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骨干框架。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运用和创新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全面深化改革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命题。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也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中，这个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最终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并由此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历史，同时也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条件和新科学。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毛泽东的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融会贯通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中国化时代化。

　　邓小平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习近平在说明《决定》中专门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的经典论述，精辟地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不完全局限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它已经扩大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完整运用和创新发展。

　　2.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怎样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它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它又区分为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由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很早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1958年和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依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回答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时代性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党的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初步经验后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经过新中国将近70年、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怎样回答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新的时代之问。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预示着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2023年2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在这里，习近平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归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可见，理解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从学理上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命题。第二个命题就是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才能沿着正确的历史方向行进，党长期执政才有内在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首先应当是人的逻辑，而不是资本的逻辑。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要求都突出“人”的地位，直接地、间接地与人的福祉和发展有密切关联。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目标的人类解放的观点是相通的。其次，发展生产力的规律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心，它的目标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这导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现代化路径过程的不同。中国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为目标，并不单纯追求GDP，它要建设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它要建设的现代经济体系，是全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完善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不仅仅表现为生产力，它还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来源，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图景。针对照搬西方标准认识现代化的错误观点，习近平说：“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4.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随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第一次中国化时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对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把国家各项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其实质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基本制度指的就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中有许多内容是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制度。可见，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运用和延伸。习近平辩证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借鉴吸收了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

　　5.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党的全面领导引申到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新课题。

　　党领导经济工作具有长期的历史依据。从实践逻辑来看，国家行政机关的动员力量和管辖范围客观上有不少盲区和局限，而党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具有更广泛的渗透性和动员力，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往往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而且，各级政府自身的财政经济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导致政府“错位”“越位”现象，客观上需要一个只服从国家整体利益需要的组织力量的纠正机制。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理论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治和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他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战中提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论断，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邓小平也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而坚持党的领导则是讲政治的突出体现。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合法性，还在于党是全体中国人民和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唯一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资产中，党代表了全部资产中的最大份额，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和表决权。从制度层面上说，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逻辑含义。

　　西方经济学不仅有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也有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两大学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上的观点是对立的，但它们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观是一致的，即二元论。他们将政府与市场看作平行而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基于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加上两党争斗，西方国家在实践上从未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达到真正协调。2014年习近平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重大理论观点是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大理论发现，指明了破解经济学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基本经济制度展开的。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个目标被确立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种新概括，是理论上的创新突破。

　　怎样解释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总结，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了家庭和私有财产成为私有制的起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在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很低、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家庭是人们从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育幼与养老送终，至少两代人整个人生过程中难以分离的微观母体。家庭经济对任何人都十分重要，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普遍富裕、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保障水平极大提高、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忽略家庭经济的重要性，也才具备消灭私有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条件。而在此之前，家庭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但是，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不同，私营企业必然带有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允许私营经济发展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和创新，因而也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是解开这一问题的钥匙。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要求“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在这里，习近平没有使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通常说法，而是把资本同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个理论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那么，怎样理解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产生资本呢？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商品货币关系，这是资本产生的最基本因素，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这客观上承认劳动能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集体资产属于集体组织内部全体成员所有，但是任何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从业者和所有者都是分离的，并非所有者就一定是某个企业的从业者，劳动者是自由的，他可以离开原来所属的企业，也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约，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在农村集体经济中，虽然土地承包关系把从业者和所有者捆绑在一起，但是集体的非农业经营形式又把从业者和所有者分离开来。在这里，集体组织成员也是自由的，而土地承包关系通过土地流转，也可以把从业者和所有者关系分离开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产生的两个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都存在，因此产生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是必然的，产生非公有制资本就更不难理解了。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公有资本的剩余劳动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产生，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克服资本的“不文明面”，为资本运行设置“红绿灯”等就有了理论依据。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它明确回答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目的和基本活动方式。这既是对经济运行的科学抽象，也代表对其价值观的判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要回答谁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发展生产和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实现人民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方法与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人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所谓一切积极因素，就是广大人民，同时包括国内外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消极因素。这就点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民，也包括国内外一切可以转化的消极因素。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发展经济的目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人民至上”的思想，更加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的目标方向。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需要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它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组成的集合体，在他们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经济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解决各种矛盾的方针就是，“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概念是指海内外一切拥护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学说发生了历史性新飞跃。它要求把价值观与经济实践相融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这个思想是协调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概括，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完整和准确体现。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以全体人民（包括国内外一切可转化因素）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在不断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组织以及各类社会资本的积极性，统筹协调、全面平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1.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新发展理念

