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创性贡献”的认知前提
当前，“原创性贡献”问题已经引起理论界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而原创性贡献的主要内容更是成为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从宏观上论证原创性贡献的全面性、系统性，普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新的系统完整、逻辑严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有的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有的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角度做出理论发掘，有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角度展开系统阐发。此外，还有较多学者分别从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方面展开具体研究。那么，为什么说这些方面有原创性的贡献呢？鉴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些学者从如何判断原创性贡献的角度展开探讨，并提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要以标志性范畴来衡量原创性，因为“术语的革命”是理论创新的关键，既凝集着理论的中心见解、脉路和边界，又作为思维起点引领逻辑推进和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要在思想源流的关系中把握原创性，这种把握包括创新经典作家过时的具体观点、补充他们理论体系的缺失结构。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综合时空、思想、实践和人民四维参照系，用思想理论是否把握时代之变、深化理论研究、反映实践进展、满足人民需要来衡量原创性贡献。
从总体上看，学界关于“原创性贡献”问题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宽领域、大跨度的特点，研究成果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涉及整体形态、逻辑结构和思想观点等多维论证层面，在原创性贡献的根本性质、总体风貌、重大意义等问题上取得许多宝贵共识，在“原创性贡献”的认知方法、判断标准、具体表现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这些研究存在宣传性成果较多而基础性研究较少、一般阐释性成果较多而深刻学理性成果较少、宏大叙事性成果较多而细节考据性成果较少的现象，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考察和论证普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什么是原创性、如何判断原创性、何以能有原创性等基础性问题探讨不够。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原创性贡献”问题涉及对创新的认知和判断。关于创新，不同学科的认知角度和强调侧重有所不同。例如，从哲学上看，创新是人的创造性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对既有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再利用和新创造，体现了发展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从经济学上看，创新意指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创造新的事物，从而满足发展着的社会需要并能取得一定效益的经济行为。按照现代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一般而言，科学创新大致有继承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三种类型。所谓继承创新，就是在继承既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实现所谓从1到2的发展。所谓集成创新，就是对原本由不同主体或不同领域的思想观点做大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融合效应，实现所谓1+1>2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结果是1+1=2，那就只有集成而无创新）。所谓原始创新，意指取得原发性的、突破性的发展，实现所谓从0到1的发展。当然，一般而论，由于任何科学创新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并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因素，因而都是对既有思想认识的再利用；任何科学创新都离不开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的集成性因素，因而都是对多种认识成果的新综合；任何科学创新都是对原有认识的超越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因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突破性。简言之，所谓继承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三种创新形式往往具有渗透性、交叉性。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区分的相对性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根据创新的一般特点及类型表现，就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一种思想的原创性的贡献大致应该具备以下特征：其一，标志性，即这一思想提出了一些带有鲜明自身特征的标志性概念、判断；其二，系统性，即这一思想对有关观点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发，而不只是迸发的零碎、随机的思想火花；其三，初始性，即这一思想在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有关概念、判断，并公开发表。作为原创性的认知标志，这三个特征是相对统一而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标志性特征，那就难以标记这一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独特度，容易导致认知判断上的模糊性；如果缺少系统性特征，那就难以标记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成熟度，容易把零星的思想火花当成系统的思想创造；如果缺少初始性特征，那就难以标记这一思想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度，容易将阐释性、借鉴性的论述当成原创性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原创性贡献”问题是一个需要科学对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深化研究、增进共识，需要在明确继创性贡献、集创性贡献、原创性贡献区分的相对性的前提之下，引入思想原创性贡献一般特征的考察维度，以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认知前提。毫无疑问，这属于“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畴。正如有学者指出，“作为目的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这一经验、这个一般方法论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历史经验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
二、“原创性贡献”的形成条件
任何一种创造性思想理论成果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创立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主要是基于以下社会历史条件。
（一）把握剧烈跳动的时代脉搏
时代是思想之母。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反映时代变化、科学回答时代问题的思想史。时代是一个多维度、多层级的概念。“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性交替”的时代。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从具体的时代视角来看，当今时代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交往手段。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复杂性、风险性、不确定性不断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抬头，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急剧上升。国际社会面临高度复杂性矛盾，“社会政治运动的主体、客体、手段、环境、过程、结果等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现在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扣准时代之脉、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原创性贡献”正是因此得以形成。
（二）植根伟大变革的中国实践
实践是理论之源。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复杂性、艰巨性，给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出了实践要求、提供了经验材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俄国道路探索经验，明确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谈论社会主义必须考虑新的实践经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比俄国而言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原创性的中国实践，必然催生原创性的中国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都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总结。“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是这种前无古人、极具原创性的伟大实践，为“原创性贡献”提供了不竭的活水源头。
（三）融通深厚强大的思想文化血脉
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血脉，是“原创性贡献”的思想理论生长之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那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血脉，是“原创性贡献”的精神文化滋养之源。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血脉的结合、融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深刻彰显了“原创性贡献”的思想文化根基。
（四）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原则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时代和实践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根本指导原则，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守正创新”，并将之贯彻到理论和实践之中。从理论底蕴来看，守正创新承继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出新者进。“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同时，守正创新彰显唯物辩证法本质要求。“守正”意味着坚守正道、坚持真理，“创新”意味着发挥创造、赋予新意。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守正创新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脉相承，生动体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原创性贡献”的思想路线保证。
