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革命话语亦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话语资源争夺话语权，并积极开展话语实践，是中共革命斗争的重要一环。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了诸多话语，这些话语借助政治权力和新闻媒介塑造人们的政治观念，并嵌入群众的集体记忆。在革命史研究中，探讨革命话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革命”是世纪性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也是浸透于社会各阶层和界别的公共话语。新世纪以来，学界对“革命”话语探讨颇深。有学者提出，“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有学者立足实证性言说，从时代话语层面对革命的兴衰进退进行历史省思，认为没有任何话语能比革命话语更广泛、更久远、更刻骨铭心地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作为时代性话语，它典型地揭示着一个时代的共同趋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建构有解释力、感染力的革命话语，形成革命的集体意识，进而促使各方力量认同、支持革命。中共引入十月革命这一成功案例，诠释了为何革命、如何革命等棘手问题，争取了话语优势和主动权；借助辛亥革命的话语，诠释了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任务等问题；借助五四纪念的表达与动员功能，缕析了革命的对象、力量、发展阶段和前景。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话语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协调各方关系，表达并改变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纪念诉求。此外，学界还围绕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及其逐步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等展开了研究。

　　学界对土改时期的话语考察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向。“诉苦”是中共政治仪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革命话语。有学者提出，诉苦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旨在重构社会认同、划分阶级，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的重新分化与整合，是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有学者对“翻身”“翻心”“生产”等概念进行话语—历史分析，认为农民的翻身要求往往指向通过勤奋劳动富裕起来的新中农和新富农，这就使翻身与生产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对矛盾。由于经验不足、问题重重，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有学者细致考察土改中诉苦过程所采用的种种策略和技巧，提出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能够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从而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还有学者探讨土改时期的阶级话语和剥削话语，认为中共借助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自身观念和意识中形成对抽象阶级分畛的认同，从而为革命找到了强大的权力支点；剥削话语的作用并非仅仅明确或打倒斗争对象，而是在查找剥削者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基于阶级意识的新的革命同盟关系和与之相协同的乡村革命伦理价值体系。

　　学界通过话语的视角探察民主模式颇具新意。有学者从话语模式的角度梳理诠释延安民主政治的性质、特征以及历史过程和关键人物，把以往所谓路线斗争贯穿的历史过程，还原为指导一定时期思想和实践的话语模式进化过程，对延安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价值观提出新见解。有学者理清了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思想脉络；或是把红色话语传播放置在历史文本生产、话语传播实践过程中考察，以生动图景还原红色话语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传播过程及其特有的范式。革命年代，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群众称为“人民子弟兵”，研究“子弟兵”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以《晋察冀日报》为考察对象，通过新战士、将领、党员和英模等群体深入探究军民一家亲的原因，从话语识别、话语支撑、话语核心、话语方位、话语重现、话语争锋与话语联系等方面阐释“子弟兵”话语。军阀割据是近代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深入考究“军阀现象之话语”“军阀成因之话语”“军阀特性之话语”以及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之话语”等问题，提出军阀割据与省区制度变革及其问题之解决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因。

　　在革命史相关的语词中，存在一些看似无关宏旨、实则细致深刻地彰显中共革命运行机制和独特性的本土化话语。有学者提出，“贞操”话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得以继承、改造与革新，并由重点针对妇女个体的贞操逐步转化为普遍针对男男女女的革命贞节，经由性别、身体、阶级、战争等因素的纵横交织而构成。有学者解读流传至今的大生产运动叙事文本，强调中共正是借助“生产”这一话语实践实现了对边区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规训。有学者探讨根据地乡村的妇女解放话语，认为妇女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其性别身份进行话语表演，进而推动女性在经济、婚姻等层面的转型，开启了乡村女性解放的新里程。还有学者以革命歌谣、歌曲、秧歌剧等为媒介，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共革命话语的塑造与表达。

　　话语是表征思想的符号，思想是生产话语的场域。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表达自身革命理想的概念、思想和理论，并把其运用于革命实践的言语表达。中共政权的乡村治理模式与近代以来历届政权最核心的差别之一，就在于意识形态因素始终伴随国家权力扩张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而以新兴阶级话语取代传统道德话语，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乡村传统的良性结合与互动。既往对革命话语的探察无疑扩展了革命史的研究范围，但由于话语本身具有所指与能指的双重表征，学者在对话语进行考察时，不仅要关注文本、语言、人物、性别等，而且要更多地关注话语形成的历史背景、传播路径和演变逻辑。

