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彻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倡导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进一步提高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自觉，进而增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第一，以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自觉增强历史主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获得了高度的理论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孕育催生、武装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建党先驱们掌握历史主动的体现。在创党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重要观点，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1930年5月，毛泽东结合领导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这实际上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原则，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呼声，毛泽东在1936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为时局的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强调要把“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这些材料作为红军大学的重要教育内容。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则进一步强调，“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而他们必须首先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根据党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要求，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此后，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延安整风，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使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革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党才能在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中掌握历史主动，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局面。

　　第二，以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自觉增强历史主动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的拓展和历史的变迁呼唤着思想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掌握历史主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并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总是能够在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勇于以新的实践不断促成理论创新、又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党分析和检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情况和新任务，他更加强调理论创新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要敢于根据新的实践情况和现实要求思考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要“破除迷信”，特别强调要“超过马克思”，在他看来，“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毛泽东用他那独有的简洁生动、诙谐幽默的话语揭示了党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自觉、主动地推进理论创新的使命任务。后来他在面对王任重的提问时又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吸收人类优秀思想同时又敢于创新的结果。同样，伴随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这里的发展就是“超过”。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当成可以背得烂熟的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评论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这些重要思想论述都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党推进理论创新以增强历史主动的自觉追求。创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不竭推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才能真正焕发出真理力量，从而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群众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第三，以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自觉增强历史主动必须克服“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这既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基本经验教训，也是毛泽东认为党要增强历史主动所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党在成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多次发生错误倾向，包括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三次出现的“左”倾错误、长征期间发生的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都使党一度陷入盲动或被动的局面。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统治了四年之久，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对此，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历史特点进行了深刻反思。早在1930年，他就明确提出：“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中央白区工作的意见分歧时指出，要纠正或避免党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予以解决和防止。在他看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他强调，我们党内存在“左”的错误传统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而要“彻底克服‘左’倾习惯的问题，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进一步指出，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而使革命遭到失败。他在1945年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则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一步总结道：“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因此，“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党不断修正错误、克服被动的过程，就是不断自我革命进而掌握历史主动的过程，而党也只有时刻注意同党内错误思想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时刻注意肌体的健康与纯洁，才能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展现新作为、完成新使命。

　　毛泽东以理论武装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使党始终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夯实了党团结统一的科学思想基础，为党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先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伟大成就，为中国实现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从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提供了真理指引。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也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20世纪60年代同程思远谈话时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足见他对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视。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总是能够结合形势的发展，提醒全党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注重从历史经验中发现并掌握规律，以发扬优势、克服缺点、增长智慧，进而增强历史主动，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第一，以总结经验促进历史自觉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想让自己的行动达到预期目的，就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合乎客观规律性。由此出发，“历史主动”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历史主体在通晓历史规律基础上的推进历史发展的首创活动，而对历史规律的通晓，则要通过主动学习历史、自觉总结经验教训来实现。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强调共产党只有独立自主地熟悉和了解本国情况，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里的“中国情况”自然包括中国的历史和实际两个方面的情况。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所处的地位，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更多人的认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全民族抗日战争即将兴起的新形势新任务，教育全党要总结历史经验，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慧、避免更大的风险和失败。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许多特点和精华。“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无论是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看，还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看，党都要学习历史、自觉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关头，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认真阅读《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要防止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课题，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党必须主动、及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新鲜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进而指导新的实践。面对“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主动承认，虽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年经验，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后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强调，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要好好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经验。尽管后来的历史发展与毛泽东的最初想法出现了重大偏离，但他重视经验总结，注重通过总结经验以获得历史规律进而增强历史主动的方法路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以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促进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必须秉持科学态度。这里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总结中国经验、也总结外国经验，既尊重带有普遍性的一般经验、也根据特殊情况注意总结个性化经验，既总结正面经验、也总结反面教训。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便着手开始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的意见，他明确指出，这些条令和内容仅仅反映了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部照抄外国，“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只有立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来总结历史经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历史规律，进而增强历史主动。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尤为注重总结反面教训，强调要正确认识和看待错误。在他看来，“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如果一个人能够从错误中得到刻骨铭心的认识，那就一定进步得更快；如果一个政党能够重视自身发展经验特别是能从一些发展中的曲折和失误中汲取智慧，无疑将会获得增强历史主动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三，以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促进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必须联系解决现实问题。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在毛泽东看来，总结经验就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这就告诉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就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发生的社会条件，在历史与现实的汇通结合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最终落脚到现实问题的解决。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到历史转折关头时，毛泽东都会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牵引，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寻找破解方法，从而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应走何种道路的现实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经验，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的战争主动。面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怎样建设党以更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问题，毛泽东从“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之一加以看待，并在系统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来建设党的总体思路，为后来党通过延安整风达到真正的团结统一创造了条件。面对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如何走向全新政治舞台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立足中国即将发生的新旧社会转换的历史节点，深入总结党走过的道路，提出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等一些既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也带有根本性的历史结论，从而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历史智慧进而增强历史主动的精神品质。