（五）富于创新特质的理论主体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理论，它的发展是一项世界历史性运动，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也需要专业理论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杰出思想家、政治家的个体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实现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精神大提振，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多方面的理论突破。”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推进，激发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催生出一大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高质量成果。
就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言，“创新性主体要比一般主体具有更高的智慧、更充分的自觉、更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更强的创造能力。”作为“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一般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具有杰出的理论创新能力。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理论素养、强烈的人民情怀、深远的战略眼光、超凡的集中群众智慧的能力，造就了习近平杰出的理论创新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创造”，是“原创性贡献”的决定性主体因素。
三、“原创性贡献”的突出表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重回世界强国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夙愿。东方古老民族是不是唯有步西欧资本主义后尘，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马克思晚年从俄国人的有关争论中敏锐觉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以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为例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列宁深谙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文明的崭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进行接力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志性概念，并在一些方面重点体现了论述的系统性、思想的突破性。
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不仅深刻阐发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在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且指明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就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表明，中国梦是对个人幸福的小梦与国家富强的大梦互生互动、造福中国与贡献世界内在统一的形象表达。这一表达，不仅凝聚了中国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和利益愿望，而且升华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民族意志，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圭臬。相对于“奋斗目标”“民族理想”“共同愿景”等表达而言，中国梦的提法富于想象力、更具亲和力，易于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实现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之间的有效对接，实现了话语表达上的重要创新。
其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曾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深刻把握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和特点规律，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这一基本方略的哲学精髓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本要义在于通过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真正做到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一基本方略推动扶贫方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推动中国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其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历史久、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找不到可以套用的“模板”，在西方发达国家那里找不到可以翻刻的“样板”。从现代化开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要后来居上，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基本特点。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历史超越，生动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时代新篇、中国版本。
（二）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世界之问、四大赤字、两个大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标志性概念，实现了重要的理论突破。
其一，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价值共识基础。马克思曾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那么，在当今时代，在存在民族间纷争、国家间冲突的情况下，人类还有无共同的需要？如何反映这种需要？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反映了当代全人类的共同需要，生动勾勒出当代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景象。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不同，两者在价值主体、主要内容、基本性质、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当今人类的共同需要，既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性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崭新创造。
其二，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提供了“普遍交往”的新答案。这一理念对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世界之问作出了新的时代回答，体现出原创性的时代底色。就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当今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就中国而言，我们既要直面资本逻辑与全球性挑战问题的纠缠，也要处理东方与西方之间制度与结构的摩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这一理念代表了人类同舟共济、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和同心圆，反映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即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关系性存在”，是一种崭新的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观，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提供了“普遍交往”的新答案。
其三，为处理“两制共处”问题开辟了新的空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历史继承关系、借鉴与合作关系、替代关系等多重关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如何认识“两制共处”问题历来是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历史课题。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来处理“两制共处”问题，必须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充分认识两制并存的长期性、人类面临矛盾的复杂性、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坚信人类解放必定能够实现。与此同时，我们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坚持与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争取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我们只有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更好地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提供中国经验。“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包容态度，以促进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可行方案，为我们思考“两制共处”问题开辟了崭新的理论空间。
（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提出以“两山”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出原创性贡献。
其一，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本体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命统一的视角来看待自然，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自然的生命统一关系，认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演化空间，是唇亡齿寒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思想认识凸显了一种鲜活的“生命”色彩，赋予自然以平等的地位，实现了从“辩证统一体”到“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跃迁，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生态本体论的重大创新。
