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话语是理论的表达。毛泽东曾指出：“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强调，“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时代进步要求话语创新，话语创新凝聚新的共识、催生新的力量。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实际，努力创建兼具自我主张、主体意识与人类性、时代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打造独具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智慧，更是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创性新概念引领时代潮流

  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引领性新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赢获国际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融含着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传播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立场、展示中国价值的原创性话语。这一话语注重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强调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理念相融通，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一方面，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域与国家壁垒主义视野，逐步构建起人与人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关系，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确立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它“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为世界各国人民充分认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引领意义的新概念，让世界看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重要作用，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二）以“维护共同利益”标识性新主张凝聚广泛共识

  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话语凝聚力的前提是彰显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维护共同利益是维持良好国际关系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石，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与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维护共同利益”，多次倡议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维护共同利益”作为中国对外话语的理性表达，彰显了开放包容的姿态，体现了合作共赢的诚意，真正致力于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维护共同利益”便孕育着“一个行为体的行为因适应另外行为体的行为而进行调整”的合作可能，蕴含着共同体获得生命与生机的客观基础和强大动力。正如“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一个国家的对外话语体系只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强大的现实感召力。对此，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合作基础，不断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联通，凝聚价值共识，厚植共同利益，实现互利互惠、共享共赢。澳大利亚学者马克·贝森曾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及合作，全球甚至区域治理均是不可能的。这表明，以“维护共同利益”为标识的新理念与新主张，对推动与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在吸引力、现实感召力和世界公信力具有重要原创性的意义。

（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源发性新观点引领共同行动

  共同利益决定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体现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对外话语的源发性新观点，集中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关切和期望，切实回答了推动世界和谐发展、共生共荣这一时代问题，是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价值判断，是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的重大创新。

  道路决定方向，价值引领行动。西方社会将普世价值指认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认为其具有永恒真理性、超越历史性和普遍适应性，是一种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存在，是任何国家民族都应遵循的价值准则。但是，这种非历史的、超阶级的普遍价值却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它“不是永恒的……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与普世价值有着本质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开创世界美好未来指明新的实践路向，提供新的建设方案。习近平从积极擘画“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到尊重各国民主政治建设，从致力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生命安全的生活环境，到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这些倡议举措都充分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捍护与追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与高度评价。习近平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提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逻辑的价值理念，是对西方普世价值虚假幻象、狭隘立场、霸权逻辑的全面超越，是对将普世价值粉饰、兜售与渗透行径的有力回应，不仅推动了全球话语秩序的重构，引领了面向未来的全球话语体系重塑，更集中彰显了中国话语共享发展、共生共荣的价值旨趣，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议题设置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影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科学合理的议题设置不仅可以激发话语主体的精神自觉与理论自觉，而且能引导受众客体的逻辑思维，有助于实现对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的全面、客观与正确理解。一定意义上，谁掌握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话语阐释的评判权和裁量权，谁就在话语权掌控方面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创造性地进行议题设置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基础，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一）提出全球贫困治理新方案：在回应人类性贫困问题中诠释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贫困治理探索史，就是一部人类美好生活追求史。纵观历史发展，饥饿与贫困不是中国独有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言：“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就我国而言，提出具有广涵性的全球贫困治理方案应紧紧围绕全人类共同福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统摄全球性贫困问题，针对贫困及其衍生出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行议题设置，并以此方案构成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和鲜亮底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同时，秉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理念，创造性地将中国精准脱贫事业与全人类反贫困课题有机结合，提出“开发式扶贫”等一系列精准扶贫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共同发展”为主线，以“脱贫攻坚”为实践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实践，为世界上其他致力于摆脱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基于我国提出的全球贫困治理新方案和精准脱贫历史性成就，我国在贫困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话语解释力和话语认可度才得以大大提高，为人类反贫困斗争作出了历史性和原创性贡献。巴西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若泽·卡瓦略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高度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在全球反贫困议题设置基础上推动扎实实践，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提出《中国与非洲联盟加强减贫合作纲要》，发起“六个一百”等援助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在世界反贫困道路上不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引领者。所以，从“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到“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和国际减贫合作，以实际行动诠释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突显了中国对外话语的人类情怀，彰显了中国对外话语的强大感召力。

