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作为抗战胜利后掌控云南政局的地方实力派，面对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的复杂局面，政治转型可谓一波三折，正如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所言，“过去以搭线来保己，又曾以反共保己，今天以‘起义’来保己”。事实上，卢汉在蒋桂冲突与西南解放的复杂局面下，政治抉择呈现多变性与双重性，可谓地方实力派在国共之间谋求生存的典型案例。正因如此，本文尝试以国共双方档案文献为基础，重点论述1949年卢汉为维持生存和寻求出路游走于国共之间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共根据卢汉生存困境与政治态度转变适时调整统战政策的动态过程，进而展现1949年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地方政治转型的复杂面相，凸显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后，云南因地处边陲，中央势力鞭长莫及，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军政集团长期控制滇局，与中央呈现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卢汉曾言：“滇省一切财政、军事、用人行政，因历史与时局关系，在此统一政府之下，不无畸形之处，早具呈请调整之心，只以过去国家统一时生波折，故欲呈而中止者屡。”1945年9月蒋介石利用滇军赴越受降之机发动昆明事变，改造滇局，由卢汉取代龙云出任云南省主席，另派李宗黄担任民政厅厅长，掌握实权。卢汉作为龙云的得力干将，“声望远在他人之上，显然成为众所公认的龙云的继承人”。蒋介石为避免驱逐龙云引发云南局势混乱，“以滇人治滇的面目出现，云南人民比较容易接受”，由卢汉继任省主席，至少可以起缓冲的作用；但又担心卢汉手握重兵、再次坐大，云南中央化的努力前功尽弃，“无异拔掉一颗铁钉，换了一颗钢钉”。1946年，蒋介石命令滇军第60军、第93军组成第1集团军，奔赴东北参加内战，卢汉在其威逼利诱之下被迫接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在成功剪除卢汉兵权的同时，蒋介石还任命嫡系将领霍揆彰出任云南警备司令，负责滇省的军事与兵力调度。此外，财经收入亦被蒋介石所派税务局局长赵恩巨所掌控，省府不得过问。蒋介石从军事、政治、财经等方面全面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滇省地方势力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制，“卢汉在1945—1946年间任云南省主席中，他的手里可以说是没有本钱的。唯一的本钱就只有省主席这个政治地位”。

　　然而滇军远赴东北，作为地方军系在作战部署、物资分配等方面与中央军矛盾日趋激化，1946年5月滇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蒋介石必须借助卢汉个人权威稳固军心，6月25日电请卢汉赴东北一行，“使内部安定，不为奸匪所撼”。国民党还在昆明制造李闻惨案，引发社会舆论强烈震动。为维系滇军人心、稳定云南政局，蒋介石逐步转变治滇方略，放松对云南的管控以换取卢汉的合作。7月29日，蒋介石示意顾祝同准许云南组建保安队，并授予卢汉统一军政全权，“云南省府之保安独立大队准予成立，又保安司令部亦可照各省例组织。又云南党政会报应由卢主席任主席，使之能负责统一处理党政军事各事宜”。卢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内政危机，成功获得滇省部分控制权。

　　蒋介石本欲采取以滇治滇的策略，利用卢汉弥合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因昆明事变引发的内在裂痕，但在国民党中央对云南军政格局强势改造之下，反而促使卢汉与中央关系愈发疏离，云南地方势力再呈崛起之势。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滇军死伤惨重，起义倒戈者不胜其数，卢汉最重要的军事资本所剩无几，甚为消极苦闷。10月，锦州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电告卢汉，驻守长春的60军军长曾泽生已决定另谋出路。孰料93军随即又被解放军全歼，卢汉震撼之余，决定重起炉灶，向93军副军长龙泽汇坦言“云南环境特殊，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进步”，命其迅速扩军。恰逢此时中共滇黔桂边纵队利用国民党在滇力量薄弱与内部矛盾的激化，力量不断壮大，卢汉以“剿共”为名趁机发展。驻滇的26军军长余程万随后密报蒋介石，云南地方军力膨胀，不可小觑，“现滇保安部队有一八四师之三个团，尚有十二个保安团，装备优良，除保安第十一、第十二两团外，余皆超过国军之编制，甚有每团人数达五六千名者”。

　　地方实力派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势力，面对国民党中央不断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以及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迅猛发展，为维持生存，政治态度往往在联共与反共、联蒋与反蒋之间不断变化。卢汉虽成功实现云南地方势力的再起，但在国共斗争非此即彼的现实之下，留给其犹豫选择的空间日趋狭小。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向卢汉建言：“云南是国防要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所必争，独自为政是绝做不到的，最好请早为决策。”卢汉考虑再三，开始尝试与中共联络。

　　此前卢汉就已通过民主人士宋一痕与中共进行过秘密接触。1946年宋一痕即将赴港之际，卢汉向其坦言“对蒋介石歧视、排斥地方力量，想用内战瓦解滇军的政策极为不满”，希望宋一痕利用此次到港的机会，详细了解港澳方面及解放区的情况，以便作另一条路的打算。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全面好转，为加速国民党政权崩溃，中共有条不紊地对地方实力派展开统战工作。中共华南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密派宋一痕由港返滇，“摸清卢汉的政治态度，做做卢汉的工作”。6月中旬，宋一痕返回昆明，向卢汉详细介绍了在港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卢表示愿意走起义的道路”。为争取卢汉进一步靠拢，中共滇桂黔边工委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决定在斗争过程中将卢汉与国民党反动派区别开来，“一般暂时不提出反卢汉的口号，主要打击对象是警备司令何绍周”，“对地方实力派，应尽量争取”。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1949年1月，毛泽东在谈及当时形势与党的任务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蒋介石在桂系逼迫下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桂系为缓和军事颓势，寻求与中共和谈，幻想划江而治。卢汉在桂系主和的氛围下，意图以和谈稳固在滇地位。1月，卢汉请宋一痕返滇，强调有要事相商。中共香港分局认为策动卢汉起义时机已到，便令宋一痕即回昆明直接对卢汉进行工作。宋一痕返滇后，向其表明有中共派他回来之意。2月28日，卢汉亲自撰写致毛泽东、朱德的密函，表达反蒋起义的强烈意愿，怒斥蒋介石“对于云南压迫尤甚，致地方力量摧毁无遗，全滇人民莫不恸愤，亟思解放，只以环境所困，无法实现，幸赖两先生，以崇高伟大之革命理想，领导群伦，将此独夫腐政逐渐摧毁，全国解放，指日可期。然蒋逆反动成性，毫无悔祸之诚心，复利用全民企求和平之迫切希望，以达其拖延时日之阴谋，妄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我全滇人民决不愿再供其牺牲，刻正积极准备以配合解放大军之行动”，宋一痕作为其“多年深交”，可为全权代表，“接受指示”。中共中央获悉相关情况后指示香港分局答复卢汉：云南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并且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香港分局亦同意由宋一痕担负联络工作。

