻意蕴，同时在表达上也是最符合中文习惯。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马克思主义凭借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透彻分析和深刻揭示，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就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应用，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时间、地点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实践性、开放性等理论品格，要求它只有同各国具体实际和文化土壤紧密结合，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立足于时代、实践和认识的深刻变革，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现有体系的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所处时代特征进行深度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长期以来，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后，又以全新视野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系统认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些理论成就的接续取得，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运用，也得益于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形式。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以文化根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丰富养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理论创新新鲜经验的理论提升。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这种结合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也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加深厚的文明底蕴，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所系和命脉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坚持引领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且积极承担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也就是从时代特征及其提出的全新要求出发，对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思想共通、价值契合的部分内涵或表现形式进行适当改造，使其在经过中国式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同人类最为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明成就相互结合，从而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生命体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实现了对其内在优秀因子的全面激活。同时，党也十分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依照时代的发展演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丰富完善，使其充分汲取各个阶段的时代精华，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璀璨成就，使传统文化呈现出具有新质的现代样态，不断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无论是孔夫子还是孙中山，只要是有益的，都应当予以总结继承。这种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辩证态度，是充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 这意味着不能把传统文化直接拿来为今天所用，而是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可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深刻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样态，使其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出超越时空限制的恒久魅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论断，将人们从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定的二元对立态度中解放出来，意识到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深刻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精华部分予以继承发扬，对糟粕部分加以改造克服。这种结合不仅使得党的理论创新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的”，而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陈旧历史变为鲜活现实，即通过转化和发展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继而凭借自身的强大生机与旺盛活力，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必然使得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发生以产生新物质为主要标志的化学反应，在交融贯通中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内涵，体现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关系范畴上都推动了思想解放。

　　（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推动了思想解放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生成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等不同，是不同时空背景的产物，由此二者不存在契合、融合，甚至是冲突、对立，或者用主义否定传统文化，最终滑向虚无主义深渊；或者借传统文化抵制马克思主义，从而深陷复古主义泥潭。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这一论断使得人们澄清了关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不可兼容的错误理解，认识到虽然来源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具备相互结合的前提基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在于其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是相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培育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文明观、道德观、生态观等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例如，从价值指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所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传统文化所向往的天下大同社会构想具有相通性；从价值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的人民立场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一致性；从思维方式来看，唯物辩证法与传统文化内蕴的辩证思维具有相似性。除内在契合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双向奔赴、彼此成就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在具体实践中迸发出巨大的真理力量。

　　（二）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推动了思想解放

　　长期以来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争议，一部分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但对中国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贡献却闭口不提。其实，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和先进品格在中国这个广阔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彰显，这样的认识当然是正确的。回望百余年奋斗历程，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停留于这样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因为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则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不仅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认识才更加全面。“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问题，这一结合做得再好，就其本质而言，也只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有效运用，无法真正“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10。如果说这种结合语境下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受动特质，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中国”则表现出强烈的主体能动性。“第二个结合”触及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交流互鉴和融合发展问题。正是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进入到马克思主义谱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从中华文化沃土中获得丰厚滋养，使身为“舶来品”的先进理论真正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由此，我们理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国”范畴，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地理概念，同时也应当承认它是一个文化概念。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华文化精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彰显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体现。

　　（三）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推动了思想解放

　　对于传统文化，过去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社会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例如，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批林批孔”，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与此同时，有人往往坚持着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偏见，将传统与现代文明机械地对立起来，一提到“传统”就认为是落后的、过时的、陈腐的，而“现代”就是进步的、发展的、时髦的，由此呼吁建设现代文明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事实上，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或断裂关系，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有时又会呈现出相互兼容、相互作用的鲜明特征。传统与现代看似一对矛盾体，倡导现代，许多时候确实需要超越传统、跳出传统，不然，就谈不上发展、创新、进步。但现代对于传统的超越只是相对的、部分的，而不是绝对的、全部的。对于诸如封建主义残余等消极的传统因素，会对现代化产生阻滞作用，要坚决摒弃和扫除。相反，那些积极的、进步的传统，可对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则应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扬光大。“第二个结合”解构了传统与现代两分法思维方式，在如何厘清传统与现代关系层面实现了思想解放，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时代价值，要求从连续性和整体性维度来考察由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传统与现代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塑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赓续而并非消灭古老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如此便深刻阐明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揭示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传承逻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第二个结合”强调以文化底蕴筑牢道路根基，让新时代的道路建设实践有了更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是相互影响、协同推进的，是“相互赋予”的关系，前者赋予后者以现代力量，后者赋予前者以深厚底蕴。

