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西北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研讨会暨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9－30日在西安举行。程恩富、李翀、颜鹏飞、王振中、王志伟、方福前、余文烈、胡乐明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致欢迎辞，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致开幕词，颜鹏飞教授等作了专题发言。会议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内容综述如下。
1.关注国际性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
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于2011年5月28－29日在美国麻省学院举行第6届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中国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荣获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在本次年会上，胡乐明教授在主旨发言中评介了刘国光教授的学术思想。他指出，刘国光教授的经济思想体系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五大理论观点”。一条主线就是“双重模式转变”，即经济体制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五大理论观点包括双重模式转变论、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宏观稳健调控论、综合平衡发展论。刘国光先生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具有独特学术风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具有重大创新。这些经济理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均有世界意义。
2011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萨金特和西姆斯。程恩富教授、方兴起教授对萨金特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论作了评价。他们指出，萨金特所讲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特指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指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地研究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双向关系，必须从现象和本质两个层面进行：就现象层面来说，假定其他情况不变，仅分析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之间无疑是一种双向的或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本质层面来说，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决定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因此，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这种内在矛盾。总的来看，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现象层面的变化，往往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一观点，则不难看出萨金特“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不过是用高深的数学语言在复述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
王军系统评介了西姆斯的理性疏忽理论。他指出，理性疏忽理论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所隐含的完全信息处理能力的假设，认为经济主体只有有限获取、吸收、处理信息的能力，因而经济主体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可能导致其作出非最优的选择。由于在获取和处理信息方面能力有限，基于理性疏忽行为所获取的信息就是离散的，这样就导致了粘性信息。疏忽模型会影响经济主体信息集的决定，进而会影响经济主体预期的形成。目前在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应用理性疏忽模型的文献在迅速增长。
2.外国经济理论研究新动向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正式出版。颜鹏飞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向与会学者通报了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历时四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于201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由学会名誉会长吴易风教授，学会副会长颜鹏飞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学会骨干王志伟、文建东、冯金华、刘凤良、杨玉生、吴汉洪、郭其友参与编写，在过去几次年会上广泛听取与会学者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完成。该书的出版不仅是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一件幸事，更是学会在引领学界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2）外国经济理论研究新动向。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国内外学界掀起了研究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演进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
第一，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吴易风、王晗霞论述了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新动向，指出当前这场争论是在祸源于美国、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有不同判断；对危机原因有不同认识；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银行国有化、“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场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沉重打击，使国家干预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上占据上风。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副作用的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仍然有可能重新抬头。
第二，资本主义命运论的再度兴起。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命运的大讨论蔚然成风。程恩富、朱奎对20世纪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进行了评介。他们指出，早在20世纪前20年，西欧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是否存在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在制度灭亡的那种全面的经济危机。到了20年代中期，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在制度实际发展中是否存在“崩溃”趋势？二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其中主要有消费不足理论、比例失调论以及二者折中综合论等观点。这些争论在“大萧条”期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崩溃”。但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崩溃”只有在一些反作用趋势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实际发生。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左翼学者沃勒斯坦和奥尔曼也对资本主义“崩溃”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走入绝境，而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上述这些理论虽有新意，但过分强调某一角度和原因，显得有些粗糙和片面。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长波论的再讨论。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孟捷教授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认为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对于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新熊彼特派的佩蕾丝则专注于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革命在其传播中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这几种理论对制度分析均有贡献，但也难免有各自的局限。从其性质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变革并不总是为了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着促进持续而快速的积累，它还服务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现代资本主义从战后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嬗变，在许多不同的侧面彰显出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对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将制度变革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统一和协调起来，发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
第四，偏好演化论的兴起。公平偏好、利他偏好、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将制度的、社会的、生物的以及心理的因素纳入进来分析偏好的形成、决定及偏好的演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趋势，一种以行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成果相结合的分析问题新范式—行为契约理论正在崛起。周小亮、许娇以互惠偏好及其演化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知识生产激励的锦标赛制度进行剖析，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存在于知识生产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偏好，建立与互惠利他偏好相融合的知识生产激励机制，使互惠偏好在知识生产合作中得到强化，提高社会知识生产的效率，促进知识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五，西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张衔、肖斌比较客观全面地评价了西方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该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在企业本质和目标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内核缺陷；对利益的来源和生成的分析掩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缺乏一致性；在分析企业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方法论有缺陷。在结合中国的现实来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时，应该本着“注重吸收理论精髓、不局限于个别论点和单一领域”的原则，对之进行革新和修正。
第六，演化经济学的由来。张林通过详细对比熊彼特与凡勃伦的理论渊源、方法论和理论体系指出，如果演化经济学要成为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它应该更多地依赖的是凡勃伦这个源泉，而不是熊彼特。与熊彼特相比，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的颠覆性；凡勃伦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为他的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从凡勃伦和熊彼特分别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来看，凡勃伦的优势也明显大于熊彼特。
（3）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重要理论的评价。龙斧、王今朝通过对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缺陷是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其形式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高于内容上的现实相关性，简练性、连贯性高于实际含义，那些仍专注于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形式逻辑的研究不过是继续加重其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的强调。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内涵的现实主义基础上。
丁晓安从主观预期与客观约束角度探讨了“最大化”模型，指出该模型虽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其分析范式忽略了经济行为主体基于“经济人”理性下的主观预期施加给彼此的客观约束，而这一约束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最大化成为不可能。他认为，人是社会性的角色主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以及对合作收益的分享是否公平合理的预期是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经济行为主体对彼此利益的关爱将极大地促进合作收益的提高，从而现实地实现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
朱富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问题，指出其庸俗性在于意识形态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并热衷于用复杂性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犯了巴斯夏所称的“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的错误。