　　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各地方实力派如卢汉这样秘密联共者不乏其人。对于华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的主动靠拢，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2月，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表示，西南地方实力派作为“小蒋、蒋根”，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受蒋介石压迫时反蒋，但从根本制度而言是依靠蒋介石生存的；他们感到与其兵临城下，如傅作义般被迫谈和，不如先行搭线，计划第一步划江而治，保蒋保己，“要这样做必须获得美帝帮助，因此就变为勾美保己，保存多少算多少”；退而求其次，便图以和平来保己，“如说什么退出内战，守土安民（卢汉说‘中央军’如不接受和平就联络解放军打它），再不然就勾结民主人士来保己”，究其本质，地方实力派联共的举动“无非为了保己，要垮、要变，也不要垮得或变得彻底”。他强调，“他们有没有可能走傅作义的道路呢？可能的，但必须像北平一样被包围起来时，否则便不可能。走了傅作义的路，是否就从此断了根，这要看我们今后的工作，和国际间大变的迟早，若变得迟，可能少，若变得快，老病便可能复发”。正因如此，云南省工委特别要求以后的工作重在“扩大卢与中央矛盾，卢与龙矛盾，扩大卢与地主之矛盾”。

　　卢汉在秘密联共的同时，与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矛盾激化，双方势若水火。卢汉虽成功获取滇省部分控制权，但何绍周作为蒋介石驻滇力量的代表，仍对其行动形成有力钳制。卢汉欲改组滇省军政格局，3月10日直接向蒋介石摊牌，详述云南局势危急原因之所在，“一误军政事权不统一，再误于前警备司令部命令驻滇中央军保全势力，遂至坐大”，并表示愿步蒋介石下野之后尘，辞职他去，实则以退为进，逼迫蒋介石解除何绍周职权。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看透卢汉请辞真意所在，“目的在打击何绍周”，主张多加慰留的同时，将何绍周调离滇省，“以示和缓之意”。何绍周对此颇为不服，向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侍卫长俞济时密报卢汉各种不稳迹象，恰巧3月14日国民党破获卢汉致弥勒保安团联共反蒋密电，他试图借机军事解决卢汉。张群看到中共在云南力量日趋雄厚，仅靠余程万的26军难以对付边纵，建议国防部设法抽调至少一个师入滇，一方面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一方面使卢汉安心为蒋介石效力，方为长久之计。蒋介石对卢汉联共难以置信，认为“卢致保安团寒电未知其情报来由虚实，是否为共匪在滇故意捏造，皆应研究”，建议顾祝同“最好能设法问卢，如其为真有其事，则可破其阴谋，使之不敢作难也”；同时为笼络卢汉，明令李弥归卢汉指挥，“务使军政打成一片，方能应付未来之难局”。

　　何绍周离职他调后，卢汉虽全面改造云南政治权力架构，但对云南社会的控制极度萎缩，显然不可与龙云统治时期相提并论。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滇桂黔边纵队影响日趋扩大，已成左右滇省局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滇东南连县城一起解放的地区包含罗平等6县，滇南地区除县城及一两个据点外，各县均已解放，与滇东南连成一片，边纵兵力超过2万人，解放15座县城，“在滇声势极大”。为缓解来自边纵的压力，卢汉主动寻求与中共沟通，通过保安第3旅旅长龙泽汇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要求进行和谈。边纵希望卢汉能够提供部分武器弹药以示诚意，卢汉事后提供了250挺轻机枪等军事物资，双方达成和平默契。

　　卢汉虽派宋一痕赴港与中共联络，亦接济滇黔桂边纵队部分武器弹药，停止征兵征粮，对外展现积极进步的形象，但对中共仍心存戒备，并未完全放弃进攻边纵。中共华南分局提醒云南省工委：“卢的三土政策（买土匪、收烟土、割据土地），即说明了他的反动野心”，判断卢汉可能会走向“反蒋保己”的路线，“也有可能在自己控制区内自搞一套（如阎锡山搞新民主之类的，与共产党竞争）”。国内局势的发展显然超出卢汉预期，不仅龙云公开倒向中共，积极策动云南起义，桂系也对滇省虎视眈眈，陈兵滇桂边境。在多重压力下，卢汉若欲维持生存，唯有进一步与中共展开合作。正如郑伯克所言：“卢之所以向我搭线，主要由于他想保存自己势力与地盘，利用我拒桂军退云南，在我大军未到云南境内时，卢不可能完全靠拢我党”。

　　卢汉联共与龙云在港公开反蒋、争夺昆明起义领导权有着颇为微妙的关系。龙云与卢汉“本患难多年，且属至戚，固甚密切。然龙卢均自视甚高，为对抗战之主张及政权之争夺，与夫部属之磨擦，在龙未去职前，两人已各怀鬼胎”，待至昆明事变，龙云期待卢汉回滇“勤王”，卢汉感到若轻举妄动必致同归于尽，双方各有盘算，“龙对卢固不见谅，卢对龙亦不以为然。此后各行其是，龙卢之间的矛盾直到临解放尚没有消除”。此后龙云被迫赴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对蒋介石的不满与日俱增，试图见机行事，重掌滇省政权。1948年12月，龙云秘密前往香港，看到中共胜利在望、国民党又难以满足其利益诉求，试图组织云南起义，并劝说卢汉“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云南……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渡长江以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起义时组织一个军政统一机构，我负责领导名义，全省的实权仍由永衡负责”。

