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是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一部佛教典籍，在佛教史特别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这部佛经主要记载了六祖慧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文字通俗易懂，很受毛泽东喜爱。据林克回忆：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逄先知也说：“对于禅宗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泽东更注意一些。”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些会议上屡屡提到慧能这个人物也能看出来。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以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慧能、梁鸿、富兰克林等为例，来说明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谈到创立学派问题时，毛泽东列举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其中也包括慧能。

　　作为革命家、理论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他善于从古书中读出经验和智慧，进而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有论者指出：“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比如他从《老子》中读出了“辩证法”；从《水浒传》中读出了“统一战线”；从《红楼梦》中读出了“反封建”；从《徐霞客游记》《水经注》中读出了“调查研究”；等等。

　　同样，毛泽东肯定并称赞慧能及《六祖坛经》，主要用意也在于借鉴他的做法和经验，将之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慧能推动佛教改革和《六祖坛经》对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启发，莫过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正如林克所讲：慧能这种勇于变革，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笔者认为，这种相通之处体现在中国化、大众化和人民性这三方面。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适应中国土壤。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佛教到隋唐时期进入繁荣期。但在禅宗之前，佛教主要流传于王公贵族和士大夫之间，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主要是因为佛教典籍艰深难懂，普通民众非借助于佛教僧人讲解难以理解接受。直到慧能以后，情况才明显改变。在佛教发展史上，有“六祖革命”的说法。慧能结合中国实际和儒家文化，对传统佛教观念及其修行方法做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主要是把“真如佛”变为“心性佛”、把“佛度师度”变为“自性自度”、把“修禅静坐“变为“道由心悟”、把“经教”变为“不立文字”、把“出世间求解脱”变为“即世间求解脱”，从而使中国佛教表现出明显的入世性、儒学化与心性化等特征，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也就是说，通过慧能的改造变革，艰深难懂的佛教典籍变为像《六祖坛经》这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戒律森严的修行仪轨变为顿悟等简便修行方式，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实际。

　　“唐代中国佛教的变化，从社会史的观点看，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出世转向入世。慧能所创立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其具有突破性或革命性成就。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是不无理由的。”针对慧能在《六祖坛经》中所讲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这“在当时佛教界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狮子吼。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便在这句话中正式透显了出来。后来的禅师们翻来覆去讲的也都离不开这个意思”。

　　正是因为慧能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革命性作用，毛泽东指出：“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这番话充分肯定了慧能这方面的贡献。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一直走在时代前列。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概念，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武器，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同时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革命和建设具有实践性，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都有基于自己文化、实际等形成的独特性，且实践又总是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理论和实际必须结合起来。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深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害，毛泽东是深有体会的。他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方针，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1930年，他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坚决反对那种“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心理，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党的策略路线。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强调，我们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亦即那些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又“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家。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1958年，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又特意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新时代，面对新的问题、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根据《六祖坛经》记载，慧能父亲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后来向五祖弘忍学佛法时，弘忍也称其“獦獠”，意即慧能出身边远地区，尚未开化、没有知识。那则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据传也是慧能口诵后由一位姓张的“江州别架”代写。得到弘忍传法衣钵后，慧能又“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可见，慧能出身贫贱，是劳动人民一员。对此，195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理想和主观能动性问题谈道：《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跃进。

　　慧能不识字，由他口述或根据他的思想言论整理的《六祖坛经》的一大特点便是通俗易懂。《六祖坛经》把深奥难解的佛理变为简洁明快的话语，其中口语、方言的应用，深入浅出、易懂易记，并借助担水劈柴、吃饭睡觉之类的方法，使之流传于社会各阶层。思想语言的大众化和见性成佛的普遍性，使《六祖坛经》推动并实现了中国禅学的大众化，成为面向大众的通俗佛教理论。

