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为了引导非西方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努力地建构出西方现代性话语叙事体系。这种建构性话语叙事并非纯粹的事件描述，而是兼备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立场。当然，西方现代性话语不能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而必须服从这个主题，并为建立合乎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现代化秩序服务。因此，一旦接受这些话语，非西方国家就会落入西方国家预设的现代化陷阱，被迫与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形成经济上政治上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认清西方现代性话语表达的政治工具性，是揭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实质的前提。

  第一，沉溺于启蒙运动时期在起源上的进步性，西方现代性被包装成“永不过时”的精神遗产。尽管如卡林内斯库等人所言，现代性有多种面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启蒙是现代性的前提和开端。在西方，启蒙原初就意味着以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的蒙昧，确立理性在人间的至高地位。正是因为启蒙，人们才能“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才能以自己的理智感受社会生活的改变和新的异质性东西的刺激，并试图以理性把握这些变化。有学者认为，“理性地自我批判，对理性的公开运用，自由而正义的法治秩序，是启蒙哲学（运动）永不过时的遗产”。现代性正是在这三大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性通过强调“理性”与“主体性”而建构起祛魅叙事体系，帮助人们摆脱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并教会人们运用理性工具耕耘现代文明。由此，现代性便具有了在精神上反对蒙昧的永不过时性与在事实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性，这两者共同构成西方学者竭力维护和肯定现代性的主要依据。

  第二，凭借现代化历史成果，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现代性标准的制定权和现代性理论的阐释权。现代性既是事实描述也是价值判断。现代性作为新的价值标准开启了现代历史，是人类脱离蒙昧无知和野蛮状态后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生存状态，标志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进步。实际上，判定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文明社会的特征有哪些，各个民族都可以结合自身的国情和历史，以自身为参照进行划定。但是，资产阶级凭借其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巨大贡献，将西方现代性标准定义为普遍性标准，宣扬只有完成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而其他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都是传统社会。这种叙事逻辑承袭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单线进步历史观和西方殖民者的“野蛮—文明”两分世界图式，其隐含的核心观点是：只有西方道路才是符合现代化规律的道路，所有国家都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能实现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美国学者迪恩·C·蒂普斯指出，这种理论像它19世纪的祖宗那样，继续用西方社会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

  第三，夸大资本逻辑的合理性、优越性，以资本扩张转嫁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阶段，为了应对政教合一制度，资产阶级借助启蒙运动确立起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精神信仰。但是，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理念，而是自由对于资本扩张的必要性。当资本主义跨越这个阶段后，它便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它自己就是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的内涵直接转化为赚钱的动机”，一切不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为都变得毫无意义。从而，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推动社会生产。身处其中，只有不断地生产、消费以实现资本增殖，才能保持经济活力、规避经济危机。资本的这种无限贪婪性，使资本逻辑短暂地成为现代化“福音”之后，就不可逆转地变成了现代化的“劫难”。当资本主义在国内无法再进行扩张时，它便借助推现代化合法性之名，强制性地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纳入西方现代性逻辑当中，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凌驾一切的资本权力，从而迫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同一舞台上竞争合作，发达国家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以致各方发展的级差日益明显。

  第四，建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现代化模式普遍化且唯一化。二战以后，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夺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头等大事。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日益增长的吸引力，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一批学者在联邦资助、企业基金的大力支持下，投入到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当中，使现代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反共的意识形态特点。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客观过程，但有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建构都充满了主观目的性。美国学者雷迅马指出，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绝不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它只不过是美国人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在冷战时代对国家利益、对外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现代化理论也随之呈现出“唯我独霸”的态势。实际上，美国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升级版，它把传统现代化理论推进至第三个发展阶段，以“传统—现代”的文明划分标准替换了“野蛮—文明”的两分世界图式，鼓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明形态，并把美国的现代化道路视为通向最高级文明形态的必经之路。

