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批评“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并提出开展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要求全党贯彻落实。同日，中共中央还印发《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提出“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1、378页）。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要求采取具体办法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延安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毛泽东亲自兼任局长。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调查团，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便带领调查团，先后到安塞、志丹两县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农村十日》。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提出赴绥德和晋西北做农村调查的计划，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他的计划。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在陕北和晋西北的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的23个村镇做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先后形成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神府调查经验谈》《碧村调查》等调查报告。回到延安后，张闻天写成报送中共中央的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

　　《出发归来记》是一份理论性、思辨性很强的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主要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理论高度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张闻天指出：“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还必须承认，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这个简单的普遍真理，要求我们对于客观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不是空谈，而是要去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实际出发。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是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要看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更主要的是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

　　第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在全部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张闻天进一步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地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需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领导，而且还须要像作战一样的行动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基础，是决不可能的。一个被领导者，不但应对于上级所给予的任务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而且还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地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这，没有对于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第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意见的。张闻天指出：“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关于一件事物的许许多多的议论，无数篇的文章，无数次的讲演，在对于这件事物做过真正调查研究以前，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不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而造成的吗？！”。所以真正的唯物论者，不论在发表意见时，还是在决定问题时，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他还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从个人的脑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就必须成了他们的特性。他辛辣地讽刺他们，客观的实际如果对于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是在于他们可以从中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意见正确罢了。党内有许许多多的报告，就是先做了“结论”或“总结”，然后列举事实做证明的。这类意见的必然破产，是毫不足怪的。他要求党内同志要无情地同主观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第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来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张闻天指出：“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的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得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得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行的真理，加以抬举与尊敬。”

　　第五，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维度，强调要在实际中和群众中审查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张闻天历来重视党的群众路线，他认为，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他要求党要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他们打成一片，迅速地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意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一贯立场，他在《神府调查经验谈》（1942年4月22日）中写道：“革命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是为了提高群众。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我们的政策法令。”我们一切政策法令的最终执行者都是老百姓。今天要使党的方针决议执行下去，基本的方法是深入到自然村。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的政策及办法，就会更加实际。熟悉老百姓的情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中，他严厉批评了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要求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要做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地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他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他在报告中还特别说到，“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和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他的这句话，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不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是很难有什么可行主意出来的”。他强调：“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可以到处找到他们的。”“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党的战斗任务。”

　　第六，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张闻天指出，“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了，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我们可以天天高谈‘改善群众的生活’，‘坚决执行阶级路线’，然而对于自己所在地群众的生活，群众中的阶级关系，却可以毫不调查……讲减租减息，而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是什么；讲发展生产、春耕秋收，而不知如何生产，如何收获。这种态度，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显然的，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者，必须首先熟悉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形，熟知生产上的一切问题，熟知阶级间的关系。

　　第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者的一项经常性、常态化的工作。张闻天指出：“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

　　张闻天阐明的上述重要思想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在看了张闻天报送的这份调查研究总结报告后，当即批示中央“各同志阅”。对于当时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在全党更好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8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调查和研究》第132期首次刊印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在按语中写道：“张闻天同志40年前写的这篇文章，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同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摘要刊载了这篇报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引发研究者的关注。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背景下，我们重温张闻天80年前在延安撰写的这篇调查研究报告，深刻领会他在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特别是他提出的“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的重要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样，只有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重视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现在，各方面对调查研究是重视的，但还要下更大功夫，关键是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56页）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党的要求，学习张闻天的这篇调查研究报告对于党员干部更好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