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是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升华与总结，反映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新要求。对于这一思想的学理阐释，必须将“理论形态”与“理论特质”结合起来予以整体性考察，系统、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指向与实践要求。

　　价值论层面的考察，触及文化的实质与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着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之根、发展之基，体现着一种文化理论的立足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立场，即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精神文化需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将文化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满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效能。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精神文化需求是内生性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需求；是长期性、连续性的需求，而不是暂时性的需求。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供给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多样化、丰富化的文化产品，契合于不同年龄层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群体的需要。同时，应当注意到，精神文化需求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有文化产品供给就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粗制滥造、千篇一律、跟风创作的文化产品，没有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准的影视、音乐、美术等作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从“量”与“质”双重层面予以具体落实，不仅要关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没有”的问题，更要关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得“好不好”的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体现在文艺创作生产的过程中，成为文艺作品的首要评价标准，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是优秀作品，既要看艺术标准、审美标准，又要看市场标准、经济标准，还要看价值标准、社会标准，要将艺术标准、经济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只有真正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做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引发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情感共鸣、精神共鸣，一部作品才算具备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正因如此，文艺创作者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创作过程中要更多关注“人民”而不是“人民币”，要将创作的方向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反映好人民群众的心声、心愿，展现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同时，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树立正确的艺术理想、人生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与传播者，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艺术造诣，实现人生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贯彻到文化建设各领域，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予以具体落实。在文化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实践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其既要求推动社会精神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又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既要求坚持文化事业的人民属性、公共属性，又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习近平提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对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要求。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多彩。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发展应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注重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1805亿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文化产业“人才下乡”“资源下乡”，赋能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在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得到确证。

　　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同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有着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中予以理解，又要从社会有机体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视角，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局性视角切入，予以系统论层面的考察。

　　首先，领导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因此必然体现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居于首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加强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与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与培养，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此，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队伍，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其次，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一种文化理论的特质，最为直接地是通过其中的概念、范畴、论断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上“术语的革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文化范畴、文化论断等，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系统全面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不同的组成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从标志性的文化概念和范畴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且彼此关联，具有整体性。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从标志性的文化论断来看，“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赓续中华文脉”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重要论断。

　　再次，建设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总体性，文化建设是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就已经提出“文化经济”的范畴，并对其作出界定与阐释，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思想先导、价值引领、精神动力的功能。除此之外，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培育法治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需要培育生态文化；在党的建设领域，需要培育党内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思考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特质。

　　最后，结构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在结构上予以贯通。“体”，亦即“本体”，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思想、理论、原理、观点；“用”，亦即“功用”，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任务、部署、制度、政策。“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转化，二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文化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指导与引领，也强调文化建设对文化理论的转化与支撑，形成一种有机的文化联结，建立一种紧密的文化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体”“用”之间的贯通，彰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反映出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

　　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创新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文化指导思想的持续不断创新，文化之花就会凋零、枯萎，文化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衰败的状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具有独创性、创新性的思想体系，富有思想上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种独创性根植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一种有原则高度的结合，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嫁接、简单的拼凑、无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所形成的“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根脉”与“魂脉”的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具有民族特性、本土特质、时代属性与现代高度的结合，“‘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此，从时空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存在，也不是过去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深厚的中国内涵、现代意涵的存在。“根脉”与“魂脉”的创造性结合，赋予中国文化发展以生命力，激活了文化创新、文化创造的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根脉”与“魂脉”中的“脉”，主要指的是中华文脉，二者的创造性结合，使得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双重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有其内在的方法论，是文化创新创造的原则遵循。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阐述了文化领域中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定位，“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守文化发展的性质、立场、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背离原则、背弃立场、抛弃历史。创新，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赋予文化发展以内生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激活各类文化要素的动能，避免文化发展的停滞。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推动实现一种有原则的文化发展，深层次地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方法论上的独创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的起点”，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起点”，是对于文化发展历史方位的界定，对应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在文化发展上有其时代诉求与历史规定。“新的文化使命”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其中，“推动文化繁荣”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蓬勃发展状态，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建设文化强国”是从文化与国家发展的有机联系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形象，具有世界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身份，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将文化发展上升到文明高度，体现出文化发展所彰显的进步状态与历史意义，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的继承与发展，将中华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现代高度。在“新的文化使命”中，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动文化繁荣”属于基础层次，“建设文化强国”居于承上启下层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属于最高层次。“新的文化使命”有其“发展论”层面的意涵，确定了文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表达与概括，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将得到进一步锻造与凸显，这深层次地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升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创性”与其“主体性”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文化指导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出思想自身的主体性，还反映与巩固了文化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一事物反映出的主体意志、愿望与创造性。文化的主体性，反映出一种文化形态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属性，是文化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与时俱进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实践遵循，以思想的独创性、创新性巩固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表达。有了文化的独创性、主体性，中华民族就得以自觉自信自立地屹立于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

　　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概念、范畴、论断的提出，到不断体系化、系统化、学理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整体。文化不是僵化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发展、处于演化状态之中的有机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将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形成更为丰富的思想形态、理论形态。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思想形态发展促进文化形态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日益凸显。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习近平文化思想，归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意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或“本土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与“文明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一思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境遇、新挑战、新态势，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新范式、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文明交往互鉴的新原则，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普世价值论”对于文化的偏颇认识或错误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就是“内”与“外”的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乎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既要守护好“民族性”，又要彰显出“世界性”，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一方面，守护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是具有“普世”性质的文化，美化西方的文化心态依旧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与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处境有着一定的联系。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实际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历史底蕴，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以其独特性、民族性，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坚守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必然要求从文明论的历史高度出发，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使中华文化获得具有原则高度、现代意义、时代属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深层的文化动力。

　　另一方面，把握好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以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赋能自身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发展不可能故步自封，不可能闭门造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世界性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原则。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不同文化形态，应当持有正确的态度，予以正确的认识，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胸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

　　进一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高度，来认识与阐释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从价值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阐明了世界各国文化所凝结的共同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诉求。从文明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包括全球文明倡议在内的“三大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人类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利益基础、情感基础，更具有人文基础、价值基础，是推动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人文基础就体现在各国文化中相通、相知的文化理念、文化表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载体上，中华文化也得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得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文化是具体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创造产物与智慧结晶，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最终需要依靠“现实的个人”发挥作用与力量。除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每一个体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中国价值的传播者、践行者，这种民间层面的文化交往更为关键、更为重要。对于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来说，进行文化交往，并不会使文化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之上，反而会增添文化发展的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更深层次上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文化发展不是无规律可循的，但这种规律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规律，而是历史的、趋势性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在文化层面上的规定性与必然要求，也体现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上。前者体现为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演变，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日益凸显，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巩固与提升；后者体现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多样性、交互性、共生性趋势的显现。如习近平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文化走向趋同，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不同民族、国家发展自身的文化，使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彩。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将文化发展上升到文明高度，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为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指明了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标志，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远历史意涵。民族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雄厚、物质的富裕上，还体现在文化的繁荣、精神的富裕、文明的复兴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复兴的理论指南，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现代性样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嬗变，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文化对现代性样态有着深刻的塑造作用，在不同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作用下，必然塑造出不同的现代性样态。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要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全面认识与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理论形态，将文化发展的理论要求贯彻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活力充分涌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磅礴的精神力量、文化力量。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