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协同影响的结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鲜明的文化基因、扎实的实践基础和特有的主观条件。

　　（一）理论赓续：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斗争思想一脉相承

　　毛泽东特别重视科学真理的重要作用，他提出，共产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自党成立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这一科学的理论武器观察中国社会，指导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他们积极动员和热情号召广大工人开展革命斗争、追求共产主义，提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5页。)这些论断出自《共产党宣言》，在这篇文章中，有几十处使用了“斗争”一词，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斗争精神。正是在这篇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从中汲取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思想成果，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也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这一思想对他之后开展具体工作的重要影响，因而他只从《共产党宣言》这篇著作中取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要“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毛泽东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高度重视学习列宁的著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阅读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列宁的代表作，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运用这两本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制定斗争战略和斗争策略。后来，他将《两种策略》这本书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之后，他又将《“左派”幼稚病》这本著作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416-417页。)，强调既要知其一，也要知其二。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伟大斗争有着丰富论述，明确无产阶级要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进行伟大斗争，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伟大斗争，主张结合当时中心任务和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伟大斗争，而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的理论源头。

　　（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斗争精神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基因，强调要重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的珍贵文化遗产，并应当对其进行提炼总结和传承发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用实践谱写出了一部人民群众致力于反抗压迫、反抗虐政、反抗侵略，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彰显了广大人民群众奋勇抗争、勇毅前行的风范和气概，产生了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勇破“坚冰”和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品质。毛泽东非常善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思想和典故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例如，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引用《论语》中的经典话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我们想要学好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和真理方法，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指出：“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注：毛泽东《又团结，又斗争》（1939年2月5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16页。)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现实境遇下对抗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方针，他指出：“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26页。)接下来，毛泽东具体阐述了我们党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三条详细方针：一是“不为天下先”，即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事，“不打第一枪”；二是“退避三舍”，即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也先依照具体情况让一下；三是“礼尚往来”，也就是指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时，我们党坚持自卫的立场，秉持着我方不主动挑起战事，但也不一味退避的态度，如果国民党反动派肆意妄为地继续扩大事态，我们必然会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与其抗争到底。这三条详细的方针政策，第一条来源于《老子》，第二条来源于《左传》，第三条来源于《礼记》，极大地增强了讲话的厚重感和感染力。像以上的例子，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的文化基因。

　　（三）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斗争实践的理论升华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注：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毛泽东强调理论源于实践，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也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也是在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完善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成立壮大的过程中，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斗争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党始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来面对异常严峻的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以绝不服输的斗争面貌来迎接不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使命任务。面对民族危亡，党怀揣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着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开展了推翻专制、追求民主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反抗侵略、追求自由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辉煌卓越的革命斗争成就，结束了“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条件，党继承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通过开展以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斗争实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建设斗争成果，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非常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而形成理论。他通过描述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提出感性认识材料的积累是形成理性认知的必要一环，即“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注：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对于斗争实践的发展过程，毛泽东认为，斗争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注：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为何斗争能从失败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对于斗争的认识提高了，对斗争的规律把握得更加清楚了，从而能以在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来指导新的斗争实践，进而取得斗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注：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可见，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斗争实践的理论升华。

　　（四）主观条件：领袖人物不懈奋斗精神品格的充分彰显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具有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早在1910年，毛泽东就抄写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8页。)的诗句，彰显了他的鸿鹄之志。后来，在1917年4月，毛泽东深感国力荼弱和民族体质的日趋轻细，并对其表达了忧愁和思虑。为此，他写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在这篇学术论文里，毛泽东阐述了尚武、勇敢的体育主旨，展现了“猛烈”、“不畏”、“敢为”和“耐久”(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26页。)的斗争意志。1917至1918年间，他在日记中写下《四言诗·奋斗》的人生箴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24页。)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初心”，奠定了毛泽东斗争思想的风格基调。在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信念，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崇高理想后，他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并将斗争精神和斗争实践贯穿在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对毛泽东个人来说，现实境遇的困难和人生道路的波折更能够激起他“愈挫愈勇”的精神。在遇到个人事业或革命事业的重大挫折时，毛泽东总能够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处事心态，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热情和精神进行奋斗。此外，他还能积极影响身边的同志，鼓励一些盲目悲观的同志用科学合理的心态应对生活和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困难挫折，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去争取革命斗争事业的胜利。总之，无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党和国家斗争事业方面，毛泽东都以其奋发斗争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状态，应对人生道路和国家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逆境，并取得了显著的斗争成果。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催生出杰出英雄和伟大人物，伟大人物产生于伟大的斗争实践之中。2013年12月，习近平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指出毛泽东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这说明，毛泽东这一伟大英雄人物产生于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也是他本人不懈奋斗精神品格的充分彰显。