　　概念史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入革命史领域后，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与实践。中共概念史关注在革命演进中形成并被广泛应用的主导性概念的历史嬗变，主要阐释某个重要概念如何因应革命发展的需要而涌现，这一概念出现后如何被使用、其意涵怎样随时局而变动、在历史的转捩处如何发挥功用、旧概念怎样被新概念所替代或再定义等问题。革命史领域的概念史探讨并非局囿于概念本身，而是试图把握概念辐射的整个革命历史图景，因而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

　　学界对中共概念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多位学者就概念史的理论认知、思想方法、研究内容、前景展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研究实践中，有学者提出要重点探究构成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革命的对立面概念、策略性概念、主义概念、制度性概念、本土化概念等，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和意义阐释构筑基本的概念谱系。这样的概念分类方法颇具新意，笔者将借此路径梳理中共概念史的研究进展。

　　构成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在革命史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理解中共革命的关键所在，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共的话语表达与学术话语的衔接和转换，努力发掘概念与史实之间的关联。“阶级”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语词，是理解中共革命运行机制的重要锁钥。有学者认为，中共的“阶级”观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的含义演变为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的统一体的含义；而“阶级”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核心的转变，其政治功能亦实现了从“阶级联合”到“塑造敌我”的变迁。此外，学界还重点探究了“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民主革命”“现代化”“执政党”“新中国”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大都呈现了转型时期思想的延续与变革特征。

　　价值性概念一般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标示着中共的革命理想和自我认知，指引其行动方略和革命实践。这类概念在革命中的“落地”过程，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实践形态。有学者提出，20世纪初期，“人民”被赋予现代性的政治内涵，还与阶级联系起来，被道德化、神圣化，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则嵌入了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共赋予“人民”解释世界的视角和意义，从而形成独特的革命主体思想。经过建构的“人民”概念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产生了经“人民”阐述而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解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此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民族”“同志”“大众”“科学”等价值性概念也得到了详细考索。

　　中共在革命历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相关制度性概念不仅蕴积着革命史意义，而且是中共历史阐释的理论表达，成为革命史认知语言的符号化表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重要的政治话语。有研究勾勒了中共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使用、解读“民主集中制”的大致线索，发现直至1924年1月“民主集中制”一词才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也有研究指出，在革命战争条件下，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在探究“无产阶级专政”“党八股”等其他制度性概念的变迁中，也能够“发现”中共的革命实践史。

　　一些作为革命对象或对立面的概念在中共革命史的文本中随处可见，这些业已形成特定所指的概念既是中共革命史的记述符号，也是相关历史的语言承载者，成为革命实践中政治语言谱系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地主阶级的话语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并被接纳之后才形成的；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地主”这一概念获得时代性诠释，由此展开了以地主为对象的现代革命历史进程。还有学者考索了“军阀”“封建”“帝国主义”“大地主”“反动派”等作为革命对象或对立面的概念。

　　中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细致揆量其概念的渊源流变，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革命的认识。有学者探究“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认为它既表达一种认识论，也表达一种组织原则、工作作风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纸老虎”概念在建党初期已被共产党人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延安时期“纸老虎”的系列论断则深刻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此外，还有学者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起来”“调查研究”等策略性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

　　中共革命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事件史，因此，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形成的独特概念也是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学界以概念史视野解读“五四”，形成了颇具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有学者以“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为主题，论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两者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梳理了“五四”作为一个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视野观照下的演变史，为革命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崭新路径。也有学者系统考索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在时局变动下的因应和抉择。同时，该学者对“文化普遍主义”“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个人主义”兴衰史、“无政府”构想等内容的解读也颇具启发意义。此外，对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长征”等，学界也从概念史视域下予以窥察。

