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毛泽东基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实国情、内外形势，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谋划。这些思考和谋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早在 1949年 3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1954年 9月 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并构想“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实现这一目标。

　　1956年 4月 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

　　（一）明确强调工业化的基础性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工业化是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对工业化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他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从 1953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工业化加快推进。1955年3月 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建设“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目标。

　　1956年 9月，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的目标，指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 11月，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展望 21世纪“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只有工业化，还要注重全面、均衡，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和重点，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发展进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重点进行了更为清晰的思考与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图景也越来越清晰明确。

　　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最早的提法，初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架构。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1959年 12月 19日，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明确表述。

　　12月 24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表述，提出要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3年 1月 29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调整“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顺序，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表述。这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成为“四个现代化”长期沿用的规范化表达。

　　1964年 12月 11日，周恩来在呈报给毛泽东审阅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2月 13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内容，其中再次强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把社会主义强国目标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更为清晰、更为凝练的概括，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毛泽东深刻研判和清醒认识当时我国面临的内外形势，站在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上郑重提出的。他明确提出，要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努力“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新中国是在美苏“冷战”和“两种制度”对立的格局下诞生的，巩固人民政权、确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到 1956年底，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

　　1957年 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要成功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带来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把精力集中到建设上来。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围堵、“和平演变”及各种颠覆活动，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的安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敌对、封锁、打压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5年 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武装插足台湾。与此同时，英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也趁机攻击并试图分裂中国。

　　1959年 3月，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59年 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年 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 33天，收复了 1959年 8月以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在采取军事行动等“硬”办法的同时，西方国家还用“和平演变”等“软”办法，企图从根本上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他宣称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对杜勒斯言论发出的危险信号高度警惕，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很快识破了美国搞“和平演变”策略的企图。

　　1959年 12月 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敌人有“硬的软的两种策略”，其中第一手策略是“硬的”策略，即“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第二手策略是“软的”策略，即在“和平”的旗帜下“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指出：“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这四条对策，明确了我们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的工作重点，其主要目的和内在逻辑，就是要以这四条对策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为巩固和保卫新中国，维护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

　　（二）及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1956年 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明确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为了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 9月，党的八大胜利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解决矛盾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更好发展。

　　1957年 3月18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3月 20日，毛泽东在南京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

　　6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进一步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毛泽东指出：“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类矛盾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这一战略性调整，为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20世纪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一）明确提出“以苏为鉴”，避免走苏联、东欧的“弯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搞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这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 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下半年，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波折。

　　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促使他思考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暴露出来。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指出：“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 4月 18日，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同年 11月，毛泽东指出，“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58年 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

　　（二）明确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

　　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是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大问题。

　　1956年 4月 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1956年 4月 25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1956年 8月 30日，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1962年 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现在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差一些”。

　　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和进行“第二次结合”，目的就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同时避免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弯路。正是基于独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1958年 5月 18日，毛泽东明确指出：“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60年 6月 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正是沿着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大方向，经过不懈努力，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步伐。

　　建设的规模与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同时基于对我国自身情况的深刻把握和对国际形势的深远考量，毛泽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基于我国建设成就和实际，满怀信心谋划强国建设的时间线

　　“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就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时间作出谋划。1955年 3月 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还说，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要努力“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0月 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而实现这一目标“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

　　1957年 7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设想。毛泽东认为赶超发达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遭遇挫折，毛泽东进一步修正对赶超发展的谋划。1962年 1月 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赶超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二）以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谋划和推动赶超发展

　　落后就要挨打。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不奋发图强、奋力赶超。1956年 8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那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8年 8月，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1962年 3月，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

　　1963年 9月，他又指出，我国经济技术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彻底改变，那么“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用几百年的时间去搞，而必须“打破常规”，集中精力发展尖端技术，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毛泽东所说的“打破常规”，是以西方实现现代化的 300年时间为参照的，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争取在几十年至上百年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坚定指出，实现这一目标“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而“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仍处于初创阶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果断作出重大部署，加快发展科学技术，努力为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一）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发展科学技术上

　　1956年 1月，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强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鼓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还代表中央郑重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6年 2月，党中央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规划纲要》的实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快速发展，很快便取得突出成就。

　　毛泽东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极为重视。1957年 3月 20日，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进行科学技术的革命，仅是改变了政治和社会制度，“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还不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1958年 1月，毛泽东指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1962年党中央又主持制定了《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毛泽东对此规划高度重视，他在听取聂荣臻的汇报时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1963年 1月，周恩来明确提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底，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毛泽东提出，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强调搞科技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后，毛泽东将科技发展的重点转向了搞技术革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他格外强调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要求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别国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必须坚决依靠自己，避免受制于人。

　　1958年 6月，毛泽东审阅“二五”计划提要时，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

　　20世纪 50年代末，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建设项目的援助。对此，毛泽东表示：“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1960年 7月 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和谋划下，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到 1964年11月底，“已经向国家登记的三千项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一九六○年以来的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就”。其中，国防尖端技术攻关成效显著。

　　比如，1960年 11月，“东风一号”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 6月 29日 ,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 10月 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 27日又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试验。所有这些科学与技术的创新，“集中地表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自力更生力量的强大”。

　　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极大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同时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团结起全党全国人民的磅礴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推进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

　　（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奋斗伟力

　　在毛泽东看来，搞建设就是要团结一切积极力量。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1954年 9月 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在此基础上，“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因此，他明确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6年 9月 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1962年 1月 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指出：“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二）要以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推进强国建设

　　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尤为强调激发人民群众的干劲和热情。1955年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所有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1957年 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才能敢想、敢做、敢为，才能不畏难、不松劲、不泄气。

　　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党中央多次发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号召。1964年 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任务”。

　　1965年 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提出了 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任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团结一心、英勇顽强，展现出鲜明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和模范榜样，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这样的精神面貌和这些精神财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两种制度”对立的世界格局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积极探索“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要采取“打破常规”的发展方式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把技术革命作为工作着重点和关键支撑，努力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

　　重温毛泽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考与谋划，研究和借鉴其中蕴含的智慧和方法，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黄显中，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唐韵，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