　　1949年1月，龙云派刘宗岳、张增智前往昆明，策动卢汉起义。但卢汉与刘宗岳初次会面时态度决绝，直言“老主席年龄大了，也不要操这些心了”。2月25日，卢汉再会刘宗岳，突然向龙云提出3种方案，“1、我称病辞职，安恩溥代理主席职务，你直接指挥他干；2、你回来，我到香港，走马换将；3、若果仍然要我干，请令龙绳曾、万保邦等要听我的话，否则搞烂了，我不负责”，其真意或在“劝其在港，静待时机，不必操切回滇”。龙云不为所动，在港积极与中共、民主党派联络，试图对外造成云南起义完全由其负责的印象。7月，龙云又派代表李一平赴北平与中共中央进行接触，“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予以接见，“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中共虽基于统战目的对龙云积极搭线予以支持，但亦清晰认识到龙云的真实意图。7月21日，滇西工委在分析龙云政治目的时明言：“龙云是失意的军阀，今天在倒蒋的目标下和他联合，但要注意他是想搞一个地盘，阻碍革命。”但在外界看来，龙云、卢汉俨然已成一体，余程万向蒋介石汇报说：“自我军事失利，龙云在港公开叛变以来，卢龙间之关系，确日趋接近，卢以下各高级军政人员（如安厅长，第八军副军长兼云南保安三旅旅长龙泽汇等）均系直接受龙操纵”。

　　事实上，为避免龙云垄断联共和谈的渠道，卢汉“同样对龙云防着一手”，“另派宋一痕到香港和北平直接与中共取得联系”。5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滇黔桂边纵队政委周楠、司令员庄田并华南分局，就卢汉起义明确表态，强调“卢如决心发动反蒋，在可能条件下，我可以一部武装队伍配合卢军消灭蒋匪势力，但除此外，不可订立任何条件，不可接受任何约束”，要求“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宋一痕遂将交涉对象转向北平，6月北上向周恩来面交卢汉决心书。周恩来就云南起义作出3条指示：“1、欢迎；2、既往不咎；3、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应在解放军逼近云南时举行起义”。卢汉闻悉甚为高兴，直言“我走起义这条路是走对了”，此后联共日趋积极。8月，龙泽汇再次与朱家璧会谈，双方就起义时机、保安部队行动以及向中共提供情报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磋商。会谈后，卢汉再次支援游击队轻机枪120挺、重机枪12挺、步枪1500支、子弹2万发、半开银元（云南地方本位货币）20万元。

　　令卢汉想不到的是，自南京解放后，桂系惶惶不可终日，为避免进退失据，意图占据云南以为战略退路。李宗仁“早就顾虑到万一广州不守时的退路问题，因而注意到对外交通较易的云南”，6月8日派立法委员王泽民赴滇视察情形，王泽民离开昆明后密告李宗仁，卢汉已暗通中共。24日，李宗仁又派桂绥靖公署副主任甘丽初赴滇，所得结论与王泽民相同，桂系感到“不论是否需用云南为退路，对现在的滇局如果不予改造，是会累及整个大局的”。甘丽初赴滇归来，形势愈见紧张。李宗仁挟国民党中央权威以令地方，欲先行夺取在滇26军的控制权。7月15日，余程万向俞济时哀叹，甘丽初赴滇后密谋以吕国铨接任26军军长，直指桂系“借重一方排斥他方，姑不问其用心究为何如，然此不光明举动，已足影响全军官兵情绪”。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怒，斥责“桂系强占云南，志在必得，而彼又想利用中央廿六军与滇卢冲突，以坐收其利也，为鄙之至”。事实上，相较于中央军、滇桂黔边纵队，卢汉更担心桂系图滇，乃至徐永昌判断，如若桂系派遣鲁道源的58军作为先锋，强行进军云南，“必逼其反，迫其变，以卢鲁之间私怨甚深”。

　　面对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以及龙云、桂系的现实挑战，卢汉为确保其权力地位，唯有积极与中共展开合作。诚如徐永昌所言：“卢之态度多由疑惧其地位不稳而来”，“演至今日情势，一则由于中央力量江河日下，同时又有桂军窥滇之情势，其勾结土共一节，十之六七仍由上叙所转移，十之三四为防龙也”。但卢汉联共、抵制桂系入滇的做法，无意之中契合了中共解放华南、西南的整体方略。7月17日，毛泽东就如何全歼白崇禧部致电林彪，“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

　　随着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进军，围歼白崇禧、胡宗南各部，云南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蒋介石特别强调“滇卢问题实为一西南根据地之根本问题，不能不早有准备与决定也”，桂系亦甚主动，双方均试图占据云南主导权。7月20日，“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拟定解决滇局两案，“看卢接受何者，其意似仍有派兵入滇助其剿共之案，李代总统未予决定”。面对国共对峙和蒋桂冲突的复杂局面，卢汉的政治选择充满变数，“正在十字街头，可南、可北、可东、可西”。但在西南解放尚需时日、桂系又磨刀霍霍的情况下，卢汉为避免桂军入滇，从联共自保转向亲蒋制桂。中共滇东北地委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卢汉可能提早表明接受中共领导的态度”，但“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没有到山穷水尽，没有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敌人是不会放下血淋淋的屠刀的”，“云南的局势将有个骤然的剧变”。

　　7月15日，余程万向蒋介石详述卢汉不稳举动，称其为图自保、积极联共，“近两个月来，云南省政府（一）裁撤征兵征粮机构。（二）接收国税。（三）派员监理海关盐政。（四）准备改编滇境交通部队。（五）扩充保安团队，纵容省参议会公开拒绝其他国军入滇。（七）任听各报（除中央日报外）为共匪张目，诋毁我政府措施，而不予制裁，从此等重要事迹观之，卢主席似对中央丧失信心，而图局部自保”；建议如果滇局继续恶化，26军应集结滇西南思普区或滇缅越边境，“该地有飞机场，且为三角交通地带，物产尚丰，并可与海南岛台湾连络，空运物资接济”；但云南民众坚决抵制国民党其他军队入境，如果冒然派军，势必招致普遍反对，甚或激成民变，可以26军补充兵源的名义，暗度陈仓，“不但可防滇民藉口，且可安定滇局”。形势紧迫，蒋介石感到“云南问题应速解决”。

　　20日，蒋介石决定派徐永昌、王叔铭赴滇，特别叮嘱徐永昌转告卢汉，“渠对卢永衡一如过去，望其安心，勿为谣言所惑”。26日，徐永昌等飞抵昆明。次日，徐永昌与卢汉作长时间的谈话。卢汉对局势感到悲观，抱怨中央援助口惠而实不至，“中央许滇有做复兴基地，可是什么也没给我们，也没有托付我们，我们也要对得起人民，共党来无办法，所以换了我也可以，不然最后跟总裁一跑”，并将边纵的发展归咎于中央军养痈贻患。徐永昌仍反复陈说国际局势变动与美援必达，并提醒到蒋介石对云南联共行为有所警觉，随后卢汉意见渐转，表示“绝对服从总裁，无论如何不能作共党顺民，纵使流亡，必对得起国家”，并表示“已与法领事有谅解，最后尚可率部助法打胡志明”。当晚两人再次会谈，结果至佳，卢汉承诺立即取缔进步报刊、约束省参议会议员言行，“围剿”边纵。