　　作为一种历史阐释的场域，概念史为革命史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不诉诸这种概念就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思考，这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学界已进行了不少爬梳解构重要概念的学术实践，但许多构成中共历史底色、体现革命斗争智慧的概念仍有深入挖掘和延展的空间。以中共根据地为例，有“大后方”“沦陷区”“自力更生”“备战备荒”“耕三余一”“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扫荡”“蚕食”“两面政权”“把敌人挤出去”“敌进我进”“翻边战术”“堡垒户”“日本鬼子”“汉奸”“武工队”等，不胜枚举。此外，从社会经济史视野下审视中共革命，对诸如小农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货币、地租、利润、土地分配、租佃经济、雇佣关系、合作社、高利贷、地权、通货膨胀等概念进行深度考索和阐释，亦可展现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在研究进路上，要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述析，关注概念的生成、落地与意涵的演变，书写“活的概念史”。唯其如此，中共革命进程中的群体行动、大众心理、意识归属、集体记忆等，才有可能被解释性地表达和重构。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身体政治”概念，让一些学者对社会、精神的研究聚焦在身体上。近年来，通过身体认知历史、解读革命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文化史视角下的身体史关注的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作为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身体，“着重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也把身体当作经历和符号来加以研究”，让身体与思想皆成为历史研究的图本。以身体透视革命并非取代阶级的解释地位，而是让中共革命的理想、意义、顿挫、矛盾、张力等，通过身体更明晰地表露出来。

　　“身体”乃历史性地“生成”，革命身体史研究即是通过时间逻辑，呈现历史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在相应权力机制的影响下对身体的形塑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切身体验，在此维度上更精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学术实践看，大陆学界的身体史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阐释上，有学者提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身体政治史，革命身体史既关照“人之再造”的革命诉求，也通过身体将人置入革命史研究，并在动态历史实践中考察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其研究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讨论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身体视角下革命史研究的进路。还有学者提出，将身体史作为一种新视角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从身体器官史、身体政治史和身体社会史三个层次开展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革命的身体史进行大胆的学术探索，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革命史研究的“身体转向”。有学者认为，沂蒙地区妇女身体的变动是革命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唤醒女性作为“社会人”的意识，实现其形象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重新塑造。也有学者以妇女剪发为切入点，认为革命一方面将妇女的身体带入宏大的社会场域，另一方面也可能消解了妇女的性别意识，使其忽略或暂时放弃自身的性别身份；或是提出身体叙事的三重逻辑，认为革命女性在剪发的运动化和行为化的洗礼中完成革命身体的强化，以前所未有的高度符号化面貌成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还有学者注意到，华北根据地女性的身体与心理变革因抗战而发生，战争的伤害增进了其对中共女性解放政策的接受，她们投入放足活动、参与妇救会等工作，却因为身体弱势无法摆脱男性歧视和战争选择。有学者聚焦土改运动，认为中共对身体之伤的展现与诠释让农民找到了苦难的根源，而对地主身体的规训则昭示了新政权的权威性，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整合及认知模式的更迭。也有学者认为，华北解放区的翻身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身体成为构建革命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重要因素，尽管革命身体的演变形态依然受到乡村传统的制约和塑造。还有学者从身体史视角揭示苏区时期红四军的口号对党、军、民之身体施加的各种影响，以及身体作出的各种反应，借此阐明口号、身体与权力规训的关系。

　　革命的身体史将身体置于革命历史场景中，更多窥察身体与政治的关联，解读政治调控与塑造身体的技艺。因此，身体成为革命叙事的基础性符码。考察中共政权作用于民众身体的历史，探析个体身体的因应和行动，管窥身体的变化所隐含的权力关系、社会观念和历史特性，对认知和审视革命意义至大。革命的身体史研究依然有着极为广阔的扩展空间。

　　何为心态史研究？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揭示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心态史主要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探察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移到芸芸众生中，通过分析广大民众言语、习俗、情感来解释历史现象。在革命史研究中，这类研究正在逐渐流行起来。

　　学界对土改时期各阶层心态的研究较为充分。有学者深入探讨华北乡村土改中的农民心态后提出，本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改，却并未立即引起积极响应。农民把将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日益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冒尖的矛盾心态。也有学者指出，土改使乡村社会发生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推动了农民社会心理由“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由保守到激进，以及阶级意识替代家族意识、领袖崇拜替代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变迁。还有学者认为，苏区时期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心理和革命热情相互激荡，成为农民的主流心态；抗战时期，面对新政权，农民起初表现为胆小怕事、顾虑重重，在中共采取社会经济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后，广大民众的心态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比如，山东聊城地区为贯彻执行上级指示，要求各级干部积极领导农民生产，但许多基层干部消极怠工，或依赖于土改整党的“运动式”工作方法，从侧面展现土改“后遗症”对中共生产转型造成“自下而上”的阻力。再比如，晋绥边区土改中私营工商业者利益受侵犯的深层因素，在于上层政策模糊和基层干部素质偏低，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经历了由不满、焦虑、恐慌到怀疑、信任，再到最终兴奋的过程，其心态变迁反映了中共面对政策失误时敢于承认、坚决纠正的作风。

