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工作制度，也是各级党员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它始终对“书本知识的傲慢”和“只看材料的自信”保持警惕。这也使得调查研究在从概念到理论的逻辑推演上克服和超越了“我觉得”“我以为”等先入为主的认知，而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作风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获得的结论才能摆脱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束缚，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很多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也很想做好调查研究，但是到底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将材料捞得实、问题看得准、结论立得住、建议提得新，仍有很多疑惑，这就涉及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笔者结合课题组15年来“用脚底板做学问”的经验和体会，就调查研究中涉及的几个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和阐释。

一、“身入”为要

　　调查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是“身临其境”，即调查者一定要深入调查对象的生活工作环境之中，靠观察、询问、感受和领悟，去理解所研究的现象。到现场实地考察的要求把调查研究与“书斋里的学问”和“办公室做决策”区别开来。进入数字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身入”多此一举，毕竟现在社交软件的流行和网络技术的迭代，给调查者远程“进入”现场带来了很多便利，即便不到现场，也可以和调查对象“顺畅”地聊天交流，为何仍要辛苦费力地进入现场？

　　虽然文字、语音和视频提供了很多交流的渠道，但与身临其境面对面的交流相比，调查者失去了现场的感受，在场的“消失”将导致难以获得更翔实的感官信息。只有到现场，感受才是最完整、最系统的，才可以清理出现象的内在逻辑。没有感性认识的大量积累，理性认识很难产生质的飞跃。

　　更重要的是，“消失”在现场会丧失“平视”群众生活世界的机会。领导干部日常在办公室做决策，是“俯视”。所谓“俯视”，就是“局外人”的角度，俯视本身无可厚非，在作决策时需要全局观和整体观来把握事物的走向，自然会形成俯视视角。但即便观察设备再高级、信息处理技术再先进，俯视也有其力不能及之处，即往往因为显微镜的“精细”和数据构成的“复杂”而产生类似于“把控全局”的盲目自信，欲执之而反失之。

　　调查研究则是“平视”视角，是调查者将自己完全投入一个场景中的“局内人”，与调查对象处于相同的情境。由于调查者置身于调查对象的情境之中，对于群众的状态、心态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感同身受”“移情理解”和“耳闻目睹”，这些感受、体会和洞察是“俯视”视角所不具备的。只有身临其境到了现场，调查者的视角才会不自觉地从俯视切换到平视，从而发现此前俯视视角下没有注意到的因素。平视视角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群众的切身痛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逻辑。只有“身在”其中，有些问题才会成为问题，我们也才会真切地理解群众的生活世界和急难愁盼。平视有助于调查者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梳理、排序和分类，对调查对象各种因素的重要性顺序更加明晰，也能更为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材料是“真实”，而哪些是“干扰”。

　　此外，我们在调研中也经常听到一些抱怨，例如“明明就在现场，却难以与群众拉近距离”“调查对象对于访谈提纲的回答都差不多，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可见，即使身体到场，面对面的调查对象还会因为不配合、不开口，使得调查不得不“草草收兵”或无功而返。此时，距离真实问题的“最后一米”就成为“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鸿沟。

　　调查研究要自然而然地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让“我们”不再是闯入他们日常生活的“他者”，要为他们所接纳而成为“一起的我们”，最终让他们愿开口、肯说话，更要让他们讲真话，说“交心话”。从笔者课题组的实践来看，打通这“最后一米”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非正式场景实现的。比如对新兴青年群体的调研，他们的社会态度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与我们在一起吃烤串、喝啤酒、侃大山时谈及的，在比较放松的环境中调查对象才会提供更为丰富且真实的信息。这种“聊天式调查法”，才是访谈的最好方法。当然，每个调查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特点“量身定做”的调查适配路径。如此，才能真正体现调查研究的灵活与灵性，从而改善“最后一米”的困境。

二、培养“群众体感”