　　28日，徐永昌等离滇，卢汉特意请其携带亲笔书信转呈蒋介石，详述个人心路历程，以安蒋心，“当此之时，内外交困，欲挂冠而去者屡矣。汉所以忍辱在位，委曲应付者，一则桑梓情重，一则待公之东山再起，期有以报知遇也”。他虽信誓旦旦保证追随蒋介石，究其本质，仍对国际局势转变、美国援助抱有一丝希望，且试图借此获取蒋介石切实援助。但是，蒋介石迟至8月19日才函复卢汉，除鼓舞打气、强调中共必分崩离析之外，对其现实诉求毫无回应。徐永昌等的云南之行并未实现其初衷，张群对此亦毫不避讳，“其时中央方集中力量于全面作战，对滇不能增兵镇慑，曾派国防部萧次长毅肃及徐政务委员永昌先后入滇，劝导卢汉坚守反共立场，努力剿匪，制裁反动，卢汉虽表示接受，但事实上未能实行”。更为关键的是国内外局势的急剧转变。8月4日，程潜发布公开通电，宣布湖南起义。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声明此后对华采取静观政策，停止援助国民党，国民党向卢汉宣扬的美苏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以及国际局势的好转化为泡影。31日，卢汉与美国驻昆明副领事陆德瑾（Larue R.Lutkins）就云南的政情及财经状况进行会谈。会谈结束时，卢汉突然询问美国对待国民党和中共方面的真意究竟为何。陆德瑾直言，美国政策整体上是警惕的等待，过去4年美国向国民党提供的大量援助并未消灭共产党，继续依靠美国援助拯救国民党政权为时已晚，美国将不再提供任何积极的援助。卢汉闻悉美国对华政策实情，其内心作何感想不难想见，遂加速向中共靠拢。其实早在8月26日，中共中央就致电香港工委，希望通过宋一痕转告卢汉5点原则，“1、要其允许我部队之自由活动，并接受其所有枪支弹药钱粮之援助；2、发动参议会及群众团体学校一致进行拒绝蒋桂系匪军入境。3、要其将12个保安团集中应变；4、加强对蒋匪特务的管制，必要时一网打尽；5、卢的部队须严明纪律，切实保护国家财产”。滇局剧变已箭在弦上。

　　此时龙云在港亦积极活动，“龙云对云南起义，只想换换旗帜，幻想仍由龙回滇，重主滇政，所以对云南起义时间的选择上，龙的主张总是想提前”。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刘建绪等44人在港宣布拥护中共领导，随后又公开发表谈话，声言云南起义准备已经成熟，即将起事。卢汉事前毫不知情，得知此事后忧心忡忡，称“这样乱搞，引起蒋介石的猜疑，要是打起仗来，自己力量不足，解放军距离又远，地方遭到糜烂，有什么好处”。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龙云在港谈话发表后，立即引发蒋、桂对滇局变化的警觉。20日，李宗黄面见蒋介石，“报告滇省情况甚详，对滇政甚表关切，尤其以卢汉问题为西南根据地之基本问题”，蒋介石感到应早有准备与决定，计划由台北前往西南，“应付最艰巨之局势”。27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西南各省军政长官会议，唯独卢汉拒绝参会，大有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之势。蒋介石强调，“昆明为世界战略基地，不容共党取得也”，决定派俞济时飞昆，作最后挽留。孰料卢汉拒不承命，仅派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杨文清晋谒，辩称：“此间情势职如远离，虑有意外，转足影响大局”，“大局虽危，滇省尤为复杂，职任何艰难必镇压至最后力竭之时，始离任远去”。蒋介石极为恼怒，称“滇卢已陷入共匪奸计，无法自拔”，决定军事解决滇局，“大约以何绍周担任此事”。

　　31日，蒋介石任命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为滇黔“剿匪”总司令，“指示对滇部署与要务”。但是，桂系此时亦以滇局有变为借口，欲采取军事行动，占取先机。9月2日，白崇禧飞往贵阳，告知谷正伦拟以鲁道源主滇。3日，李宗仁又督促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一定要命令鲁道源主滇任状，下午二时非送到总统处不可”。同日，蒋介石召见徐永昌，突改前议，欲从缓处置，“对省府改组及主席问题，先不提，如此可使卢知难而退，或自行回头”，认为桂系以鲁道源取代卢汉，必引发西南动荡，“若一旦径发表鲁道源主滇，而我们剿匪兵尚未集中，此无异打草惊蛇”，况且亦无解决卢汉的绝对把握，“卢若先事叛变，发动十四个保安团益以土共，径向二十六军下手，危险孰甚，即使我们救援有力，彼亦可全部控制滇西”，希望徐永昌立即赴穗，劝说李宗仁停止进军滇省的计划。鉴于何绍周与卢汉关系恶化，蒋介石决定改派陈铁入滇，“指挥霑益方面之各部队”，同时“滇黔剿匪副总司令似以马瑛任之，可缓和对方之空气”。

　　事实上，自李宗仁逼蒋下野后，蒋桂权力纠葛不断，此时双方围绕国防部长一职明争暗抢，蒋介石坚不相让。蒋桂派系纠葛影响到国民党对卢汉的政治处置。4日，李宗仁强令阎锡山任命鲁道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26军由其指挥，并以配合湘粤战事与否相威胁，蒋介石颇费踌躇，“如此重大之事，既不先行协商，亦不提出非常委员会，用合法手续商决，而李白来函皆以决定性事实，强余遵行而已，彼等近以湘中战胜之余，乘机要挟，测其用意，如所求不遂，乃将其桂军由湘后撤，进占滇黔，而以湘粤拱手让敌，此为最复杂最难处理之事，应加以慎重考虑焉”。