　　有学者全面阐释中共如何动员农民转变角色成为士兵等一系列问题，揭示农民参军的动机和顾虑，以及其对于参军动员的顺从、规避、抗拒等心态和行为。研究表明，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伴随着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与乡村社会传统规则之间的相互冲击与改造，形成了乡村社会整合模式的内在张力。也有学者指出，革命动员过程中个别农民的“抵制”心态并不意味着其对革命本身的全然拒斥，而是因动员方式不当或动员过于频繁所产生的避“害”趋利心理的本能反应。还有学者深入考察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后发现，这项旨在保持战斗力的措施并无统一规定，多由各根据地自行决定。通过惩戒和引导双管齐下，这一措施得以平稳实施，婚恋也成为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碰撞与交融的着力点。还有学者探析边区政府与民众在神灵信仰上的互动，在认识到通过政令查禁、科学宣传等手段破除“迷信”收效甚微后，边区政府最终采取尊重妥协、顺势利用的态度，以此争取了民心。

　　革命的主角是人，心态史研究可以让个体化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纯结构主义模式的缺憾，从而解读革命深处的多维历史面相。同时，革命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力实践的表征，相关研究无疑也是探讨中共革命实践的重要视角。

　　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已在革命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形象史视角观之，仍有许多待发之覆。中共通过塑造革命形象赢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其形象既包含千万个生动鲜活的个体形象，同时也呈现汇聚成一个整体的主体形象；既有精神气质层面的主观性表述，也有实体器物层面的客观性表达；在史料上既有共产党人自己的留存，也有社会各界的记录。近年来，学界对中共形象的塑造、传播等研究日见增多，成果不断涌现。

　　描绘革命蓝图、塑造革命形象是中共赢得社会认同的重要进路，具有建构新秩序、动员社会民众的功用。有学者提出，中共的形象塑造是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抗战时期中共成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基于民族抗战的形象塑造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为应对挑战，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构塑造了崭新的形象。近年来，“他者”视野下的中共形象尤其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些外国记者通过在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全景式考察，生动反映了中共执政的理念、行为、绩效和精神面貌，为世界展现了民主、自由、正向的中共形象。也有学者分析了美国左翼作家建构“红色中国”形象的缘由、过程、方式及其影响；或提出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观察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有学者从西方观察家、国民党高层官员留存的史料入手，对此给予充分论证。

　　在国际形象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许多学者注意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其政策主张和英勇抗战事迹得到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共向西方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形象，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学者从美国记者、学者、外交官反映中国情形的文本出发，重新勾勒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与中美关系。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也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新华日报》提升在国统区的知名度，增强了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感，并采取多种方式使政党主张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陕甘宁边区形象在大后方的塑造等。

　　党报党刊是中共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相关研究的视角较为全面，涉及对中共及其党员、革命领袖、新四军及人民群众等群体的考察。学界普遍认为，党报党刊以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展现了中共在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中的形象，在宣传鼓动、澄清事实、消除误解、重塑形象、塑造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有学者从图像视角分析《解放日报》视野下的中共党员形象，认为其兼具实用价值与美学内涵，且蕴含鲜明的政治意味和文化考量。还有学者梳理了延安《解放日报》中工人作为革命者、建设者、被压迫者及民主权利行使者等媒介形象。

　　中共形象与社会公众对中共人物的印象密切相关。近年来，学界详细缕析了毛泽东、周恩来、埃德加·斯诺、白求恩等重要人物形象。在中共军队形象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亲历者对军队社会形象的建构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行军作战等内容上，对于中共赢得民心、实施军事动员等发挥了积极效应。还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快速找准八路军在政治、军事、作风纪律上的形象定位，成功扩大了自身影响，有助于展现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

