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确证，早在20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人类活动，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是连续进化的。经过漫长的史前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们逐渐向着文明迈进。良渚文化、石峁遗址、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重大考古发现，印证了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文化经过不断碰撞、交流，实现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转变，形成了“最初的中国”。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的过程。伴随着中华文明的逐步形成，包容的特质以及和平、和谐、和睦的理念渐趋显现和凝练，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追求和历史实践。

  在中华文明源起和成长发展中，中国先民对宇宙、自然、地理展开观察和思考，对大自然无私奉献、包容赠予的感悟日渐深入。《吕氏春秋·去私》开篇指出，“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这一朴素的辩证思维，凸显了中华民族深沉而厚重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彰显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博大胸襟。《尚书》《周易》等典籍，通过对“皇极”“五行”“八卦”等重要概念的阐发，归纳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时偕行”“天下一统”等诸多标识性思想理念，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对自然规律的探求以及对世间万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揭示中，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理性思辨，最终形塑出中华民族包容和平、通达适变、多元一体的文明基因。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始终以“君子和而不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为信条，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追求，以“天下大同，声教远被”为志向，以“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方融合”为品格，不仅创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赓续不绝的奇迹，而且付诸与世界文明交往交流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使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

 

 

  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独立形成的，但它从来不是封闭保守的，始终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彼此互动、深度交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外文明得以相互浸染、互学互鉴的重要原因。

  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与中欧、南俄等地出土的女神像十分相似，被考古学界誉为“东方维纳斯女神像”。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并陆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并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大约4000年前，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

  外来农作物和家畜的引入，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在黄河流域逐步形成由粟、黍、稻、麦、菽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以猪、狗、牛、羊、马为主的家畜饲养体系。在黄河中游地区，来自西亚的冶金术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人们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和马车的传入，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

  丝绸之路从汉代开通以后，不仅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从东地中海和西亚、中亚来到中国，而且为异域宗教文化进入中华大地提供了通道。古代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波斯的祆教、景教、摩尼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公元前1世纪末，佛教传遍西域各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佛教传入是世界宗教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中华文明不仅没有排斥外来宗教，而且迅速将其进行改造和吸收，使其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赋予佛教以中华文化内涵，最终使其融入中华文明。正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才促成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教文化大发展，才造就出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三大佛教石窟，才创造了儒、释、道并行发展的盛景，才构筑了兼收并蓄、和谐共处的中华宗教格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627年起，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为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651年，大食首次遣使至唐，伊斯兰教借以传入中原地区，经过以儒释经、吸收改造，伊斯兰文化与汉唐文化实现有机融合。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把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等知识传入中国，把自鸣钟、火器等相关制造技术带到中国，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养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动向西方学习新技术、新思想，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科技和思想元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人将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展现出蓬勃生机、焕发出巨大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深度，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两个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突破重重艰难险阻，主动同外部世界开展和平交往交流。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大墓出土了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外交往交流的历史进程就已经开启。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也是勇于维护和平的民族。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作为使者出使西域，“凿空”之行打开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通道。公元97年，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抵达条支和安息诸国，并到达波斯湾，由此中原与欧洲间的“天堑”变为“通途”，古罗马商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到洛阳。在前后近2000年间，丝绸之路呈现出各种思想、文化、宗教、科技、物质大交流、大繁荣的图景，谱写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双向互动的华章，对东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大唐“盛世”，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产物。有唐一代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和时代精神，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平等相处、宽容相待。通过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加强人员交往、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唐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中华文明达到又一个高峰。

  1405年至1433年，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东海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化远播四海。与麦哲伦、哥伦布等西方“新大陆的发现者”不同，郑和所到之处，没有占领他国一寸土地，传播的是中华文明的思想和理念，留下的是与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推动着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和平、和睦、和谐的崇高理念，涵养着中华民族始终坚守平等、公平、正义的精神高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蕴含的价值观，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天下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蕴含的治理观和文明观等，无不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无不彰显和平、和睦、和谐既是中华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正确的精神指引。

 

 

  中华文明在包容中成长，在包容中发展，在包容中创新，不仅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而且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有效地维护了世界文明多样性，有力地推动人类文明在多元中成长、在多彩中进步。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公元1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直接联系。由此，汉文化传入日本，铜器和铁器制作技术陆续被其吸收，大大促进了日本古代社会发展。

  公元8世纪前后，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以及科学技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深刻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汉文化圈”。隋唐时期，朝鲜、日本派遣大量学生和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和制度，他们把中国的汉字、典籍、思想、制度带回朝鲜和日本，对两国重大社会变革影响至深。朝鲜高丽王朝的中央机构设置，日本孝德天皇开启的律令制，无不是遣唐使和留学生以中国为范本变革本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大乘佛教虽一度在发源地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化的佛教中得以保留和发展。玄奘将大乘佛教带回印度，使其在印度再获生机。中国的大乘佛教经陆路传到朝鲜、越南，经海路传到日本，对亚洲邻国佛教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753年，鉴真六次东渡终获成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

  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葆有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的气度，始终走在世界各国前列，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文化格局和人类文明进程，特别是以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广泛传播，使西方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变化。

  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到达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在中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起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摩洛哥来到中国，而后把中华文明的诸多元素介绍到阿拉伯世界。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视为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把中医药、法律典籍、科举制度等带回欧洲，促进了汉学和“中国风”的兴盛。18世纪前后，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儒家学说及中国社会制度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至深。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赞美中国文化说：“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中国的科举制，并运用到官吏制度改革中，进而形成西方的文官制度。中国的制度文明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政府架构，中华文明的巨大感召力，向欧洲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日益深入，更加广泛。“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持续彰显人类应有的道德取向、价值追求和前进方向，推动人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盛大景象。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源头活水。在世界历史文化大家庭中，没有哪一种历史文化是多余的，没有哪一种历史文化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哪一种历史文化是可以封闭起来而独立成长、发展的。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只有从不同历史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才能使本国本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交融进程中，跨越种族、宗教、语言、习俗等种种差异，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缔造出美美与共的共同价值取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打造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既是中华民族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是中华民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繁荣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具体实践。经过几千年实践和积淀，和合大同的文化理念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思想已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新征程上，要传承好、弘扬好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坚守中华文明本色的同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善待世界其他文明，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以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学习、借鉴、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精华，不断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太平、共享繁荣，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网络编辑：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