（二）倡导地球生命共同体新构想：在解决世界性环境问题中阐释中国生态文明道路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习近平明确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此，习近平提出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构想，自觉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高度上，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生态文明道路选择，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生态环境为问题导向，积极设置“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美丽地球”等话语议题，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重要论断，强调以“深刻的绿色发展革命”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功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道路。与此同时，我国以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率先签署并发布《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向世界提出“绿色复苏”“建设美丽世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效的影响下，“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新的规划，也将为国际社会谋求绿色低碳发展指明大方向”。毋庸置疑，我国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保护生态家园上发出了中国声音、确立了中国话语、彰显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方案，有力提升了我国在世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三）发起人类生命安全共同体新倡议：在破解全球性疾病问题中阐释中国抗疫道路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推动形成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不仅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国内疫情蔓延，更积极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可以说，我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与确立的正确主张，既为其他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也为捍卫人类生命安全提供了参考借鉴。

  “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习近平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主张，将我国抗击疫情斗争实践与世界公共卫生危机结合起来，设置了一系列具有人类意义的重大议题，倡导“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国际援助、联防联控和疫苗使用等方面提出中国建议与中国方案。在我国的倡议和推动下，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强调世界各国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战胜疫情，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值得感激和尊重”，这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做法。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抗击疫情的原创性倡议主张，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肯定与认同，更充分展现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

  概言之，习近平以话语的议题设置主动权为着力点，在关注我国发展问题的同时积极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围绕全球性贫困问题、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积极设置相关议题，发起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的全球性倡议，充分体现出议题设置的主体自觉和创新精神，为新时代条件下以对外话语体系生动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三、将世界性对话交往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相融贯：开辟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关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意蕴，具有无限广阔的敞开空间和思想张力，在增强世界性对话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特别注重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精准把握东西方文化内在差异的基础上，将世界性对话交往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相融贯，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成果的交往互动，努力达到话语内容先进性和话语表达鲜活性的有机统一，在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中充分激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活力，增强发展动力，展示深厚蕴力，以世界人民听得懂、愿意听、还想听的话语展现中国价值，不断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时、度、效”，开辟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境界。

（一）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和合天下”的中华传统家国观融入世界对话交往

  习近平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广涵天人、身心、人伦和社会多个方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中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精神品格与理想追求，既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精神的根脉，更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活水和思想资源。对此，习近平强调，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并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充分彰显中华文化在解释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宣传中国道路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上的重要作用。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天下”的中华传统家国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协和万邦的文明传统与家国天下、世界大同的广阔胸怀，是助推人类友好交往的重要话语链接点与文化契合点，在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为深厚资源创新话语内容，将“家国天下”的国家观、民族观、发展观融入对话交往之中，创新性发展“和合”话语，向世界传递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思想”，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美好愿景与理想追求。习近平将具有人类情怀的中华传统“和合”精神与他国文化相结合，既继承优秀传统又创新当下，既包含众多含义深邃的文化典故、格言警句，又结合社会现实与时代特点创造形象生动、“接地气”的大众语言——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世界情怀表达，从引述阿拉伯谚语“独行快，众行远”到引用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来阐释中国理念，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发起“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华优秀传统“和合”理念在新时代条件下得以承扬与创新。事实证明，“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已经融涵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越来越为更多国家所认识、理解与接受，在国际交往中得到确证与共识。

（二）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中华传统自然观融入世界对话交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绿色的发展理念与生态观念，就很难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生态自然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一体”思想为破解人类生存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指引，既给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解释范式与存在框架，也为新时代条件下推进世界生态对话与生态交往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的统一体，这既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核心理念，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集中彰显。《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荀子》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正是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共生关系的确认，使我们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可见，从“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都表明习近平充分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自然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多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自然观进行了丰富和提升。既有效传承与发扬了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又凝练与创造出许多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新术语、新论断；既系统回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定位、目标、原则、主线和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又对新时代“为什么要实现绿色发展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论题作出了深刻阐释；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解思想”的理论认识，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澄清与超越，又不断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治理智慧。可见，从中华传统文化自然观中凝练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世界和谐共生的重要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又一原创性贡献。

（三）将“义利并举”“以义为先”“舍生取义”的中华传统义利观融入世界对话交往

  中华传统义利观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集中体现着中国社会交往中的“义”“利”选择倾向和基本立场，它超越了西方国家单纯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自我中心主义”狭隘视域，助益人们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鲜明品格。

  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表明，新的观念与新的语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随意“思维着的想象”，而是以人们的现实生活、客观条件、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为基础，“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的守正创新，又展现出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与当今时代发展和世界历史大势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等对外话语和基本主张，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在全力抗疫过程中，我国始终不忘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积极向世界各国输送疫苗、提供医疗救援，充分展现中国道义与中国担当；在国际事务中，我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恪守承诺，以诚相待；在对外交往中，我国注重增进与他国的友谊，“对老朋友念念不忘”“对新朋友真诚相待”；坚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增强思想文化包容性与融涵创新性，创造性提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作共赢”等一系列新义利观，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赋予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感召力，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声音传向世界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与方向性，集中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容与本质要求，而且将人类发展前景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涵。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新的术语形态和理论样态，是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中形成发展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结晶。它打破与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推进与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享的价值旨趣与人类社会共生共荣的发展前景，对于彰显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破除“文明优越论”歧见，充分彰显话语体系建构的自我主张