　　综上，学界对中共革命史中形象塑造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从研究时段看，总体上聚焦于抗战时期，对其他时期的考察相对薄弱。从研究内容看，重复劳动式的成果较多，缺少对基本问题的追索探讨。比如，抗战期间的各种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形象在社会各阶层、各种力量中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这些认识和想象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进而如何影响领袖？此外，普通民众如农民、工人、女性以及地主的形象又是如何变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重要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多重历史面相。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阅读史重点考察文本在被阅读和接受后，相关知识、话语被接受、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再运用的历程，使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凸显。其核心方法就是读者视野，包括谁在阅读、阅读什么、如何阅读、为什么阅读、阅读后的反应等。关于某人或者某报刊的阅读史个案探讨成为主流研究趋向。

　　在理论认识方面，学界已注意到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革命理论著作在中共构建政治文化、推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起到了深远作用，因此，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接受史，具有推进阅读史及中共学习史、政治教育史等研究的多重意义。通过理论书籍的流通、理论书籍的阅读行为、理论观点的接受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搭建起概念、理论与中共革命实践的桥梁，帮助我们从阅读者的角度感受革命。

　　党报党刊作为中共的“喉舌”，是革命的指向标和时代脉搏的感受器。相关研究通过阅读者在读报时的所思所言所记反映其心态、体验及记忆，就此展现阅读者和时代的关联。有学者广泛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后发现，身处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身份的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有学者缕析《晋察冀日报》的读者构成、报纸的获取渠道、阅报的方式方法、阅报的反应和参与，认为其阅读史反映了读者与报纸、与党政军的联动，也是一部塑造阅读的政治史。该研究对改变报纸传统研究路径作出了有益尝试。也有学者以《红色中华》为蓝本探讨苏区形式多样的读报活动，认为开展公共阅读实现了读者、政府和报纸的多方互动及共赢；或是探讨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流通、读者群体、读者与党报关系等，展现中共宣传动员工作在复杂环境中的运作机制及场景。相关研究普遍认识到，党报是中共宣传文本的主要载体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读者阅读是党报宣传发挥效用的基本前提。

　　学界对基层阅读实践的考察尤以读报组、黑板报及其运行机制为多。有学者指出，中共通过读报活动形成了以党报为中心的“读—听”系统和社会网络以及读报员与组员的“读—听”互动，在乡村建设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基层群众读报组的运作经验构成了陕甘宁边区“群众办报”的基层路线图景，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交流活动对于实现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学者注意到，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开始普及的黑板报，从传播内容到媒介形态均呈现大众化特征，不仅弥补了大报的不足，而且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构建了一个乡村舆论公共空间；以读报组和黑板报为主要形式的基层公共读报活动，通过对群众日常生活和空间场域的再造，起到了政治动员、社会教育等作用。基层干部是中共革命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其思想意识和行事作为对革命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深描八路军基层干部的个体阅读史，提出抗战时期随着干部政策的调整，八路军的身份背景、文化水平均发生较大变化，自觉主动的阅读习惯和意愿逐渐增强。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八路军的阅读主要是集体行为。

　　理论文件与著作是根据地干部群众阅读与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思想建设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编订学习文献，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逐步形成了“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以及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也有学者从阅读史视角考察《论持久战》这一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或立足其在根据地内部的影响，认为中共对《论持久战》的宣教体现着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最终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或考察其在华北沦陷城市的传播，指出《论持久战》成为地下党组织教育沦陷区民众至关重要的宣传品，对于团结民众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一些另类的阅读。例如，抗战之后，中共领导下的各出版机构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党的文件等，以伪装封面、变换书名等形式在沦陷区与国统区出版发行。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共为应对查禁而采取的一种有效斗争策略，体现了革命年代政治斗争的曲折性与多样性。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共动员多方力量构建对日伪宣传品的搜集、输送以及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敌情、进行宣传揭露与批驳教育、反向利用开展“思想战”，在对敌工作中取得了切实成效。此外，学界还对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重要党史人物的阅读历程进行了系统探察。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认为，“通过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阅读者与文本接触并相互影响的过程。尽管阅读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仍须解决表征与实践间的技术性困境，继续深入探求以下问题——各种文本是如何形成、生产和发行的？普通民众是如何阅读、接受或抵制的？这些阅读对政权、作者以及革命进程又产生哪些影响？求解这些基本问题，还需要进行以更多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实证考察。

　　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尽管如此，“它们未经考查、未被发现，但是却简捷地存在着，并被看作囊中之物，看作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史就是站在日常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叙说历史。革命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则是被政治塑造和权力深入规训的。通过探讨组织与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宏大问题的日常面相，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共革命的认识。