　　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调至7.9%和7.8%。习近平在2013年12月指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7月他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同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重申了这个判断。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趋势性判断，也是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性认识。

　　中国经济增长很难再恢复以往的高速度，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不仅有着中国经济自身潜在增长率变化的客观依据，也与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相似。针对国内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经验，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他还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新的机遇首先在于要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态，即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原理揭示了单纯以劳动和资本要素驱动的生产发展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自觉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把发展生产的着力点更多地转向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之后，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目标。这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从而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具有实践内容的完整体系。

　　经济学是人们认识和分析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理论总结和工具，其中的发展理念则是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和主张。这个主张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发展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在以资本为中心导向下，西方经济学有一套成熟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也不可能简单套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不是单一微观的经济效率问题，不可能仅仅使用帕累托效率改进来衡量其得失。多元目标多元关系，难以用抽象的“均衡”和“非均衡”来囊括，也难以在单一的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内作出完整的刻画和分析。它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发展理论，而是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建立在机械的、线性思维逻辑上的数理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变量关系，精致的数学逻辑实际上只能对付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富有哲理性和中国文化风格，它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的概括往往具有纲举目张的逻辑力量。

　　2.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2016年12月，习近平针对我国经济出现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现象，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和创新发展。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统一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涵；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物质再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基本内容；为“三位一体”（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资本循环周转服务的劳动是实体经济的延伸。完全脱离物质生产，单纯为价值增殖服务的经济活动属于虚拟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单纯追求价值财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趋势，“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货币的属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资本家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以谋取更多的财富创造了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脱实向虚的内在原因，也是金融大亨控制世界经济的内在原因。

　　新中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靠实体经济当家的，我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离不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首先，发展实体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本途径，纯粹的金融产品交易和炒作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只能使少数人获利，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而实体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其次，实体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力和科技力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是基础，而科技力是提升经济力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左右着综合国力。科技力增强综合国力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实现的。如果没有制造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很多科技成果应用和重要技术创新将缺乏试验、推广和产业化的支撑。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制造业。即使在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投入占比仍然很高。

　　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和理论总结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习近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格局谋划和实践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来自国内供给和需求还是来自国外供给和需求，是判断经济循环以内外哪个为主的学理依据。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按照需求支出法GDP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始终是以内需为主的，即便是在所谓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年份，外需对GDP增长拉动作用最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只有个别年份外需的拉动作用超过内需。而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不少年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负数。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特征，实际上大国经济发展都基本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说：“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既是战略思维和谋划，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即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再生产，都是建立在国内市场即国内循环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生产依靠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又依靠剥削更多的劳动力，破产农民向城市集聚，不断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内循环基础。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后，尽管提高工资的幅度受到严格限制，但工人工资的增加提高了社会购买力，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内循环容量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同样得到充分证明。1978—2019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9%上升到60.6%；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提高到8.5亿人。这极大提高了国内需求并开拓了国内市场，形成了国内循环的重要基础。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1世纪以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也得到改善，使得我国城乡购买力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上升，许多服务产品只能在当地消费，因此随着服务经济比重上升，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由此证明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由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是对经济规律的理论总结。