刘明国探讨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界问题，指出数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以及经济现象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对称性决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界：不能用数学的逻辑来代替经济学的逻辑；不能用统计回归来推断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统计回归只能对已有假说进行证伪和（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取数量关系；数学推理只能局限于经济学中数的运算。西方主流经济学寄希望于经济学的数学化来挽救其理论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学的数学化不仅不是经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而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4）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比较。任保平、钞小静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作了比较，指出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都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内在机制的视角入手将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经济学主要从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视角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依据发展内在机制，通过理论抽象来研究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从应用范式角度展开的。通过比较可知，我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同时借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思想，建立科学的发展观。
赵茂林、任志安比较了罗宾逊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指出两者在方法论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方面有相近性，但在立论基础、方法论和分配理论方面不同，罗宾逊以要素分配论为基础，马克思则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要以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实现条件和途径，推动按劳分配的合理有效的实现。
王璐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作了比较，指出明斯基从企业、商业银行、货币当局三个部门入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运行中探讨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被认为是成功预言了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经济大危机的著名学者。但是，突出货币金融因素的明斯基却忽略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因素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成为其危机理论的一大缺陷，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重要内容。因此，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金融关系的信用体系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3.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与当前国际经济格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希腊等欧元区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不断加深，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对债务危机的高度关注，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丁冰指出，2011年夏季以来，美国和欧洲一浪高过一浪的主权债务危机绝非偶然，而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和深入发展，即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应对办法，通过国家干预，增加社会福利、军费、公共工程等支出和减税等措施，然后实行赤字举债政策以救燃眉之急。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赤字与债务也就愈益增大，以致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酿成美欧严重的债务困局。因此，现在即使各国通过强力干预能够暂渡难关，但因需以紧缩财政预算，诸如减员减薪、减少福利和增加税收等措施为代价，又势必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或者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社会政治危机。
李翀指出，美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下降使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终于爆发，导致人们对财政赤字观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财政赤字观发生过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到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到潜在产值的预算平衡，到预算准则的四次转变。各届美国政府在各自的财政赤字观的影响下，不断地创造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记录，给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在世界多个国家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现在应该是重新调整财政赤字观的时候了。
在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方面，余文烈指出，当前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它们支撑美国庞大开支、帮助美国掠夺全球财富、使全世界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埋单。反对金融霸权，改变当前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是当前重建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的首要任务。
在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和带给我们的启示方面，王志伟指出，危机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萎缩；若欧元区为解救主权债务危机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多国和地区的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视之，必须仔细审视权衡、审慎行事，否则将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与财政政策的决策权是应该相统一的，二者的分离将会给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困难；一国经济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制造业；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多元化。
4.经济全球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经济发展的主线，显示了它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与会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因素中，方福前、詹新宇通过时变参数模型研究了产业升级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而且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但三大产业对我国经济波动幅度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第一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杠杆效应，第三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明显的熨平作用。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性增长势头，必须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白永秀、吴丰华研究了区域性差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层次、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区域经济的开放度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五个方面都存在差异性。为了实现经济方式的有效转变，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东部应实行鼓励内生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提升发展层次与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速度向效益、由国内向国外转型的政策；西部应实行外延扩大式增长和内涵扩大式增长相结合、数量与质量并举、速度与效益并重、国内与国外统筹的政策。
项本武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从总体平均来看，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资本存量产出弹性非常低，表明自主创新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小；从分行业情况来看，各行业R&D资本存量产出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时间维度来看，各行业R&D资本存量产出弹性在各年度波动较大，然而自主创新绩效的改善趋势初步显现。所以，大力提升我国工业既有R&D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与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一起构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方向。
石冀平探讨了市场经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指出市场经济具有阶级重构性，是一只驾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看不见的手，对政治生活具有俘获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解决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要摆脱完全的市场依赖途径；提升社会主体性。
郑长德、单德朋探讨了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关系，指出现有研究中对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其前提假设不同、选择的指标体系不同、研究对象的情况存在差异。基于外生变量假设的族群多样性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都没有表现出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明显负相关关系，而基于内生变量的研究在最近刚刚展开，尚无统一范式和结论。国内研究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通过构建国内各地区的族群多样性指标体系，分析我国各地区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国内多元一体的现实下，利用跨国数据比较分析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在其他国家和我国的异同；分析族群多样性与凝聚力的关系，从而寻找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应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族群多样性带来的成本，而充分发挥族群多样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方面，卜海指出，一要主动调整外贸发展方式与战略，促进外贸发展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的转型、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型、从市场广度到市场深度的转型、从低端要素到高端要素的转型；二要积极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三要扩大创新产品供给，鼓励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积极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
5.中外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与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分配体制的改革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的诸多矛盾，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意义重大。
臧旭恒通过大量数据和比较研究论述了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指出我国由于初次分配劳动份额比重过低进而导致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收入不均等不仅表现为个人和家庭间收入差距扩大，而且表现为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已经从过去收入平均国家变为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已成为亚洲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在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方面，胡乐明、王杰利用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者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总体、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所有制部门企业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指出金融危机明显提高了总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收入不平等、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收入不平等也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虽然不平等程度同为上升，但上升的途径是有差异的。
张志元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偏误在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启动内需、分配格局严重失衡，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公平原则缺失，难以激发创新活力。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原因在于分配政策长期过于强调效率、收入分配过于向资本倾斜、新的分配政策落实不到位。
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方面，与会学者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中坚持初次分配切实体现公平、再分配进一步强化公平，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在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上，国家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城市化步伐，继续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公平增长，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并注重地区均衡与社会公平，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编辑：刘德中）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