　　近代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学界已有一定基础，近年来中共革命视野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有学者从理论维度阐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畴和核心要义，提出人的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中心，这些活动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闲暇活动、人际交往、婚姻性爱、意识信仰等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不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不全是被动的，也有其能动性”。有学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根据地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种种新貌。

　　士兵的日常生活不仅关乎其战斗力，也深刻影响了个体的生命，更折射出中共革命的特质与运行逻辑。相关研究对根据地士兵的饮食、衣装、日常学习、军事训练、劳动生活、行军宿营、卫生医疗、生活网络、娱乐生活等进行全面深描，认为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是整个中共革命繁难性、复杂性的鲜明体现。此外，也出现了一批着眼于根据地干部、妇女、英模等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将自身的研究理念和问题意识概括为“革命日常史”，其研究对象包括组织和群体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中共革命的日常面相，研究目标则在于扩大中共革命史的“演员队伍”、勾连“日常”与“非常”的联系。“革命日常史”并非要推翻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走进生活世界，观察中共革命的丰富性。

　　医疗与卫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些年来得到学界的日益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共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是生产支前工作的重要保证，是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提倡中西医合作、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通过整合医疗资源、树立医疗模范等方法，使民众的医疗卫生观念得到更新，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保障作用。还有学者指出，中共一方面重视卫生，并培养士兵注意日常卫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采取动员、教育等多种措施减少推行日常卫生工作的阻力，为增强军队战斗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趋向是聚焦历史的“非主流”和“微澜”，其视点不只停留在历史表层，还要探察表层之下的潜流。研究者并非只描绘“日常”世界，而是透过“日常”阐释革命，聚焦普通士兵和民众惯常的个人经历、心灵体验、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等生活图景，为我们更加立体地展现战争年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逐渐渗入个体的生活世界。其实，“任何时期任何人都离不开日常生活，那么，中共革命下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与革命前有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细密追索，仍然十分必要。

　　新文化史重视关于符号的表象史研究，突出运用“文化”观念，借助多学科理论解释“表象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所谓“表象”，主要是语言、图像、符号等文化象征。新文化史对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强调，使史学研究摆脱了线性因果模式，着力窥视政治、文化、社会等背后的权力支配。由是言之，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象征物都可能为革命政权所运用，象征物成为政党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符号。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各类象征符号建构自己的政治象征体系，并以此传播政治理念。有学者立足这一时期中共政治符号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史实，解析党旗党徽、建筑物、革命纪念物等政治符号在动员群众、传播价值观、争取意识形态主动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亦指出其衍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延安的“革命圣地”形象对于中共争取民众支持、争取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借助符号学、传播学的方法，详细缕析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而探讨了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政治间的关系。

　　作为整合国家归属意识的象征，党旗、领袖像等经常使用于庆典仪式及日常生活中，以宣示国家权威。有学者提出，中共在根据地节庆中选择性地引入、使用党旗等象征物，从中可以透视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而在节庆活动中恰当运用领导人的肖像，则有效建构了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

　　新世纪以来，人物符号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在民国史方面出现了一批以孙中山符号建构为主题的新文化史研究新作。近年来，在中共革命史领域也有成果问世。有学者提出，中共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参与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且沿用经年，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符号超越党派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之后的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革命标语是一种具有政治教化属性的传播载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学界从意识形态、宣传策略、语言艺术等方面着重考察苏区时期的革命标语，提出其内容极其丰富且具有针对性，不仅涵盖中共的方针路线、政策策略和政治理想，而且反映苏区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历程，为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共革命动员和价值建构的一种新手段。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图像转向”，“视觉书写”已广为人们熟知并认可。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有言，“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有学者对《晋察冀画报》的设备、技术、群体等进行系统阐释，展现了以图像及宣传工作为载体的根据地斗争史，呼吁学界重视运用图像史料；或是从文化情感动员的视角探讨《晋察冀画报》的图像实践和视觉说服。也有学者提出，通过分析表现土改斗争会的图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民—地主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从渗入了斗争哲学、民间仪式等因素的场景中折射时代的多侧面。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在解放区掀起美术革命浪潮，借美术作品直抵民众的心灵世界，从而实现了运用美术进行革命动员的目的。