其二，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价值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注重过程分析，从价值维系与价值发展的视角把握生态价值，指明生态环境具有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等方面的属性，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其中，“两山”理论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悖论”，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摆脱了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指明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新路。
其三，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历史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表明，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前提和现实依托，生态兴盛对人类文明延续具有引领作用，而生态破坏所呈现的毁灭性灾难是人类文明的不断消逝。这些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报复，并结合几个地域的实例进行了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内在联系，从而从生态向度阐明了人类文明延续的规律性问题。
其四，以“环境就是民生”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民生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的生态环境需要更加迫切；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放心的食物等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民生需要的重要范畴。这些认识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蕴，突破了以往将民生划归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领域的思想认识，实现了民生思想的视角转换和范畴拓新。
其五，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生产力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向度的生产力做了系统论述，阐明保护自然环境的能力、恢复自然生态的能力、污染防控的能力、生态修复的能力、生态要素平衡的能力等，都是新时代的生态生产力。这就基于新时代生产的发生逻辑、运行逻辑，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也划归生产力的重要范畴，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属性。
其六，以“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标志性论断的生态目标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早期展开论述的，是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在“两制共处”条件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凝聚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生态向度的文明共识，汇聚各方“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近期目标、现实追求，是对“两制共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生态目标论的补白。
（四）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苏联解体，表明世界上第一个执政且已执政74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垮台，从反面警示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正面彰显了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补足精神之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不忘初心、人民就是江山、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等标志性概念理念，围绕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作出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针对改革开放后党内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等。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针对、重大意义、原则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其二，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底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这些重要论述，以形象的比喻讲明了深刻的哲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新境界。
其三，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并结合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作出新的论述。他用“初心使命论”深刻阐明“为了谁”，用中国传统文化“初心”一词表达党的人民情怀；用“人民-江山论”深刻阐明“依靠谁”，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深刻阐明只有紧握人心这个“最大政治”，才能掌握长期执政的“基因密码”；用“答卷人”科学定位“我是谁”，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些论述，实现了人民立场、中国话语、时代表达的高度统一。
其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在管党治党上，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并将之提高到崭新的时代认识高度，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党管党实践表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
四、“原创性贡献”的重大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看，“原创性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应、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从而标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高度，托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
（一）“原创性贡献”标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标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高度。
其一，“原创性贡献”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领域。具体而言，它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以关于新时代观、人民观、生态文明观、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新创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新创造，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新创造，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其二，“原创性贡献”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深化。原创性贡献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容，包括补足精神之钙、人民就是江山、坚持自我革命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揭示了信仰基础律、民心向背律、自我革命律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关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关于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内在联系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等等这些方面，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
（二）“原创性贡献”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纵观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它存在一个阶段演进的过程，具有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特点。同时，它还存在一个重心变迁的过程，即重心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总体上表现出由西到东变迁的过程和态势。而这种阶段演进、重心转移，都是以一定的原创性成果为标志的（当然，不同阶段的原创性成果在层次、类型和影响上有所不同）。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矛盾，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个伟大发现为理论基石，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伟大意义及实现途径，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和一系列伟大理论创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新经济政策等重大成果，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崭新的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等重大成果，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其中，邓小平理论根据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大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创成果。
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有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样态。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和时代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一系列原创性的科学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尤其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深刻表明，古老而青春的中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策源地，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动力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导风向标。
（作者简介：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