　　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革命与建设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对伟大斗争进行了深刻论述，科学回答了“谁来领导伟大斗争”，“为了谁、依靠谁进行伟大斗争”，“进行何种伟大斗争”，“怎样进行伟大斗争”等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伟大斗争思想。

　　（一）谁来领导伟大斗争：“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革命，面对各种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革命的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那么，谁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如若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注：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害》（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可以看出，在谁来领导伟大斗争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那就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伟大斗争呢？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党为推进伟大斗争提供坚强领导核心和强大组织力量。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及其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由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毛泽东明确指出，“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则从成立那天起，便自觉承担了这份责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伟大斗争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中国将无从获得独立和解放，更无法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党为推进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能够为夺取伟大斗争的胜利提供强大的组织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注：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其次，党接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面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遭受列强的侵略压迫、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特殊国情，如何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的胜利，成为全党面临的首要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这种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其中国特色，为赢得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并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经过不懈努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新的重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4日，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9页。)在不断推动“第二次结合”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伟大斗争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再次，党制定的纲领和路线为伟大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立自己的纲领，同时又依据这一纲领确定阶段的政治路线及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第21页。)，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贯自觉遵照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各类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例如，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南，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1948年，在解放战争不断胜利推进时，毛泽东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并在这一讲话中系统论述了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注：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在这一正确纲领和路线指引下，党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的胜利。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同时认为，我国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不断满足人民日渐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八大擘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二）为了谁、依靠谁进行伟大斗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为了谁、依靠谁，这是进行伟大斗争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领导伟大斗争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在毛泽东心中，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是别的，而正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注：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首先，明确为了人民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历史使命，将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置于崇高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人民而战的人民战争。不论党本身还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他们的唯一宗旨，便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而这个宗旨，就是我们制定决策和推进实践的根本遵循。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的军队和所进行的战争也就丧失了价值旨归。他强调，从指战员到炊事员、饲养员，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一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注：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0页。)。毛泽东认为，只有以人民利益为目的的斗争才称得上是正义的斗争，才能最终获得胜利。说到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我们党矢志不渝奋斗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注：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简而言之，为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不懈奋斗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他总是能够乐观积极地接受一切挑战，即使面对“风吹浪打”，也“胜似闲庭信步”(注：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5页。)。

　　其次，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更是党赢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他明言：“兵民是胜利之本。”(注：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注：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注：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毛泽东多次劝勉全党，若想取得战争胜利，必须充分发动全军和全民起来共同奋斗。他精辟地指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注：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只有扎根人民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否则将一事无成。动员普通民众投身战争洪流，一方面可给予己方以人、财、物的坚实支撑，对于敌人来说，亦可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将更多力量都团结到自己身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再次，强调群众路线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他提出最强的力量乃是民众的联合之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中指出，红军的打仗是以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并帮助他们建设革命政权为重要目的，绝非为了打仗而打仗；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充分的讨论，任何事务都要在商讨和研判之后，再经由群众路线去执行。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系统深入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及其对于赢得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注：《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535页。)。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并专题论述了“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这种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注：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348页。)。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依据党执政后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首次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要求全党继续发扬群众路线，明确提出“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注：《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17、318页。)。