  从历史发展与文明进程的碰撞与融汇来看，西方“文明优越论”自晚清以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确立起来。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先，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冲击与影响，致使中华文明一度从领先地位滑入“话语式微”的守势处境。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试图颠覆与置换中华文化的内核与精华，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宣扬西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强调“言必称希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与中华文明遭到“文明优越论”的冲击、中国话语的旁落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学者痛心疾呼，“晚清以降，西学渐炽，千年传统话语，轰然倾塌。……新旧错愕，必除旧以布新；中心交流，皆以西来范中，百年激进，东搬西挪”。可以说，话语权的旁落与话语优势的衰微从根本上反映的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滞后，暴露的是精神文明演历的退后，揭示的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形成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冲击下中西方话语权的不对等地位。从当前来看，我国社会发展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思想倾向：部分群体、行业、标准仍然深陷以“西方理论”对比“中国问题”的泥淖无法自拔，唯西方模型、理论、范式为真理，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甚至妄图借西方话语、思想、价值观来引领中国文化建设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所以必须清醒认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长期遭受外来文化思想的侵蚀与支配，就会引发历史虚无主义，导致“精神软骨症”和“文化缺钙症”。为此，文化交流就必须努力保持话语创新的主体性，合理展开文化对话的交往性，推进文化文明的和谐共生、有序更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成果，超越了“文明优越论”下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优劣之分，打破了以“西方话语”为标杆的盲目崇拜，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确立起中国话语的自我建构性。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道路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关系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文化自信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历史未来走向中合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以维护共同利益和实现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文化多样性与和合共生性的辩证统一、话语自我确认与自我授权的辩证统一充分彰显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积极凸显话语体系创新的自我确认

  汤因比曾经说过，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既包含着中国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快速崛起，又内蕴着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为支撑的“软实力”提升，集中体现为21世纪的中国以话语主张的自我创建和话语体系的自我确认实现了中国话语的创新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偏见，更有助于重塑世界话语格局，赢获国际话语权。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挑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近代以来，西方借助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资本主义话语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逻辑。这一方面导致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肯定与大肆宣扬，一方面导致东方学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西化”倾向与自我话语的矮化、弱化。“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据“中心主导”地位，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德国学者兰克认为，“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统一性，西方文化才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这一观点实际上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成就与文明贡献，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扩张话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则以具有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体系展现了中国话语的自我确认，不断实现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从世界文明形态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东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逐渐构筑的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根基的新形态，从而是始终带有中国人主体性、主导性、主动性的新形态；从现代化形态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它有效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与现实实践，合理汲取并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性文明的崭新路径，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逐步丰富起来的现代化新形态；从文化形态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这一新形态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积极展示出来，将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智慧方案表达出来，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过程中彰显中国话语与中国主张；从人的形态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态。它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努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使“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形态。它遵循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独特性与公共性、多样性与同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把带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主张融入人类优秀文明之中，使中国话语、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具有宏大的世界视野。

（三）摒弃“话语霸权思维”，集中展示话语体系旨趣的自我授权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新论断既有深刻的学理依据，更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基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而产生。正是因为建党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新时代以来的惊天动地，“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形成重大理论创新。

“话语霸权思维”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传统，其衍生发展与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快速发展、现代化道路的率先开辟以及现代性文明的塑造塑形密不可分。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作为理论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话语霸权”加以发挥，提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能在西方国家显现出来。当前，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话语霸权思维”的宰制，不同民族国家正不断提出自身独特的话语理论，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创新，既展示了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也贡献了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确立并建构起来，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尽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有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共性，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既有人类优秀文明的共性，又有中华文化的个性；既汲取了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更赋予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中国元素；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主义思维”，又展现了中国话语“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奠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凸显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在推动话语中心向东方转移的历史大势中赢得了主动。

  概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话语展现的是带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主张，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话语霸权论”等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张，实现了一次世界意义上的伟大“术语革命”，实现了现代化道路崭新模式的深入探索，实现了新型现代性文明的有力开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话语从理念、理论、实践，人民、民族、国家，历史、哲学、文明等全方位视角呈现了中国对外话语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的集中体现。

 

（作者现任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