　　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权力的根本性变动与重组，其合法性的建构有赖于通过象征物凝聚共识、构建秩序和塑造认同。民众对革命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对革命象征物的认同。目前学界对革命象征物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问题意识上，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服饰等象征物是如何被中共革命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又对民众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这些问题对解读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节日作为时间观念系统中与信仰、习俗紧密相连的特殊节点，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图式。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节日往往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改造的对象。不同于民国政府的刚性改造，中共对节日文化采取支持、参与、引导和新旧融合的柔性介入方式，不但有助于减少可能遭遇到的重重阻力，而且对于密切党群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不无裨益。近年来，学界对节日文化的关注日益加强，成果较为丰硕。

　　有学者关注节日背后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的关系变化，认为在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节日传统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引入和创造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使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也被赋予更多革命性意涵。也有学者分析现代革命与传统民俗的关系，认为中共依托乡村民俗寻求革命资源，而具备群众基础的乡村民俗恰符合革命需求，从而生成革命的新民俗。当然，新民俗只是革命借助民俗实现政治意图的一种短暂表现。

　　春节、教师节、儿童节尤其受到学界注目。有学者关注中共政权介入乡村社会后利用、开发春节价值的政治活动，阐释中共在构建革命意识形态过程中如何认知和处理乡村传统的政治难题，以及乡村传统给予中共革命动员技术的张力。有学者探析民国时期的“六六”教师节，认为中共根据地在积极庆祝教师节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教师转向新民主主义思想，其纪念活动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还有学者认为，“四四”儿童节是中共在基层组织、规训和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共借助节日纪念激发儿童的抗战意识，增强其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使儿童在战火中得到淬炼；被动员起来的儿童踊跃参加革命工作，展现一种自身力量。

　　在纪念日方面，学界也进行了诸多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共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分显现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有学者缕析“七一”纪念与建国叙事、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民众参与和政治认同等的关联，认为纪念活动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变动，展现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是“七一”纪念思想表达的关键所在。还有学者关注长征前后中共的“八一”纪念活动，阐释“八一”精神构建的历史记忆；或是着重从制度动员、仪式动员、话语动员以及纪念活动中的动员效能等层面探讨“八一”纪念与苏区政治动员的内在联系。“三八”妇女节从进入中共革命场域之始，就成为动员和解放妇女的代表性符号与重要活动情境。有学者认为，妇女节纪念是推动妇女运动的重要杠杆，中共将纪念活动同妇女运动有效结合，使其不仅成为解放边区妇女的加速器，而且成为推进妇女建设边区的一面旗帜。还有学者提出，妇女节纪念活动虽超越了单纯的节日纪念，融入民族抗战、妇女解放等内容，但也存在着历史语境中难以回避的一些缺失，这说明节日与性别在革命的语境中发生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嬗变。

　　以上学界对革命节日的探讨，反映了革命实践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共存与互动。不过，在研究时也要注意到表达与实践间的张力：革命话语是如何依赖政权力量嵌入和影响乡村节日文化的？面对中共政权嵌入乡土社会，乡村民众是如何因应的？在节日习俗改造的过程中，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演变？此类关键性议题仍值得作进一步探讨，这关涉节日在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的效用。

　　历史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记忆之场”，以符号化的物质性纪念场所和纪念行为作为历史记忆的寄托所在；二是以抽象创作的历史叙述文本为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近年来，学界在新文化史理念的关照下，主张革命史研究应积极汲取记忆史的理论与方法而形成“中共记忆史”，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意识，拓宽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为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历史学者是记忆的“解剖者”，其责任在于使记忆“去意识形态化”并揭示其形成过程。分清“的确发生”和“未曾发生”之事，应是书写历史记忆的要义所在。有学者引入“无事件境”这一颇有新意的概念，认为农村社区中的人们无意也无法将高度重复与单一的事件序列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由于土改时期的诉苦调查影响“划成分”，村民在叙说中会为了确定个人身份而模糊事件和时间的精确性，并因此产生诸如对诉苦的陶醉、自我嘲讽等心态。有学者认为，个体的艰苦通常以具体事件的形式被讲述和记忆，共同的经历使得个体化的、事件性的苦感被抽象为群体的苦感，进而通过纪念、象征等多种手段升华为国家的苦难，于是“个体以自身行动为国家扛着苦难”。有学者认为，社会多方主体通过开展系列庆祝等方式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达成民族共识，将之视为增强抗战信心的象征符号，初步构筑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中共则充分运用北伐的经验教训，将北伐历史记忆打造成维护国共合作、凝聚民族情感、实现抗战动员的重要资源，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学者提出，中共七大立足建党以来、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的三重历史时空，通过追忆党的历史细节与过程、评价党的历史方位与价值等内容形塑政治认同、阐证政治纲领和动员社会力量，确保七大得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名写进党的历史，证明了党代会确实是最具权威性和最合价值性的党的历史“记忆之场”。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报视域下历史记忆的考察日见增多，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党报对民俗节日与重大事件的纪念宣传等方面。有学者对比分析国共两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七七”纪念文章，发现双方在抗战问题上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民众作用、战争进程等方面却有异样表达。有学者认为，党报党刊以春节等民俗节日为契机，以政治宣教和群众动员为逻辑原则，通过常态化的媒介宣传推动了中共政策的传播与乡村革命氛围的营造。还有学者指出，纪念“九一”记者节是中共报刊的重要议题，极具舆论导向性的纪念文章突破了职业界限，基本反映了中共对时局的研判，凸显了媒介记忆的政治特性。