  第五，确立现代性话语边界，在价值传播上强制输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所谓“民主政治”。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吸引力的增强，现代性迅速跨越民族和种族，成为世界现象。这必然呼唤现代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借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形塑出“内源现代化”的话语表达，以此确立现代化话语的边界，实现自身的经济政治目的。比如，以资本逻辑的经济话语掩盖群众史观的价值逻辑，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消解社会主义制度，以“普世价值”的文化话语替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给现代性生长提供了客观的时空场域，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作为人为价值取向和主观价值偏好甚至是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便赋予了现代性制度设计以主观目的性特征。“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取得了物质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所以它作为世界历史的环节在特定阶段上获得了‘绝对权利’”。这种绝对权利意味着现代性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建立起支配与从属关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西方现代性话语如此霸道与傲慢，得益于维系话语的历史成就。这种话语从西方导向的历史观出发，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此甚至不惜掩盖西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但是，当代世界现代化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多元格局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西方现代性叙事与历史观的误导正在引起非西方世界的警惕，也正在被更多地批判和纠正。

 

 

  韦伯曾反复尝试将他从西方社会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有关社会的合理命题运用于与西方具有不同初始条件的东方社会，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在他看来，西方道路是不可能一般化到非西方世界的，它只是西方所特有的道路。中国也曾试图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跳出西方现代化模式，致力于探索一条既能享受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文明成果，又能避免付出不必要代价的崭新道路，从而开启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新变革。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本位造成主客体颠倒、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资本本位既是西方现代性的动力，也是西方现代性的结果。一方面，资本本位决定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性以资本增殖为发展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无限循环的动态结构，将资本生产关系渗透到社会所有的关系当中并转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由此占据支配地位和获得“主体性”，发展逻辑体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本位决定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制度性质。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西方式现代化必然要坚持和维护以资本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资本扩张的空间、剩余价值的积累并非永无止境，西方式现代化靠着资本扩张不断发展的同时，必然受到资本扩张空间缩小、剩余价值减少的困扰，使资本的“自我增殖”逐渐变成“自我贬值”，从而造成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不再发展甚至倒退的困局。这对于西方式现代化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位人与资本的关系，超越了资本本位、确立了人民本位。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一样，都依靠生产与再生产奠定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两者的共性；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把“资本—人”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矫正过来，确立了人民本位的现代化道路。所谓人民本位，即资本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生产力的提高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最终是为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消灭了人的工具性，而把资本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的手段，作为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工具。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把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也把人的发展作为落脚点，经济增长完全是为人的发展服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虽然也离不开资本，但同时又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框定了资本的发展轨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无形的手”自发地调节生产，使市场机制在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共性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用“有形的手”控制资本的盲目扩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目的指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独具特色和个性的地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人的主体性与资本的工具性能否结合的世界性难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片面发展带来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总体性危机的困境。在马克思眼里，“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马克思所期望的现代性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实现现代性。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资本通过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分、消灭一切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来满足不断膨胀的生产发展与消费增长需求，从而创造了现代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西方式现代化完成了人类在物质层面的解放，却在精神层面使人类陷入另一场急风骤雨当中：在资本扩张面前，诚实、善良、公正、友好等人性的优点被抛在一边，甚至成为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是为资本扩张服务的，因而也都是为提高生产力服务的。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便只剩下残酷的资本竞争，而资本的逐利性最终只会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抗，以及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消耗而导致的生态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克服片面性发展的弊端，协调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过程是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摸索、奋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其中，“站起来”主要着眼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层面，为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富起来”主要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强起来”则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实现。中国致力于“强起来”的十年间，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正逐步完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现代性元素，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阔步前行。中国人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逐步成长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使全部现代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就是要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面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非此即彼的文明标准造成西方与非西方对立的困境。“二元对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思维传统。新自由主义全面肯定现代性的成果，并强调要实现现代性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道路；后现代主义虽然看到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消极效应，但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其最终的结论是：要么接受这种消极效应，要么彻底放弃现代化。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所映射的都是西方“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都会造成“中心—边缘”的文明分裂状态。基于这类观点形成的一元现代性话语霸权以及普遍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在“非我即敌”的冷战思维中对差异性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但又无法更新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以解决“无效的抗疫、分裂的社会、高涨的民粹主义、堕落的精英、互相否决的两党政治”等结构性难题，更不要说为其他国家走出现代化困境提供有效方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开辟合作共赢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实现现代性的新道路，而且是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在避免现代性带来的消极效应的基础上，能够开辟出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展现过程中的片面性；提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唯我独霸”的意识形态。这些都绝不是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现代性能够提出并加以解决的。作为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赋予了古丝绸之路以新时代的新内涵，以真实的实践平台促进合作共赢。新时代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向世界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不照搬照抄马克思当年规划的路线图，也不会复制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既验证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又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更为世界现代化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材。