　　（三）进行何种伟大斗争：“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进行何种伟大斗争，涉及的是伟大斗争的方向问题。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时代主题和特点来把握伟大斗争的方向，明确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对于进行何种伟大斗争，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主要涉及武装斗争、和平斗争和国际斗争等方面的斗争。

　　其一，武装斗争。由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权利，当各个阶级的救国方案纷纷破产之后，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才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选择武装斗争的方式。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故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而这个原则不论在外国还是中国都具有普遍的正确性，他还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543页。)。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为着战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1927年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注：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仍旧坚持“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218页。)的基本观点，勉励起义将士鼓足勇气、克服困难。这就是著名的“文家市转兵”。毛泽东在现实的挫折面前没有放弃武装斗争，继续坚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此后，他又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总结出只有用枪杆子才能彻底改造整个世界，提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正是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依靠武装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其二，和平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饱受欺凌的中华儿女由此踏上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全新征程，这一可喜变化也意味着斗争的主题将要由阶级斗争转向物质生产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尽管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旧是阶级矛盾，但已然具有过渡性质的特征，表现为非对抗性。化解此种矛盾，要通过改变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包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深度革新。因此，虽然当时的各种斗争都还大体保留着阶级斗争的样态，但就其内核与实践形式而言，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激烈斗争已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表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需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这表明阶级斗争已被物质生产斗争逐渐取代而隐居幕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正式聚焦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上”(注：徐崇温《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第134页。)。1958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还提出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的思想，认为只重视阶级斗争而忽视生产斗争就不是真正拥护总路线，相反则“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注：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1964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长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目标而不懈奋斗。

　　其三，国际斗争。毛泽东领导的国际斗争，主要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等。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节选）》（193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第62页。)，他说：“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9页。)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罪恶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我国抗击外来侵略久战不胜的民族耻辱。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注：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的重大论断。1945年8月9日，随着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的正式发表，各解放区相继发起猛烈反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它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都被历史证明了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注：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1948年1月15日，面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集团，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注：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看似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者，仍然是一捅就破的纸老虎，只要我们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注：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年5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7页。)，最终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1950年10月，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把战火烧到我国境内，阻挠我收复台湾，赤裸裸地干涉我内政，严重威胁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朝鲜人民一共抗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再次证明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作论断。1956年7月，在与拉丁美洲友好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提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注：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3页。)毛泽东不但阐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而且也明确了美帝国主义等列强的斗争方法。在他看来，对付这种敌人，必须在战略上轻视他们的同时，又在战术上予以重视，有计划、分步骤地解决问题，“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注：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3页。)。

　　(四）怎样进行伟大斗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怎样进行伟大斗争，关涉的是伟大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对此，毛泽东认为斗争不是争强好胜或者逞一时之快，而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方法，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注：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注：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充分体现了他善于把正确战略和灵活策略有机统一起来。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斗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非常注重斗争中的战略问题，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部署，以取得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论述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时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注：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1页。)毛泽东还强调，重视战略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只要把战略形势搞清楚，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如何从战略上看问题，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如何从战略上看问题呢？毛泽东着重从以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毛泽东认为，所谓战略问题，即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他提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他认为，思考问题并作出决策应着眼于斗争全局，不能只顾局部而忽视整体，只看眼前而不见长远。他明确提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毛泽东从整体上对战争全局进行宏观把握，确保各个战场、各支部队都能各尽其责，服务于整体目标。正是基于毛泽东的系统思维和大局意识，才使得三大战役各个阶段如织布一般丝丝入扣，最终赢得战争胜利。

　　其次，要求具有前瞻意识，善于科学预见。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坚持现实与未来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从当下实际出发，科学推演发展趋势，评估可能风险，并据此设计战略预置。在抗日战争初期，当人们对战争前景深感忧虑、各种错误论调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以深邃的战略思维进行透彻分析，强调当时我国的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程度虽然远远不及日本，但就自身而论，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进步。他通过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预见了战争的发展态势，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注：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战略判断，为茫然无措的国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最后，要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纲举目张。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种矛盾，而其中一定有一种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相比于其他处于次要地位的矛盾，正是这种主要矛盾发挥着领导和决定性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毛泽东认为，要在最要害、最有决定意义，并有必胜把握的方向上，投入最大兵力，运用最大资源，实施突破，取得胜利。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三次反“围剿”、陕北三战三捷等都是战史绝唱。