　　鉴往知来。毛泽东以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使党增长了政治智慧，增强了历史自信，对党在重大转折关头沉着谨慎应对变局并做出正确决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延安整风期间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有效地增进了党内团结统一，特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凝聚全党共识的政治基础，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铺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党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形成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后来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出了思想先声。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党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对现实情况了然于胸，在做好调查、躬身实践、把握实情、了解民意中做出正确决定，推进事业发展。毛泽东作为调查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践行者，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对于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为增强党的历史主动提供了重要的路径遵循。

　　第一，调查研究是党正确决策的基础。“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而认清国情就要求对它所处环境以及周围一切事物进行周密调查。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对流行于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忽略认识本国具体国情特点而盲目领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过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最后一定是错办法和错主意，那种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就将调查研究同党的政治决策联系起来，实际上阐明了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的内在逻辑关系。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他对调查研究以支撑党正确决策的认识更为系统，对全党同志下基层调查的要求和主张也更为强烈。他为1941年3月出版的《农村调查》所写序言中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在1941年8月代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进一步强调，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肩负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搞革命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当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严重挫折时，毛泽东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认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并号召大家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党中央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将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工作，制定符合国情实际的经济政策，主动降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为最终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二，调查研究必须采取正确方法。如果“目的”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过河的“桥”和“船”。毛泽东不但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对于党掌握国情社情民情、揭示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意义，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和技术策略。他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走马看花”即作面上的调查，“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重点是把握整体，“增加感性知识”；“下马看花”即抓典型、作详细调查，“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这两种方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走马看花”，更要“下马看花”，才能全面、科学地了解情况。切实把“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结合起来，还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和采取管用的技术策略。从思维方法来看，调查研究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认识过程中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毛泽东认为，人们观察一件事物大体会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用分析的方法把“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这里的“分析”一定是周密而细致的分析，而综合也是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从技术策略来看，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具体的调查技术的使用。比如，他结合亲自参加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他提出，在开调查会的过程中，“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观点，既有宏观的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也有具体的技术路线层面的指导，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调查研究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要不断认识历史规律、增强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唤醒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主体自觉，真正认同和拥护党的领导。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才能真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才能真正掌握促进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兴国调查以及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时，主动邀请这些地方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把他们当作自己可敬爱的先生，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既掌握了鲜活的社情民情，也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更彰显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形象。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局势，毛泽东在1961年4月给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信，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利用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食堂问题、粮食问题等12个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能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比较彻底地完成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整顿“五风”的任务。在信中，毛泽东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的重要命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继续发扬历史上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当年5月，他在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中更为尖锐地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964年9月，他再次强调：“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认识和行动举措，生动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领导与群众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效能、增强党的历史主动提供了思想指引。

　　总之，加强理论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调查研究分别为中国共产党增强历史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经验支撑以及现实基础，三者构成了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贯穿于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全过程之中。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任务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保持理论自觉、坚定历史自信、精准把握现实，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道路上始终掌握主动、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