  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型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但长期以来，在西方现代化丰硕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面前，中国学者往往对自身现代化历程缺乏理论自觉与自信，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式现代性话语尚在构建之中，我们不仅要比较分析西方现代性话语，虚心学习、交流互鉴，而且要立足中国传统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优势，继续探寻如何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形象，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力，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竞争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全球现代化的多元发展贡献了中国道路，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化现代性标准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方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须在全球化视野中建构起新现代性话语叙事体系，以语言为载体再现特定时空内的现代化事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有理论知识基础上，通过继承、发展、扩充和更新知识体系实现理论创新，从而为促进世界现代化事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第一，建构新现代性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的新现代性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一个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全由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但最终都要扎根于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中，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都能在过去的文化中找到源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部结构可能会在外族入侵中分崩离析，但其文化必有其连续性。如果中断了这种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转而全盘接受别国文化，那就如同植物嫁接一般，丰富了别国的多样性，成了别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西方价值观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这种“可能”就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体系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第二，建构新现代性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每一个意志又受到许多特殊生活因素的作用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一个合力，推动历史向前或向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知识体系中，这一合力的组成中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以及全人类协同共进等形成的正向合力，也有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现实打压等形成的逆向合力。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以“两个维护”“人民至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建构起“政党—人民—人类”多主体协作的现代化共进模式及话语表达，为凝聚新现代性共识、汇聚现代化合力、整合各民族国家内部力量、联合不同民族国家群体力量贡献了中国方案。相较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异化的西方现代性悖论，这种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现代化的认知，不仅内在地包含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崇高理想以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指向，而且关照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肩负推动世界现代化共同进步的历史使命，必然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其所形成的正向合力必然能够完全抵消逆向合力，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巨轮扬帆远航。

  第三，建构新现代性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必须平衡制度共存空间。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构成当下世界现代化的基本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须在科学研判和处理这两种制度的相互关系中建构新现代性话语体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之上。近代以来，所有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基本“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体性过程都是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进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生也是如此。俄国“在与比它先进和强大的西方国家的交往、冲突和战争过程中”开始追求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起点则必须溯源至1840年起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持续博弈决定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冷战结束后，西方现代性在其“经典”模式的基础上以西化分化策略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创新”模式进行打压、围堵，同时经济全球化又使二者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以生产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确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从而驳斥“社会主义终结论”。但驳斥“社会主义终结论”的目的并非要在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制造“资本主义终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兼顾制度的差异性和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在两种制度共存的合理张力中践行社会主义的开放立场，既在全球发展机遇中发展自身，又提供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走出世界现代性困境的路径选择。

  第四，建构新现代性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必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等具体存在状态，创造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成为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切入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所生产的新现代性话语，其目的并非制造唯一的中国式现代性标准，而是以中国创新的现代性为开端，致力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构筑起以各民族各国家文明为基础的多元现代性格局。中国式现代性话语将为这种多元现代性格局提供系统性思路。一方面，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协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破解世界生态异化困境提供范本。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先发展—后治理—再积累”，因而是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顺序发展起来的。在这一“串联式”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方式获得人的强势胜利，以掠夺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顺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四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过程，并在“四化”和谐互动中强调物质财富追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考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中相继提出“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理念与发展目标，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复位。另一方面，以人民话语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存在状态，为化解世界现代性中的各方矛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导向，从而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规范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形成经济发展与资本治理同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互促的经济社会形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关照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破解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问题凝聚共识、指明方向、提供路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提出并推动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对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世界合作共赢作出中国贡献。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现代性话语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土壤，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阐释，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表达，也是对“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全新贡献。它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伟力，而且焕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越性，为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发展多元现代性话语体系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作者：康凤云，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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