　　蒋介石初始本欲坚决抵制，要求余程万不得执行李宗仁、白崇禧命令，“国防部对于兄部另有命令，其令文此间亦已阅及，此于滇中现状全不明了，不宜实施”，“以桂方拟调鲁道源部由柳州空运沾益集中，请注意”。然而桂系对滇“必欲取而代之”，蒋介石顾虑湘粤战事若无桂系协作，广州不守，必全线崩溃，认识到云南问题如何处置首先应考虑对桂方针，至于卢汉去留尚在其次。他思考再三，决定满足桂系诉求，解除卢汉职权，委派鲁道源主滇。蒋桂围绕云南问题的处置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卢汉处此生死关头，为缓解桂系军事压力，唯有依附于蒋，借蒋制桂。9月4日，卢汉告知张群欲赴渝晋谒，“料其已知自到筑与广州对滇之计划，桂系有非得滇不可之势也”。鉴于卢汉态度游移不定，“忽明忽暗，忽来忽不来”，5日张群与蒋介石商量，决定让杨文清返回昆明转告卢汉，如果他能积极反共反龙、解散参议会、查封进步报纸、欢迎中央军入滇，蒋介石承诺可就桂系图滇事从中转圜，希望卢汉立即表明态度，“否则卢应将保安团队编为第九十三师，靠近国军”，约定当夜回复。谷正纲又电请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劝说卢汉，“当此紧要关头，机运稍纵即逝，务请恳劝下最大决心，克服困难环境，迅即来渝，一经谒谈，信必有圆满与适当之解决”。为向卢汉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促使其转向，蒋介石还命令余程万务必于10日前集中主力占领宜良，并尽速与马龙、小新街的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

　　面对蒋桂双重压力，卢汉显然已没有更多选择，6日电告张群已定当日飞渝晋谒。蒋介石与张群商议后，决定对其采取政治解决。卢汉当晚见蒋介石，“流泪若再，表示其苦衷与精诚也”，要求蒋介石帮助云南重新编练6个军，并补助2000万银元现款。蒋介石直言难以答允，事实上也不能办到。7日，蒋介石召集张群、萧毅肃等商谈滇事处理方针，强调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如果对云南能够兵不血刃实现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况且国民党在滇军事力量有限，难有必胜把握，故而一致赞同授予卢汉全权，并应予云南以合理接济，答允卢汉增加两个军的编制，“但此不能为政府明言，否则反对者，尤其桂系必以余为奖恶欺善，更增其诽谤之口实”。随后蒋介石与卢汉商谈两小时，对其“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最终双方就滇局改造达成一致意见。卢汉答应解散省参议会、改组政府，宣布实施反共反龙政策，蒋介石为安其心补助经费100万银元。

　　然而此时桂系态度强硬，7日阎锡山从广州带来李宗仁的指示，要求扣留卢汉，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强调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利害关系，均须放其回滇，“否则滇事即将为龙云与共匪乘机而得，更难解决。而且最重要之后方别辟一战，兵连祸结，前途更危矣”。9日张群飞穗，向李宗仁解释滇卢解决办法。李宗仁仍坚持鲁道源必须入滇，张群不以为然，主张待卢汉态度明晰后再行计议。1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强调卢汉政治态度已无虞，桂军不必入滇，“云南为今后反共之基地，必须求得合理之根本解决，中自无不同意，惟卢永衡兄今愿自动起而清共，且求彻底解决，此乃吾人之所切望也，近闻昨今两日已积极行动，见诸事实，惟望其能贯彻到底，勿贻后患耳”。蒋桂在处理滇局问题上针锋相对，关系进一步恶化，钱大钧不无忧虑地称：“滇事，卢已接条件，可不血刃解决，但李白争此地盘，而此间亦不能放松，已形成蒋与李白之争，将来恐无方法解决”。

　　卢汉返滇后，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立即展开行动，大规模逮捕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党员，史称“九九整肃”。9月11日，朱景暄向蒋介石报告卢汉在滇已采取果断措施：“（一）卢同志已于昨晚八时解散议会，勒缴印信，并逮捕其中反动投机分子，已获九名。（二）十时查封各报刊，仅留中央日报、朝报，平民日报虽系政府所办，然编辑可疑者已逮捕。（三）十一时后，逮捕一切反政府分子二百余人。（四）学校处理比较复杂，正密计中。（五）杨耿光在逃，但其所属之重要分子已捕获，民革组织可彻底破坏。”问题是26军仍在调动中，卢汉希望蒋介石履行承诺，立即停止军事施压。鉴于卢汉已实施反共举措，蒋介石于次日命令余程万原地待命，“请即与卢主席直接联络，以免误解也”。卢汉公开实施整肃，昆明顿时陷入白色恐怖，滇桂黔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试图极力挽回，“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提出停止捕人、恢复报社学校、密设电台等7项要求，但卢汉“迟疑未作答复”，双方合作暂时中断。

　　卢汉在威逼利诱之下看似已被成功收抚，蒋介石颇为自得，“本周之初，滇卢已经绝望，无法挽救”，“不料卢最后觉悟，毅然飞渝来见，商决一切，而共龙等幸灾乐祸，挑拨离间之大阴谋竟得于一日间彻底粉碎。卢回滇后居然遵命实施清共政策，此实国家转危为安，最大之关键”。但随着解放大西南号声的吹起，西南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蒋介石相较于滇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强势地位被彻底颠覆，局势的转变成为必然。郑伯克对此信心满满，认为卢汉“为了保己，屈膝接受条件，牺牲人民利益……造成了当前云南工作可能经历一段艰苦的过程。也许在时间上这过程很短，在云南全局的发展道路上便造成绥远式解放的可能比较少，甚至于无的前途。然而应该懂得历史的发展不决定于反动派如何死拉着车轮不让前进，而决定于人民的力量如何推动着历史前进”。

　　对于卢汉从联共保己转向亲蒋制桂，中共亦有着清醒的判断。9月15日，中共滇东北地委在分析卢汉政治态度时，强调他是“地主军阀官僚资本的地方头子，一向的做法都是投机保己。过去要革命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蒋介石垮台已成定局，不走这条路，将来就要被人民清算审判，今天虽然他已知道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但蒋的大军威逼究竟还是眼面前的事，他对云南人民的力量不相信，对自己的力量亦不相信，因此在怯懦及反动力量的包围软化下，只好暂投靠在蒋介石的怀抱里以图保全自己”，但蒋卢之间难以建立政治信任，“且过去对我曾付出了一些代价换得谅解，今天死心塌地地为蒋匪殉葬亦不合算”，卢汉迟早必倒向我方。事实亦然，蒋介石与卢汉因滇局改组、财经援助等诸多问题矛盾渐趋激化，随着西南解放的临近，卢汉的再度转向也就势所必然。