　　纪念活动是利用纪念对象举行纪念仪式、保存历史记忆、传播政治象征、进行政治动员、形成政治认同的政治活动。中共纪念史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共权力实践的隐性表达和柔性运作，学界在理论方面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省思和前瞻。有学者对中共纪念活动的缘起、类型、方式、历史演进等进行整体归纳总结，并结合个案探讨，完整地梳理了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和整体图景，客观评价了其基本特点、历史作用与启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典范例。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围绕对民国“国家纪念”的阐发与宣传，从多个方面提出应对时局的策略，也着力于强化自身政治建设，最终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此外，学界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近年来，学界对革命历史记忆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需要在解析思路、方法框架等方面继续创新。在研究对象上，不仅要关照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也要挖掘底层民众的社会记忆，尤其是基层社区留下的许多物化载体和空间载体。在研究方法上，要广泛运用田野社会学、民俗学、知识考古学等学科知识。此外，需要注意革命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以拓展革命史研究的视野，解读其与历史记忆的关联。

　　就研究内容而论，上文已对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有待提升之处作了一定的省思与展望。就方法论而言，在史料运用、理论方法、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仍有总结的必要。

　　在史料层面，新文化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更加关注基层社会和微观细节，开拓了诸多新的史料园地，使图像、民间传说、历史遗迹等皆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在新文化史研究者的笔下，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他们高度重视史料的生成语境及文本背后的意涵，采用演绎、假设等手段让历史叙事变得完整并更具意义。换言之，重新认识史料的性质，更加多元化和情景化地利用史料，是新文化史的应有之义。新文化史把注意力更多聚焦治史者所使用的史料当中，通过细密的爬梳解读，打开历史的多重视界，形成放射状通向历史的多条阐释进路。

　　在理论与方法层面，新文化史之“新”在于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移借，这是因为其解释历史的意图在于“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因此，新文化史强调运用田野调查、微观研究、社会记忆等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当新文化史与革命史相遇时，恰恰为后者提供了揭示历史演变背后的意义、行为、动机、心态等多重表征，这对于提升革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扩展学术视野具有启示性意义。但是，在推崇新文化史浸入革命史领域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要注意西方理论与本土学术之间的纠葛与张力，构建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新文化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在揭示历史多歧面相的同时，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相对忽视对革命史中可能存在的趋势的寻找，否定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其二，即便“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解释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革命史研究叩问新文化史的价值，也并非毫无顾忌地全盘接纳。新文化史视域下革命史应秉持开放的学术姿态，通过多学科互涉丰富历史眼界，摒弃文化概念的滥用，走出文化决定论的误区。其三，碎片化现象饱受诟病，解读理路乏善可陈，经典史著凤毛麟角。其实，一项成功的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强调“地方性知识”与整体视野互为表里，方为脱离碎片化误区之门径。

　　逼近人的内心、书写“有灵魂的历史”，是史学演进不可阻遏的研究路向。新文化史使“研究者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中心转移到边缘，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拓展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因此，新文化史路径下的中共革命史，未来更要高度重视日常生活、符号象征等新课题，并试图通过话语分析、记忆生产等多重方式渗入人的灵魂，在个体生命的讲述中呈现无数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人及其世界。个体化的生命才是革命场域中的主角，对个体生命史的研究应是革命史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介入，革命史研究视角明显转化，取得了较大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观往知来，这一研究取向依然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