　　（二）发展规律、国家战略和深化经济改革的主线

　　1.“四化同步”的发展规律和相关国家战略

　　2013年习近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四化同步”并联发展中，习近平认为城镇化是主要矛盾，“城镇化是涉及全国的大范围社会进程”，“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对“四化同步”并联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相关国家战略的实施。首先是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其次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等。这一系列国家战略实质上都是习近平对发展规律认识的实践部署。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城市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是规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区域，但又要努力追求相对平衡，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这种体现动态平衡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总结。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5年12月，习近平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矛盾，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这是中国的理论创新，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针对一些人的错误解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世界性意义，它率先终结了刺激需求为主的政策思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公布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结束了长达7年的零利率政策，同时也是9年来首次加息。美国经济政策转向，比中国晚了一个多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区别是：

　　第一，经济发展和调控思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先导，核心思想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而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的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主张。第二，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其政策涉及面很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了新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这五大支柱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第三，利益调整关系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表面上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利，但它同时要求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它的减税主张实际上对富人更有利，它代表大资产者的诉求和利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产能与失业救助相结合，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更为重视低收入阶层人民的利益和保护。第四，理论依据不同。由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Laffer）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总量。但实际效果却相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既强调生产和供给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作用，也关注生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适配性，以及后者的引导性；既关注供需双方的价值总量平衡，也强调使用价值的结构性和适配性平衡。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历史的命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相适应，但又不相适应，除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内容也会变成不适应的部分，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下提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主要含义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使市场的覆盖面更全面；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体现在局部效率的提高上，更是体现在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上；形成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十四五”时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它的内在要求是，立足内需，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运行有序、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正如习近平所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3.洞察生产力发展新趋势，提出了未来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新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敏锐洞察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在2013年和2014年就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并著文系统论述了当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形态、产业形态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进一步要求以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着力点。

　　怎样认识和解释数字经济是经济学的命题。这包括它的定义、特征、主要生产要素、微观主体、再生产过程和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产业特征等，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初步研究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总结是：数字经济是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协同等方面的能力空前提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成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产品和关键零部件与制造业高度相关，是新兴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数字信息产品生产更多依靠无形资本投入，交换更多依靠虚拟市场，消费更多依靠线上，且数字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第三，数字经济使得城乡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共赢的新型城乡关系；第四，平台企业成为新的生产交换主体，非平台企业具有专业化和小型化趋势，平台经济体成为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第五，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摆脱“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生产过程更多体现的是生产主体的个性化意愿参与，分配中无形资产报酬高于物化资本所得；第六，数字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趋势，将可能形成未来的第四产业。数字经济的出现在理论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如对“市场万能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以及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也提出了两方面重要的认识和实践问题：一是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二是平台企业的垄断趋势提出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和阻止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传统的反垄断规则是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制定的，而这种产业组织理论又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在数字经济时代，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不断变化，使传统的反垄断规则在规制平台企业垄断时面临挑战，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制定反垄断规则，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国民经济运筹与调控

　　1.稳中求进总基调和经济运行调控

　　2016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而且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勉强加速求进不仅会欲速不达，甚至还会引发连锁性的问题。通过刺激手段提高增速，但如果不能带来相应就业，不能产生真实需求，后续的波动会更大。反倒是站在坚实的基础上才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所以，稳是前提，是大局。此外，衡量经济工作的“稳”，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相关的社会指标、文化指标、生态文明指标等。只有经济的稳，没有其他方面的稳不是真正的“稳”，也不可能真正“稳”住。衡量经济的“进”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带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能带来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片面的经济指标“进”也是没有意义的。“稳中求进”虽然不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首次提出，但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长期坚持的经济工作思路，因此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在“稳中求进”政策总基调思路下，逐步实施和完善了对中国经济运行调控的多元目标政策组合，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鲜明特色。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2015年11月，习近平提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政府的有关政策扩大为七项：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活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加上2015年提出的产业政策要准，一共形成了八项政策组合。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使用政策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政策呢？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运行，目的是保证资本收益最大化，因此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够了。而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是以人民为中心，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促进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年年努力，久久为功，需要在每年的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各项政策中体现，因此必须使用多样化的政策组合才能达到目标。而且，这些政策组合还需要系统化协调。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必须加强统筹协调，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能把各项政策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要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不能把系统目标碎片化。可见，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和调节，不仅具有自身特色，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难度高得多，责任也大得多，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要求也强得多。