　　创立理论的目的是传播思想、用于实践，前提是能让人乐于读并能读得懂。通俗化对佛教理论流传的积极作用不可估量，汤用彤在谈隋唐佛学特点的时候指出，理论是否简明易懂影响着佛教教义传播：“北统传下来的华严、天台，是中国佛学的表现；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论，其学说繁复，含义精密，为普通人所不易明了。南方的禅宗，则简易直截，明心见性，重在觉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赏而加以模拟。所以天台、华严那种中国化的佛教行不通，而来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禅宗不仅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见凡是印度性质多了，佛教终必衰落，而中国性质多的佛教渐趋兴盛。”从一定意义上说，后来佛教特别是禅宗广为流布，理论通俗化是重要因素，甚至有着决定性影响。

　　毛泽东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59年5月30日，他在机械工业部呈递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毛泽东之所以对“使人看不懂”的文件这么反感，是因为他一直提倡优良文风和重视理论大众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将学风、党风、文风放在一起加以整顿，认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党八股是优良文风的对立面，毛泽东认为它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害人不浅”，非打倒不可，并详细列举了“八大罪状”。反对党八股，目的是提倡优良文风，“大众化”就是这种优良文风的表现之一。

　　关于大众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只有向群众学习，了解、熟悉、掌握群众的语言，才能使理论鲜活生动起来，理论也才能易于为群众所接受。毛泽东说：“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那些躲在小楼里面闭门造车的人，“‘生造’出来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这样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的理论，怎能有生命力？又怎能让人爱读呢？

　　对于大众化的理论、文章、书籍报刊，毛泽东总是毫不吝啬予以赞扬。他称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他称赞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他也总是鼓励大家用大众化理论开展宣传工作。1931年，毛泽东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就语言问题强调：“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他还引述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当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并强调要把它“当作定律”。

　　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特意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其中关于如何写文章他强调：“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毛泽东不仅要求别人，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读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人们从来不会感到艰深晦涩，更不会读不懂。

　　《六祖坛经》的广泛传播与其内含的人民性密不可分。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代六祖（慧能）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怎么理解毛泽东所讲的《六祖坛经》的人民性呢？毛泽东向来强调唯物史观和人民创造历史。延安时期在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的感受时曾指出：“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就中国佛教来说，最初在西汉传入中国就是由皇帝下令，并派使臣专门去印度迎请的。因此，佛法在中国早期传播是自上而下的，主要走的是“上层路线”。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著名的崇信佛教的皇帝，为了传播佛法他经常亲自登台讲经，并修建了众多寺院。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慧能长期与底层百姓一起生活，能观察体会到百姓所想所需。他所实施的佛教革命，将繁琐的佛教教义、仪轨简易化，强调“顿悟成佛”，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创造了中国普通百姓所能接受的佛教理论，把中国佛教由形式佛教引导至实质佛教，使佛教和佛经趋于平民化。《六祖坛经》因其关注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命运，回应他们的心灵需求，所以能够被广大下层群众接受。

　　另外，慧能及《六祖坛经》注重入世，肯定日常生活，也满足了底层人民的需要。《六祖坛经》强调“在世间求解脱”的主张引发了传统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并将世间法和佛法相结合、相统一，契合了“人间佛教”的理念。比如在《坛经·护法品第九》中，慧能指出一味坐禅修行的弊病，认为“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强调获得佛法的真正途径在于自行体悟，表明即世间求解脱、不离生死证涅槃的思想主旨，提倡解脱不离世间，从而昭示世人立足当下，肯定人生。可以说，佛教经过慧能的变革，逐渐朝着既入世又出世的道路发展，使佛教充分生活化、普及化。这也是人民性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社会指明了方向，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甚至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革命中，毛泽东深深体会到，“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政策必须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在工作中，毛泽东也是这么要求的。比如，1931年他就《时事简报》的内容强调：“《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要登载。”抗日战争时期，他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脱离人民群众的理论，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唯有人民至上的理论，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如何坚守人民性呢？首先，要坚持党的理论创新是为了人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文艺创作以及理论创新中，如果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之中，深入人民群众生活，了解人民群众所需所想。

　　其次，要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智慧。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此，推动理论创新决不能坐在房子里空想，必须到实践中去，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鲜经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群众的经验智慧经过分析、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用它去指导人民群众。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964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这些话，生动说明了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密切关系。

　　最后，推动理论创新要造福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进行理论创新的目的就是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毛泽东推动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样的理论才能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才有理论应该具备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