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从其思想内核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重要思想之间根脉相通、枝叶相连，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有机一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孕育萌发、不断发展、日益深化的过程，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全面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以及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成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后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重点。以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标志和界线，相关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扶贫、文化安全、文化育人等重要论述为题，或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或探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文化基因、文化根基等。这一阶段在关于习近平文化观、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初步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如认为其包含六大内容、六条主线，且它们共同支撑起了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整个理论体系的立体结构。在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后，学术界围绕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生成逻辑、内容体系、鲜明特征、时代价值等进行了研究。从整体来看，前一阶段的研究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为后一阶段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后一阶段研究则是前一阶段的拓展和深化，二者之间构成了不可分割、前后递进的密切关系。从研究视角来说，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回溯式、功能共生式研究，还是系统阐述式、中外比较式研究等，都各有所成、各具特色。本文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几种研究视角的集成与融合，以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研究。

　　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魂脉

　　科学性是思想理论的本质特性，也是其形成发展的根本所系、灵魂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表现为思想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和逻辑形式的严密性等方面，归根到底来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理论观点，还是在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是魂脉相连、大道相通的，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1.1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魂脉”主要是指灵魂和核心，在事物发展中起着统摄、蕴涵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表现在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及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守住“魂”、把好“脉”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化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通过精神、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哲学等概念术语来表达，以此阐释文化的内涵、本质与作用等。他们认为，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形成发展受到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制约，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虽然文化是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文化对物质生产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尤其是先进文化和科学理论，能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引领、激励、熏陶和教化等积极作用，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转折，无不是以文化的变革和思想的启蒙为先导的；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以文化发展、思想进步为基础和标识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归宿。正是基于文化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和文化作用的极端重要性、不可替代性，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及其负面影响予以深刻剖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打破资本主义的精神枷锁、推动人们的精神解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建设性的构想。列宁也对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这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如在文化内在本质上，强调其是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基本特征上，认为其具有阶级性、继承性、民族性等；在文化功能作用上，强调其具有认知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等；在文化运行规律上，认为其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它们；在文化立场上，强调人民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要坚持人民立场等。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之基、精神之源，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无论是在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在理论旨趣、价值指向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是在文化属性、文化价值，还是在文化地位、文化功能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

　　1.2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并非一成不变、自动激活的。只有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才能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虽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但在中国文化发展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和解决。在此过程中，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经验，必然会形成一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新的东西”，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构成要素。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其生命力也在于继续推进“两个结合”。“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困境下传入中国的，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两个结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得到了不断证明和持续彰显。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内容，而且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实际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发展，而且发展是主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强调精神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肯定文化的阶级属性，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承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中，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的重要指示，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而且明确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任务目标和着力点。这些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性新认识、新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的内在奥秘。

　　2.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特质的基本要素和内在力量，是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在传承、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承载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化因子，“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了民族文化血脉，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

　　“根脉”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的根基与血脉，亦即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源、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既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也有其文化逻辑，这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底蕴、文化根脉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内在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认同、风俗习惯等，内蕴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导向和思想品格，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特点，塑造了中国人内在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烙印在民族心理、彰显在民族行为之中，以一种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力量影响着整个民族及其个体，使其深受浸染和熏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进和升华中，蕴含了诸多独具一格的文化思想、构造出了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凝结出了丰厚饱满的文化元素，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精神源泉和历史资源。如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崇德贵民与孝亲尊长、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贵和持中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恢宏的历史纵深感。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精华和文化汁液，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地包含着道德文化、精神文化、廉政文化、伦理文化等方面内容，涉及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等诸多环节，无论从哪一方面、哪一环节来说，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和基因传承，如在道德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理念，包括“为政以德”、“兼爱”之德、“仁爱”之德以及传统的修身立德思想等。这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导入了文化基因、奠定了思想基础。

　　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

　　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塑造民族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蕴含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而使其内蕴着鲜明的民族性；另一方面，文化基因总是与一定的实践活动和时代条件相结合，从而彰显出一定的与时俱进性、动态发展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民族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世代相继、弦歌不辍，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勾勒了民族的文化脉络。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就在于它对民族文化基因“因循”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结合时代条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了民族文化基因新的生机活力，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实际上明确揭示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在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与时俱进的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方面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其中“精华”与“糟粕”混杂、积极与消极并存。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复制，而应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做到辩证取舍、去粗取精。即不仅对其中陈旧过时、不合时宜的东西予以舍弃，也对其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东西充分挖掘、予以激活，以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了中华历史文脉，从中萃取思想精华、吸取有益成分，从而拓新了民族文化空间，激活了民族文化生命，使其展现出了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思想感染力和时代感召力。坚持在守正与创新、继承与弘扬的有机统一中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坚实支撑、深厚滋养，又富有强大生命力、感召力的根本所在。