　　卢汉虽已明白宣示效忠国民党，但桂系仍不忘控制云南。9月17日，白崇禧称“卢能否忠实执行中央政策，尚无绝对把握，应预加防范，以免蹈程潜覆辙”，李宗仁主张“原定谷之滇黔剿匪总司令，仍应明令发表，而以卢汉副之，并加强中央在滇军事力量”。同时，桂系指使第330师由百色入滇，鲁道源部空运沾益，意图经滇出境，以缅北为最后根据地。对于鲁道源部入滇，中共中央亦清楚桂系意图所在，毛泽东判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要求四野未雨绸缪，“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吊诡的是，蒋介石亦命令余程万的26军严加戒备，抵制桂系入滇，鲁道源部入滇最终无从实现。卢汉对此颇为动容，“表示今后决定在总裁领导之下，努力奋斗”。蒋卢看似精诚合作，实则各有保留，卢汉所属保安队并未中断与中共接触。9月19日，余程万密报蒋介石：“保安队仍与匪暗中合作，信使往还，而且会餐及接济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金钱”。蒋介石更是心病难除，强调“滇卢态度仍不彻底，应严加督导，彻底解决”。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卢汉返滇后应立即改组省府，剔除异见人士。监督滇局改组的萧毅肃认为安恩溥违背戡乱政策、林毓堂暗自支持民革、姜亮夫支持进步活动，三人应予惩治。卢汉极力为之开脱，强调“云南与桂系为死对头，且渠曾派员到溪口请示钧座，未奉具体指示，于是云南遂形成过去之局面”，“虽决定调安，但无意令安等离昆”。滇局改组相持不下，10月19日，黄少谷、谷正纲向张群施压，要求安恩溥、林毓棠、姜亮夫最好调离云南，以免后患。张群为避免过分刺激卢汉，主张采取怀柔政策。在他的支持下，卢汉得以成功抵制国民党的干预。至于重建93军、60军，蒋介石虽满口答允，但在战场形势一败涂地、资源匮乏的现实窘境下，非但难以兑现承诺，反因桂系从中阻碍，加剧了卢汉对国民党的离心。编军问题，卢汉本希望组建6师18团，但阎锡山仅允诺8团编制，并且60军与93军番号不予恢复。卢汉判断，掌握国防部权力的桂系必欲置其于死地，怒言8团编制亦无必要，待解放军大兵压境时，他自有办法，“语极愤慨”。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广州解放，解放大西南的号角正式吹响，解放军兵分两路，重点进攻川黔方向的国民党残余势力。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就围歼白崇禧主力进行部署，“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15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10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2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20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10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卢汉判断解放军可能由黔攻滇，希望蒋介石增派两个军至川滇黔边区守卫云南，但国民党此时在西南机动兵力极度匮乏，尚且需要将派往云南的89军调回贵州作战，而蒋介石承诺拨付云南的款粮械弹，“因事实上之困难，亦未能悉予满足”。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步伐并未稍停，果不其然，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陈赓可由黔入滇，“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卢汉因此对蒋介石信任全无，态度消极，“对发布反共文告、改组省府及肃奸案件之处置问题均拖延不决”。

　　更令卢汉感到悲观的是，国民党在西南统治岌岌可危之时，蒋介石却滞留台北，迟迟不欲前往重庆。事实上，蒋介石已决定放弃重庆，“主张台湾稳扎稳打，西南剑及履及，最后基地为台琼及昆明”，开始考虑将国民党残余势力迁至昆明。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广州解放后，看到广西岌岌可危，前往昆明对卢汉极力拉拢。卢汉对“其本人及其眷属财产等善后问题极为顾虑，出国护照恐无法领到，且恐将来各国拒绝入境，一无去处”，李宗仁当即命令外交部颁发护照，并建议卢汉彻底与蒋介石决裂，滇桂实施结盟，再与中共和谈，倘条件过于苛刻，就拼死一战，卢汉未予回应。15日，徐永昌面见蒋介石，特别谈到滇桂“联合极可能”，建议强化对滇省控制，“最好政府即迁昆明，可以杜变化”。如果国民党残余势力退至昆明，不仅云南将成为解放军首要进攻目标，并且卢汉自身亦面临被国民党军队分化蚕食的危险。11月14日，卢汉致电蒋介石，以请辞相威胁，直言在此困境之下已无以为继，“时局恶化，有加无已，向上请示又复互相诿卸，并无确切有效之指示，职对于部属所发生之困难又多为法令所限，在在掣肘，实已精疲力竭，不能再荷重任”。

　　卢汉对蒋介石的观感急剧恶化，10月28日在会见陆德瑾时称其“愚蠢、固执、自私”，是国民党政权失败的罪魁祸首，转而尝试寻求美国援助，以应对局势的转变，声言若此时在美国帮助下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必能从根本上扭转时局。11月15日，云南商会领袖求见陆德瑾，表示云南政商两界高层闻悉杜鲁门公开声明支持中国国内的反共力量，希望云南能够迅速脱离国民党、宣布独立，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若美军驻守云南，提供武器装备与军事物资，云南当局愿全面遵循美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建议，强调云南是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散的关键堡垒，如果美援不来，两月之内云南必将解放。次日该代表再次向陆德瑾表达云南政商两界可以无条件接受美国任何要求，云南此时向左走还是向右转，取决于美国态度。陆德瑾立即报告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态度冷漠，称寄望于国民党军队是不切实际的，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发表公开声明维护云南独立。即便美方已断然回绝，该代表仍锲而不舍，28日再度面见陆德瑾，退而求其次，希望首先宣布云南独立，然后再寻求美国保护，如此就不能算作干预中国内政，并亮出底牌，直言卢汉对该项计划完全知悉并深表同情。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阅悉陆德瑾报告，强调此时支持云南独立将意味着美国赞成瓦解国民党政权、鼓励国民党军队叛乱，构成干预中国内政的事实，仍旧坚持前议。卢汉冀图获取美国支持的计划彻底破灭，除倒向中共、宣布起义外，已无更多选择。