　　2.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

　　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贡献。事实上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和挑战，既有来自人类社会本身的阶级斗争和战争风险，也有来自自然界的灾害和疾病。这些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但以往经济学都忽略这一重要因素，而不把它作为经济学的问题加以讨论，也不总结人类应对各种安全风险的经验。这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才把安全问题纳入视野。

　　随着中国愈来愈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百年大变局愈来愈把中国推向世界矛盾的主要位置，习近平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这实际上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在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新任务。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概括。

　　（一）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本认识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习近平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和基本主张。他在2013年9月就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2016年9月他再次呼吁：“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2018年11月他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从实践中也总结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认识。

　　1.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未来新方向

　　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形成了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是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据此，他把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指出：“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同时，他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这些理论观点，既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也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16年1月，习近平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

　　这是习近平对一百多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阶级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判断。首先，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百年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变局之一。它既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发展，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的矛盾。在现象上表现为中国与某些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多。特别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愈来愈取决于新一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大国在科技优势博弈的重要一方，这反映了世界合作开放与国际垄断资本垄断控制新技术的矛盾，也是世界生产力发展与旧的世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现象。

　　其次，百年大变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治理方式。以往国际规则综合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被美西方国家所把持。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特别是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客观上要求各国由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引领者。2014年12月习近平指出：“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跨国垄断资本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既有经济网络。即使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分工，也被锁定为“外围”，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制约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独家霸权治理实际上就是试图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世界百年大变局使中国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开辟了更广阔的经济地理和世界市场，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新经验、新模式和新规则，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再次，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百年大变局突破了文明单一的西方中心论。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改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这种百年未有的变化对于美国右翼政客和知识精英来说，很震撼，也很受伤。从而激化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总之，当今矛盾的特点正在逐渐转化为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与全球治理体系、旧的价值观和文明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矛盾。

　　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何继续完善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质上是提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以及深化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在新发展阶段，要把开放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目的就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吸收世界上符合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规律的商业规则和制度文明，这是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自身需要，也是参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需要。

　　1.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型开放理论与实践

　　所谓制度型开放，就是改革不适应开放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在边境上和边境后的法律、法规和各类规则和规章。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存在“两重性”，它既有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面，即奴役和剥削本国和外国的劳动者；也有反映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文明，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如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和多边协议等。我们的制度型开放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吸纳这个“文明面”，以完善我们的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次最大规模、涉及面最广的制度型开放，废除了大量不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规和规章，不断修订和完善了《对外贸易法》并制订了《外商投资法》，但由于这个开放主要体现在边境上，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海关规则改革为标志，因此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域，而较少发生在对国内市场的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上，这种边境后的开放主要发生在外资进入中国之后的市场规制、行业管理和标准等服务贸易领域。就是说，对于货物贸易开放，它可以通过边境上的规则开放一次性完成，而对于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不仅需要前期的市场准入规则的开放，还需要延伸到边境后的国内市场规制、管理和标准领域，需要多次完成，这种开放触及国家机关多种经济管理权的改变，需要协调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多，难度也更大。

　　我国自主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贸易伙伴谈判设立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制度性开放的试验和突破，已经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2013年9月至2023年底，我国已经分批次批准了21个自贸试验区（港），涌现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方案。另外，2014—2020年间，我国与贸易伙伴共签署了6项自由贸易区协议，并签署了3项已有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升级版。加上2014年以前签订的自贸区协议，累计达到21项。

　　2.“双循环”理念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答案

　　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诠释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念，而且回答了世界经济的时代之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不仅是世界的实践之问，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问。“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答案是：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网络分布不均衡，遗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不均衡。

　　世界市场的局限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恰恰是美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甚至是被遗弃的区域。它涵盖的地域面积占全球1/3以上，人口占全球60%以上。它的目标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福祉发展为中心，以世界生产力发展为中心。

　　因此，西方学者推崇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仅仅是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跨国经营理论，并非全体人类福祉的世界经济理论，它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翻版。