　　习近平立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并将其提升到“思想解放”的前所未有高度，彰显了大国领袖的战略视野和深邃思考。

　　（一）为推动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行动指南

　　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反求诸己的主体性自觉，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各类创新中的定位由自在到自为、自觉的历史转变。“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为把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视野从聚焦客观现实深化拓展到文化维度提供了方向指引，有利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传统文化为资源依托，打开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开辟未来不等于忘却历史，推动创新不能够舍弃继承。一般而言，任何理论、制度的成功创制，总有其前期积累，是在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不断发展的。以大历史观审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才能正确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继而将理论和制度创新不断推向前进。我国长达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一万年的文化发展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不仅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中华文明蕴含的丰富资源，已成为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文化启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二个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内蕴其中的文化特色、文明底色而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反之，如果背弃优秀传统，不能坚持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就等同于割断自己赖以存续发展的精神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丧失“灵魂”，而理论和制度创新也会随之迷失发展方向。“第二个结合”既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理想主张，又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指称的美好愿景，特别是经由“结合”后的“伟大理想”，标注了中华文明永续传承和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至高点，为我们推进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明确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

　　（二）为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指明前进方向

　　通过“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获取丰富营养，逐步形成彰显民族特性的理论成果，可以不断开辟理论发展的崭新境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重要论断的提出，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独特标识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有利于推动两种文化形态从相互契合走向深度融合，形成更具解释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强国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彰显着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智慧，深刻影响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气质和理论品格。这种文化基因，流淌于中华儿女绵延不断的血脉之中，是理论直达人心的重要桥梁。“第二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既要从“现在进行时”的中国实际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动力，又要深扎“过去完成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从历史纵深中去学习、了解、走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心理空间。“第二个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获得新的发展，于内外两个方面都深刻彰显中华民族的独有气质，从而帮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的，更好被群众所理解接受。经过“第二个结合”，党的理论创新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其内在动力也变得愈发强劲。例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六个必须坚持”，深刻弘扬了以人为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格物致知、万物一体、天下为公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思想观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我国传统典籍当中关于信念、立德、敬民、修身、为政、任贤、廉政、劝学、笃行等名言典故，并赋予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明德修身提供了思想养分。

　　（三）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强大动力源泉

　　“第二个结合”使我们更加注重巩固文化主体性，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并使其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令中国人民进一步掌握历史主动和精神主动，极大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成为我们保持文化自信自强的深厚基础和坚强基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而砥砺奋斗的艰辛历程，从来就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供套用的答案。事实上，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不仅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及其昭示的光明前景，也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底蕴积淀。“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能让我们更为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走向，深刻理解其独特创造和鲜明特质，继而挖掘和阐发内蕴其中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时代价值，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动力支撑。“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充分肯定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让中国人民在展现强大文明创造能量的同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激活中华文明，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创造性地凝结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坚持以文培元、凝神铸魂，同时大力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关键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统筹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时代条件下，“第二个结合”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内在贯通、相互融通，为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和增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内生动力。

　　（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路径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强国复兴目标在文明维度的具体表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重要论断的提出，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勇于担负起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征程中的文化使命。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经由这个结合，才能坚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并将内蕴其中的精神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其重要意义在于，保证了所建设的文明形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新思想成果，为推动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沃土。对于创造过辉煌文明成就的中华民族而言，建设现代文明不能数典忘祖，必须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文明土壤之中。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然契合于当前阶段的实践要求，对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24年2月4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