　　2.3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不仅体现在民族维度上，更体现在世界维度上。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世界文明格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性、资源丰富性和博大精深性而享誉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深刻的导引性和启示性，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拓展提供了历史积淀、文化基础，蕴含着“中国之治”的文明元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的根源就在于“文化特色”，“文化特色”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支撑。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和合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问题的重要启示。它们既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也内含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对各种现代危机、破解人类发展困局、回应“世界之问”的卓越智慧。充分凝练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使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多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宝贵资源，更是一种强大力量。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正因为如此，需要把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使其在统一人民意志、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思想共振、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家话语权的深厚沃土。事实上，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本民族独特文明与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关系，相互尊重、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引领作用，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力、竞争力。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担当，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贡献，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其更加高远的境界、更加宏阔的格局。

　　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工作的延续和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理论和文化建设实践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辉映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昭示着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坚持大历史观，从百年党史中梳理发展脉络、明晰历史逻辑，才能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来龙去脉。

　　3.1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承继

　　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为什么进行文化建设、如何推进文化建设等，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文艺发展要坚持正确方向，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发展问题，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如此，邓小平明确地把精神文明从内容上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既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又指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此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建设方略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建设思想。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先后经历了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和文化自信四个发展阶段”，其演进脉络清晰、内涵愈益充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文化发展的卓越智慧。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文化建设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等鲜明特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智慧源泉，且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服务人民为价值理念，以立足国情为基本依据，以尊重规律为鲜明特点，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基本导向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战略框架。这些也深深融入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如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功能作用，党百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喉舌论”“武器论”“阵地论”“生命论”等不同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要意义；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培育和创造出的伟大精神形态，习近平不仅丰富了其精神内涵，拓新了其时代价值，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力量。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最新理论结晶。

　　3.2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的拓展

　　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而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不同，决定了各国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尽相同、各具特色的。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生成和发展来看，它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懈探索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它与政治发展道路、社会建设道路等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的，并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的确立、文化纲领和文化政策的制定等，具有根基性、支撑性的重要作用。文化发展道路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推动文化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者和拓新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特点，即它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悠久文明积淀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文化发展道路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者、拓展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最大保障。

　　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特点和演进逻辑，需要充分把握文化的独特属性，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又是在社会整体发展道路中运行演进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契合、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总结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文化发展的新观点、新认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思想起点、逻辑起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以什么为指导、围绕什么任务、沿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要求、达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文化领域中坚持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属性特征、目标方向、战略规划等。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正确方向，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结晶，是不断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

　　3.3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战略的递升

　　在不同语境下，文化发展战略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多数情况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目标、方法和策略等，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功能、作用的认识和定位。文化发展战略体现着“战略”的一般要素特征，即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政策性、可持续性等鲜明特点。制定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在继承与发展中日益充实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既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与其他发展战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战略是根据国家社会发展情况和国际环境，对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作的长远的、全局性的系统谋划，深刻体现着文化领域的战略目标、方向和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建国”，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目标。

　　如果说党的十八大之前是文化强国战略的探索期、孕育期，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就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升级期、深化期。尤其是习近平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学回答了文化建设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承什么、怎样传承、谁来传承，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如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将文化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即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出发点，即要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动力支撑；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支撑点，即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即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应表现在文化领域的文化复兴、文化强国”。总之，习近平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在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特质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从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定位、谋划和布局文化建设，统筹把握文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应然性，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事关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具有鲜明科学性、引领性、人民性、开放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特定的理论渊源、文化底蕴、思想根基和实践依据，同时又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质。

　　4.1文化发展的“危”与“机”统筹把握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竞争尤为如此。在全球化浪潮和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一个无时不存在竞争和较量的特殊战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分歧，中国已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对象和目标之一，中国的文化安全由此受到严重威胁。在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国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错误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依然暗流涌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同时，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精神懈怠、消极颓废等现象较为突出。因此，有效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维护我国文化主权和安全，就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需求更为强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既面临着各种新挑战、新难题，也存在着各种新机遇、新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关照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文化环境、严峻的文化形势，也认识到了文化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难得机遇等。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现实所需，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机遇之所在、使命之所在。新时代无论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都是重要因素、重要支点，具有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量和功能。这也意味着，当前进行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为充沛的动力。