　　随着解放军进军贵州，蒋桂各自为战，相互拆台，贵州不费吹灰之力即获解放，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提出4项忠告：一是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是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财产，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解放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三是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是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有功者奖、有罪者罚。忠告发布后，卢汉对蒋介石的空头承诺彻底失望，尤其是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国民党已退无可退，昆明成其为数不多的选择。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卢汉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势力入滇，“蒋介石对云南所进行的新的军事部署，对卢汉及其地方集团的利益，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和威胁”，云南地方上层人士也公开发文反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入滇，蒋桂矛盾急剧恶化。12月7日，蒋介石派张群前往昆明，“与卢永衡商三案，一、政府在台，大本营在昆，二、政府在西昌，大本营在昆明，三、政府在昆”，但卢汉强调滇局困难，粮无存储、军械匮乏，部队无法维持，对中央极感失望，“如中央不能解决此等问题，则在滇设立机构，纵钧座亲自主持，亦难期国军之效命”，无论张群如何解释，卢汉终感惶惑。蒋介石得知情况后甚为悲观，“滇卢态度亦已渐明，既不愿大本营设昆明，亦不愿就滇黔剿匪总司令名义”，判断“余一离蓉，彼等或可联名发表降匪宣言”。果不其然，12月9日卢汉宣布昆明起义，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事实上，1949年9月卢汉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下转向反动，中共中央就充分认识到蒋介石此举目的在于“巩固西南，控制滇越、滇川两路，以取到外援道路，使云南成为反动残余在西南负隅顽抗的基地”，要求滇黔桂边区区委准备有力配合大军解放云南的斗争；但中共中央并未放弃和平解决云南的努力，强调“蒋卢之间矛盾不可能因此而消失，在我大军压境时，可能有进一步发展，及进步分子影响下，仍有靠拢之可能”，派遣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返回云南，在适当时机与卢汉联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迅速承认，卢汉对大局感到悲观，与周体仁单独会面，再次表达起义愿望。周体仁摸清卢汉态度后，向其表明中共意见，“起义时机最好是人民解放军向云南进军之时，并表示愿代卢同解放军总部联系”。贵阳解放后，卢汉惶惶不可终日，为向中共展示善意，利用李宗仁访昆之机，释放1500多名进步人士，同时再度与滇黔桂边纵队联络，希望谈判。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要求卢汉“先做些于人民有利的事情，确有事实表现，作为前提”，建议将滇西兵力集中至昆明，停止对边纵的一切进攻。卢汉悉数接受，但希望边纵暂不进占保安团退出的交通沿线的县城，以便麻痹蒋介石。为避免最坏的局面，卢汉开始准备后路，“把大量资产转移国外，家属亦已飞往香港”，陈盛年认为“这就是一面准备投机保己，一面准备逃跑以保命的两面性”。而此时西南解放的形势可谓一日千里，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赓，希望陈赓所部在两广战役结束后，休息10天至半个月，经贵州向云南进军。

　　历史留给卢汉犹豫彷徨的时间已不复存在。面对解放军大军将至，国民党残余势力又必撤往昆明的两难境地，卢汉认为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如果解放大军到达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举行起义，那就没有价值了”。12月5日，卢汉密派周体仁前往广州。周体仁直言：“如耍政治手腕是无效的，如决心做，我可以奔走”，卢汉表示“不陪蒋下海了，决心起义”，“但卢恐他反正后，我中央不承认他”，希望周体仁到港后即刻赴穗见叶剑英，“请叶报告毛朱，得复示即飞昆”。8日，周体仁向叶剑英报告了卢汉希望和平解决云南问题的6项要求：起义目的仅希望有利于国家与人民，不计任何牺牲；起义实施后，希望中共立即指定统一指挥全省军政机构的负责人；至于起义时机，“须视准备完成之时机而定，但不致延至本月二十日以后”，为避免第8军、第26军退居滇西顽抗，计划诱使李弥、余程万至昆明后再发动，“分别收抚其所部，以绝后患”；对于起义干部既往不咎、一律录用，和平改编驻滇部队，释放被俘滇籍将领等。当晚，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卢汉诉求，强调“滇已势孤，卢不能干，因此，卢派周来穗，表示接受八条二十四款，求得和平解决云南，料是卢的真实要求”。9日，中共中央将叶剑英报告转电刘伯承、邓小平，“卢之行动，应如何更有力地配合你们，盼速复”。10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表示：鉴于进军云南的陈赓、宋任穷部第二年2月方可到达昆明、开远，希望卢汉起义时间，以解放军逼近昆明时为最有利，一则便于配合，再则便于解放军处理善后问题，但“卢可能自动提前起义，这对他有利。我们对此不必强迫其推迟，这样可能胡宗南迟疑入云南，利于我们争取时间”。卢汉所提条件，可以同意，至于将来安排，候其起义后再予考虑。

　　正如刘伯承、邓小平的判断，9日卢汉突然行动，云南局势瞬间转变。当天，卢汉发表公开通电，宣布接受中共领导，再度赴滇的张群、余程万、李弥先后被限制自由。鉴于昆明突然起义，陈盛年感到“此次起义未取得我之完全领导”，并且通电文告极有问题，判断未来走向有二，“（一）由于起义力量不十分强大，集中昆明之保安团只有六个团，我无充分准备，省内外解放军均未取得联系以作有力之配合，蒋可能空运一部军队至沾益蒙自组织反扑，昆明可能经过战事甚至撤守，待我大军到来时才能彻底解放。（二）起义后蒋匪军或犹豫观望或动摇逃跑，或一部放下武器，或一部响应，无力组织反攻”，要求卢汉命令部属立即与桂滇黔边纵队接洽并输送枪弹，协同建立革命秩序，同时指示滇西工委彻底破坏西昌入滇道路，以防胡宗南部来攻。

　　卢汉虽已宣布起义，但在新旧时代转型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其人际网络、意识形态抑或社会资源、权力结构，均难以摆脱国民党时代的印记。面对被困在滇的张群，卢汉眷念旧情，10日送其离昆，并就起义之举辩白称：“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而望汉挟滇作孤注一掷，谁无桑梓，稍有良心，何忍出此，所以毅然而图自救也”。同时，为避免起义后陷入被动局面，卢汉意图造成既定事实，自行宣告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肃特、肃反工作并未彻底，部分特务首要未加逮捕”，并提名朱景暄参加军政委员会，“妄自成立暂编云南人民解放军”。中共对此亦认识清晰，即如陈盛年所言，卢汉着急起义，“就是趁我大军未进入省境之时，以起义来保存自己的封建系统力量和地盘，打出旗号以各种妄自决定的措施来造成既成事实，图使我于谈判时不好办理”。