　　而我党和习近平提出的“多元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利的世界经济理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遵从国际分工客观规律，而且带动周边经济体的产业分工和发展，促进双边、区域的贸易和投资，以期实现多元平衡。而且，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是体现中国统一大市场与世界市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多种纬度的平衡，从而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成效，它是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观的创新理论。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历史唯物论还认为，社会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人们的历史选择对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发生作用。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有一般规律，也有不同道路特点。各国的社会发展形式或文明形成道路也往往不同。因此一般发展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形成的文明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根本动力。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人民历史主动性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创新发展。

　　2.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根植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凝聚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卓越智慧和精神诉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中华文明具有独特之处，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永续性”的文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以来，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独特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结晶。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并把“两个结合”归纳为中国理论创新的“魂脉”和“根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创新。

　　（二）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世界是物质的统一性原理出发，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当今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脱离这个基点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近平认为，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要努力挖掘中国实践的丰富宝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西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习近平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其中人类文明的有益成分，但“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没有独创性，就必然沦为附庸。这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的选择。

　　2.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运动相互关系的规律

　　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也是一个哲学世界观问题。首先，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但不能破坏自然，透支自然，一旦人与自然的统一被颠覆，也就破坏了人类的未来福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解决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的是人类未来的财富和福祉。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主体与客体两者相互关系的产物，没有客体的劳动在地球上不可能存在。自然资源是天然的劳动对象，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劳动主体是人类劳动的主要矛盾方面，但是，随着人类劳动和经济活动能力的巨大发展，资源环境约束突显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移到客体一方。“两山论”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发展逻辑。在不同情况下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再次，“两山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这句话揭示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垄断特征。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条件下，存在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产生的，级差地租则是由劳动投入的不同方式产生的。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实际上也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结果。在人类社会处于商品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态环境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绝对地租”相似的人类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只不过地租的索取权属于土地私人所有者，而生态环境的剩余劳动索取权属于公众。因此，它是一种自然财富、生态财富，这种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可以交易。资源使用者依法取得资源的使用权和承担赔付的责任，通过赔付差额在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发现价格，由此产生了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换价值，从而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付出人类劳动，这是增加新价值的来源，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1.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的辩证法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说：“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因此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党的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总结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个新认识体现了对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体现了“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协调，上层建筑也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在推进改革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发展理念，这五个理念相辅相成，互相不可割裂，构成完整的统一体，在理念上它是统一的，在实践上它需要统筹协调。因此它也是更高水平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2.坚持一分为二，认识事物的“双重性”

　　毛泽东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既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存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属性，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类资本是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同时，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对于反映世界生产关系的国际规则，也要认识它的双重性，尽量吸纳有利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文明因素，这是我们提出制度型开放的理论依据。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习近平也主张要一分为二，去粗取精，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于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学名词、概念和技术方法，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吸收，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和理论，对那些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分析批判，与之划清界限。

　　3.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

　　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普遍性、客观性，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过程会呈现阶段性，“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将结束粗放型高速度增长阶段并开始新的阶段的特点，习近平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并指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中，还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习近平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矛盾，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习近平对大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揭示，也是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特征的揭示。按照事物矛盾运动的法则，“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新发展阶段的国内大循环将建立在高水平自立自强基础上，由此推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与以往相比，就产生了质的飞跃。由于供给与需求、内需与外需这两对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就是：“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抓住了两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也兼顾了次要矛盾的解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需求侧调整为变量补充，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阻滞，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更高平衡。

　　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状态，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2011年以来，“稳中求进”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至今已经坚持了12年，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上升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方法论必然具有哲学的含义。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后，显著变动的状态已经过去，经济发展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即中高速度的平稳状态，这有利于促进经济向高质量转变，这时候，经济工作的方针，既不能再重复“又快又好”，也不能不舍弃仍然保留“快”的思想方法的“又好又快”。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的是“稳”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

　　（作者系yl23455永利经济研究所研究员，yl23455永利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