　　4.2文化品格的“体”与“用”有机贯通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各有其丰富内涵和独特意蕴，但总体而言是有机互动、内在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新时代的‘明体达用之学’，它赋予‘体’‘用’概念新的内涵”。这里的“体”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即文化建设的本质根据、根本原则以及相关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用”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即文化建设的方法手段、实践路径以及文化工作的具体部署要求。这种体用贯通的文化品格，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智慧，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即作为“两个结合”的重要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实践性，是本体论与方法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高度统一，是经义与治事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与“用”并非泾渭分明、疏离对立的，而是相互贯通、内在一体的。新时代以来，围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两大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中实现了理论新突破、实践新升华，因此这几年“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是科学的、厚实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植根沃土，既内蕴着强大的思想伟力，又具有深厚的文化之源。“明体”实际上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文化使命“是什么”的明确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用”是鲜明的、明晰的，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品格，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怎么办”的清晰回答。“达用”，主要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谋划、战略部署和统筹安排等。质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突出的理论创新，又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强烈的致用品性，“破解‘体用二分’的窠臼，极大促进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从“明体”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之道、文化建设规律；从“达用”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二者的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就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以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真谛，实现“明体”赋能“达用”、“达用”反馈“明体”。

　　4.3文化建设的“党”与“群”协同联动

　　高度重视和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和重要内容。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舆论的主导权，它决定和影响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功能的体现等。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以更好地为文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价值引领和组织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和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在文化领域坚持党的领导，是由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生成发展需要一定领导力量的组织、引领和推动。作为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出发，把握文化建设方向、制定文化建设方略、确立文化建设目标，如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路径是推进“两个结合”，以及“‘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等，在文化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文化领导能力、文化治理能力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非先天给定的，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去争取和证明，同时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基础上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文化发展的受益群体。这就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各种形式调动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群众基础、凝聚磅礴群众力量；在文化发展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总之，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固定的、孤立的，而是以在文化领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为依托的。注重党群联动、党群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有力法宝，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4.4文化理路的“一”与“多”兼顾并举

　　正确对待“一”与“多”的关系，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和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强调指导思想的“守一”“执一”，又兼顾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具体而言，一是一元引领、多样并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文化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是关系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感召力所决定的。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又决定了社会思想观念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实现“一”与“多”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排斥和否定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相反，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是以指导思想一元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推动二者的相互影响、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二是一个目标、多维构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来说，这一根本目标本身具有整体性、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强国目标，如“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强国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能为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支撑、引领和激励作用。文化强国建设的顺利推进，又能为其他方面的强国建设产生一定的带动和依托作用，进而以其强大合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所以，既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方向、目标等，又要协同推进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强国建设，使之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发展。而从次级层面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也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概念，内在地包含着多元要素、多维向度，是由出版强国、网络强国、艺术强国、学习强国、学术强国等共同构成的，涉及意识形态、新闻宣传、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涵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网络文化、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多措并举、多维推进、多向发力，如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等。总之，“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其实质是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4.5文明交往的“中”与“外”交流互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不仅在于它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建设目标等，更体现在其更高的文化追求、文化格局和文化境界上。一种文化、文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固然取决于“内”，但也关乎于“外”，即以什么方式和态度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决定了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能否持久存在发展。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揭示和回答了不同文化相处之道、不同文明交往之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是因为不同地域、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图景。文化多样性是指人类各群体和社会因价值观不同和生活方式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在各自群体和社会内部一直延续和不断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核心是文化差异性、异质性，但如何认识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宣扬“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普世文明论”“文明冲突论”等，其实质是以“西方中心论”为逻辑基础和前提，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为标准和模板。这些观点反映了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对抗性、竞争性思维模式以及“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出现过碰撞和冲突，但这并非文明发展的常态，相反，其主流和本质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融合。世界上的文明具有多样性，多元文明之间可以并存共生、交融互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高远的站位、宽广的视野、宏阔的襟怀，深刻阐述了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形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文明观，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所以，正确对待自身文化与外部文化的关系，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和优点，尊重不同文化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现实形貌，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习近平文化思想摒弃了西方差序性文明理念，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促进万物共生、和而不同、包容并存的文明之间交流交融，在互鉴互促中实现共同发展，在兼容并包中丰富文明多元图景，“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治愈各种‘文明病’开出了‘中国处方’”，也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之道，从而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道义力量。

　　5.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其体系结构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根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鲜明主题，“两个结合”是实现路径，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目标指引，它们之间相互融通、有机互动、彼此支撑，构成了一个思想共同体、逻辑有机体。其中，文化自信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所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和内在要义，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和实践导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是接近于实现，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就越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地位重要、作用独特。因为，无论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是理论自信，都蕴含着文化的要素，也都离不开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力量的涵养、熏陶和推动。

　　文化自信不仅是面向“本来”的，更是面向“未来”的；不仅是面向民族的，更是面向世界的。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比较优势的日益彰显，为强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支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滋养。“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还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都不能离开魂脉和根脉这两个基本维度。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之“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升华中华文化品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深厚滋养。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指南和思想武器。

　　文章来源：《探索》2024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