　　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毛泽东认为，任何错误或是动摇犹豫的斗争策略，都将导致革命的暂时失败。1948年3月14日，他在转发一封电报时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他认为，必须以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把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同非法的秘密的斗争结合起来。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指出：“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注：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1页。)他还强调，秘密斗争应该注意隐蔽精干，公开斗争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1944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注：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4页。)。这些重要论述，都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策略，并通过正确的政策策略来引导斗争取得胜利。

　　开启新征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新的伟大斗争，需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伟大斗争的新的特征和特点。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风险挑战，这要求我们能够发扬斗争精神，依靠顽强斗争实践打开事业新天地。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对于如何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斗争的胜利。可以说，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高度明确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锻造“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是促使党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重要条件。开启新征程，我们要取得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赢得新时代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前提。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核心作用，就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两个确立”，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这一论断回应了时代课题和人民诉求，体现了全党意志和共同心愿，对于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两个确立”也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指引着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奋斗，致力于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对于怎样坚持党的领导，首要与核心则是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两个确立”这一重要论断在具体斗争实践中的决定性意义，致力于将“两个确立”的理论自觉真正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将理论力量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量，着力于发挥党的领导在具体斗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现实的伟大斗争实践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推进伟大斗争实践的目的目标、依靠力量和智慧来源都是广大人民群众，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群众史观的重要思想理论，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历来所坚持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来的艰苦斗争实践中坚守根本立场，发挥为了人民而斗争的精神力量，不断提升依靠人民进行斗争的行动本领，取得了辉煌的斗争成就，而“以人民为中心”也成为党进行伟大斗争的宝贵历史经验。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中的动力作用，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在斗争实践中，我们要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是人民，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从而赢得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我们党赢得伟大斗争的力量源泉。党所赢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给予了党源源不断的智慧启迪和实践力量，是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力量源泉。开启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思想指引，将为了人民的斗争目标与依靠人民的斗争方法紧密结合，始终把人民置于开展斗争最高位置，在斗争开展过程中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进而使斗争成果更加普惠全体人民。

　　（三）抓好主要矛盾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关键环节

　　明确一定历史阶段内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是党必须坚持运用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在进行伟大斗争时所总结的宝贵历史经验。毛泽东阐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和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进而阐述了“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变化发展。他指出，在事物的内部，有着形成复杂斗争的“新矛盾”和“旧矛盾”，两者在事物内部展开斗争，斗争的结果和事物的性质则是由哪一方取得“支配地位”所决定的，即“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第39页。)。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事物发展是由于矛盾演变的产物，事物的发展结果由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要想斗争取得胜利，要想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就必须明确什么是当前最紧迫的主要问题和问题最主要的方面，怎样正确认知和有效处理最紧迫的主要问题和问题最主要的方面。对此，习近平也强调了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对于把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指出“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注：习近平《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开启新征程，走向新的赶考之路，我们也必须坚持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善于采用矛盾分析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法明确当前的中心任务，梳理开展具体斗争任务的主次，首先解决影响全局的主要问题和单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其他具体问题和矛盾的有效解决，进而在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促使党领导人民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四）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增强斗争能力本领、提升斗争实效和实现斗争目标的有力保证，也是党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接续取得斗争成果的关键举措。毛泽东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注：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推进伟大斗争，必须从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来把握。一方面，要善于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制定正确的总体战略；另一方面，要将全局战略的指导和具体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运用科学有效的具体策略推动和落实总体战略。要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以有效发挥两者所具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提出“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注：习近平《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页。)。开启新征程，走向新的赶考之路，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和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来提升斗争艺术，既要明确战略全局包括哪些内容，探讨通过怎样的途径把握战略全局，也要明确具体实际涵盖哪些方面，研究怎样采取有效的策略把握斗争时机，进而正确认知和有效解决具体斗争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推动斗争实践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