　　蒋介石闻悉滇局变化，仓皇失措，怒骂“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试图命令第8军、第26军立即采取行动，夺回昆明控制权。为避免滇局逆转，稳定卢汉反蒋之心，1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卢汉，对起义之举表示肯定，要求他迅速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系，接受指挥，并遵守4项要求，即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保护一切国家财产，听候接收；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此外还特别提议卢汉“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方方，告知中央精神，建议此后联络工作由刘伯承、邓小平负责。鉴于12日卢汉已报告暂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进行改编，刘伯承、邓小平认为“目前对卢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其所作所为“目的在造成既成事实，迫我承认”，但解放军一个月内尚难进入云南，主张以刘邓名义批准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同时命令卢汉所属各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强调如此安排“可以进一步稳卢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的阴谋，并避免混乱，以待我军进入后便于解决问题”。中央对此亦表赞同，“目前我军既无法进入云南，一切只好让卢汉自行处理，以免引起紊乱”。14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复卢汉，答允所请，“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旧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

　　昆明起义虽已实现，但在国民党残余军队奋力反扑与卢汉过往保己自存的惯性思维之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滇局的改造与全面转向尚待解放军进驻云南。郑伯克表示：“必须要解放军来到，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才能算解放”，“如果卢部仅只停顿在表面上的‘起义’，则将会有段时期的混乱，人民还有可能遭受某些损失”。毫无疑问，中共要开创的新时代，之所以为新，关键在于政治力量以空前强势的姿态进入社会，承担起再造社会的责任，故而特别强调“在政治上、思想上必须要严格地分清‘起义’和‘解放’的界限”。为进一步争取卢汉向人民靠拢，中共昆明市委表示要在团结中进行斗争，要求卢汉将私放张群的理由、经过以及逮捕的反动分子名单分别电告中共中央和西南分局，明确边纵直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不受其约束，希望卢汉“以后有关军政及其他一切原则问题，须向北京、重庆请示后，始得发表执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南分局亦加快向云南进军的步伐。11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已命令第4兵团分批经独山、贵阳或取道百色、册亨、安龙、兴仁运滇，陈赓率先头部队先行。随着第4兵团迅速入滇、形成压倒性优势，卢汉坦言：“这不是改朝换代，是天翻地覆的事，我们今后要脱胎换骨地改造”，地方实力派维持生存的保己思维再无施展的空间。1950年2月20日，宋任穷、陈赓率部进驻昆明，卢汉所部列队欢迎，至此云南和平解放。

　　1949年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原本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地方实力派鉴于国共政治易势，为寻求出路，纷纷与中共合作，地方主义的泛起成为加速国民党败亡的重要动因。蒋介石事后不无愤恨地反思说：“抗战胜利后派陈仪主台湾，熊式辉主东北，最后复以张治中主西北，又以李宗仁主华北，卢汉主云南，张发奎主广东，此无异自撤屏藩，不仅养痈贻患，而且引狼入室也”。卢汉作为有名无实的封疆大吏，利用国民党执政危机愈发严峻的有利契机，成功驱逐国民党中央在滇势力，再度掌控军政大权。在龙云策动起义的刺激与桂系图滇的压力下，卢汉怀着保己自存的强烈冲动寻求与中共的联络，但面对蒋介石的恩威利诱，为避免陷入生存危机，转而实施“九九整肃”。孰料国民党西南政局崩坏，双方矛盾再度激化，卢汉意欲寻求美国支持又无果而终，唯有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昆明起义成为粉碎蒋介石固守西南计划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转型过程，更好地展现了1949年中国地方政治多元面相与中共统战政策的重要意义。

　　首先，桂系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派系，1949年利用和谈逼蒋下野，看似成功获取国民党政权的最高权力，但在国民党内部实则形成李宗仁主导“总统府”、蒋介石挟党领政的双头模式，彼此为争夺军政、人事、财政的领导权，乃至“毁党灭国”亦在所不惜。值得注意的是，桂系作为掌控中央权力的地方军政集团，在其施政与危机应对的过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毫不顾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现实观感与生存困境，加剧地方势力的离心离德。卢汉初始联共保己亦与桂系的外在威胁密切相关。1949年7月21日当徐永昌闻悉白崇禧意图以鲁道源取代卢汉，并在“桂之百色一带驻有过量之军”，感叹“无怪卢不安”。派系政治的顽疾成为国民党政权崩溃最不可忽视的诱因。

　　其次，地方实力派作为军阀政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延续，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权威的潜在挑战。尽管蒋介石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不断强化对地方军政集团的控制，但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未改变。及至国民党内外局势发生变化，地方势力的再起、另谋出路就成为必然。面对解放在即的预期与国民党军队环伺其间的现实，地方实力派试图游移于国共之间，在联共与亲蒋之间寻求平衡，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治态度呈现双重特质。但在国共斗争非此即彼的局面下，留给他们腾挪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中共在与地方实力派联络时，亦特别强调“看其如何做是一回事，我们答应他做又一回事，而我们是不能随便答应的，我们只有看他怎样做法来决定对于他们的态度”。当国共任何一方的外在压力逐渐增大时，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就不得不随之偏转，周而复始、不断嬗变。卢汉1949年从联共保己到亲蒋反共，再至与蒋决裂、宣布起义，可谓最鲜明的客观体现。

　　最为重要的是，194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社会政治秩序重整的开端，亦是国民党政权崩溃、各方力量鱼龙混杂的终结时刻，蒋桂冲突的激化、地方势力的左右摇摆、失意军人政客的趁势而起，都使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中共在打倒国民党政权、统合国内政治力量的过程中，对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走向与行为逻辑作出清晰判断，适时调整统战政策。即便1949年9月卢汉政治全面转向，大规模逮捕中共地下党员，中共中央亦能看到“蒋卢之间矛盾，不可能因此而消灭，在我大军压境时，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即进步分子影响之下，仍有靠拢之可能”，继续锲而不舍地开展联络工作，最终卢汉亦认识到“9月时我错了，今天要补前愆，我不希望有功，但求无过”。而中共对卢汉的统战工作，亦使其能够以较小的军事、政治代价实现西南解放的战略目标。1949年6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特别谈到，阻止胡宗南部撤滇，是为至要，“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居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此后卢汉不仅坚决抵制蒋桂军队入滇，更提前宣布起义，陈赓率第4兵团和平解放云南，再次凸显了中共统战政策的重大成就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