　　“群众体感”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关心的事情的把握领悟能力，是感觉到群众急难愁盼并能理解、同情群众的能力，是能分清群众真实诉求、辨别群众真实意愿的能力。具备“群众体感”的调查者，可以基于现场的直接观察和切身感受，把表象与真相、现象与本质直接联系起来，把思维认识直接引向正确方向，通过直觉直接找准问题。在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都有明确的田野训练周期，如此，才能形成“在地化”的内部视角，这种“浸泡”获得的“在地化”视角就是“群众体感”。过去的调查者因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专业训练不足，容易出现朴素经验主义，当今的调查者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容易出现的则是抽象经验主义。正因如此，调查者的群众体感尤为重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侵害。

　　群众体感意味着系统性。一个具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能够恰当地将群众的诉求放到整个社会体系和改革进程中去思考把握。材料再详细、再客观，如果无法准确判断材料的价值和意义，那也是枉然。例如，调研中发现某青年月收入是5000元，如果不考虑到调查对象的学历背景、职业类型，并与家庭结构等因素相联系，这个数字再精确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快递小哥而言，这个数字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互联网“大厂”的“码农”而言，这个数字可能是令他担忧的。“接受”或“担忧”这些调查者的判断，是形成调研结论的关键一步，这种判断不会从材料中直接获得，而是来源于群众体感。同样的温度对不同的人来说，冷热感知完全不同。

　　群众体感意味着敏锐性。好的问题意识，从来都产生于对群众温度的体悟过程中，而不可能从分析工具中产生。调研过程中，面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哪些是真正影响群众生活、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真问题，哪些是雷声大雨点小、不痛不痒的伪问题，群众体感能让调查者具备一双“慧眼”，实现对问题的敏锐把握，且这一把握不因局限于个案而判断失误。群众体感鼓励调查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现场，持久、深入地浸润其中，不断丰富与深化经验认知，发现经验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对于特定经验领域的总体性把握。群众体感可以使调查者将掌握了解的情况与深入思考结合起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一个真正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提出的问题，不仅在经验上经得起推敲，在理论上也经得起考验。群众体感能让调查者从无数细节中看见整体，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发现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能以化繁为简、直击本质的“纲举目张”，克服因专业细分、拘泥细节而导致的“支离破碎”。

　　群众体感意味着包容性。缺乏群众体感的调查研究，再多的材料堆砌和科学分析也可能离群众的真实诉求相差甚远。一些同志长期在政策部门工作，对政策条款极其熟悉，但对政策实践缺乏了解，只要基层实践出问题，本能反应就是基层不执行或政策有漏洞，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不断地升级和完善政策。长此以往，政策就愈发僵化，群众意见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没有群众体感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政策的。面对群众对政策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合理”诉求时，具备群众体感的调查者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静下心来聆听群众的表达。其实，某些诉求看似“不合理”，但如果仔细推敲、用心思量、精准把脉，或许会发现那些“不合理”诉求的背后，有些也存在着另一面“合理”的缘由。有时“不合理”诉求本身，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出未来改进和提高的方向。

三、辨识真假信息

　　在调查中，不同的情境因素（包括调查者性别、与调查对象的相处时间、提问的方式和现场的环境等）都会导致调查获得材料的真实性有所偏差。一个问题单独问，和当着某个人或一群人一起问，得到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同样，一句话，在哪里说的，对谁说的，也会差别很大。

　　事实上，当调查对象向我们提供某些信息的那一刻，或者当我们听他们叙述某种现象的时候，他们本身的角色已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而是在调查中遇见现象的第一解释人，不管他们的解释有多么浅显，也不论他们的解释是否经得起分析和推敲。每一个为我们提供信息的人，都是调查者了解和解读现象的真正向导。一种现象的解释，首先根植于民间，根植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谎话”或不准确的解读也是有价值的，它提供了对现象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和实际“做法”的不一致正是调研所要关注的问题。

　　然而，调查者心中应当清楚，即便最为直接的目击者对事件的描述也未必完全可靠。随着时间的流逝，调查对象离所叙述的事件越来越远，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后续听说或看到的内容影响，自己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化。调查对象很容易在细节上出错，也倾向于将事件发生之后才有的事实或阐释加入记忆当中。如果我们在调研中过度信任某几个人的话，对不同的“说法”不加甄别，未进行交叉验证，就可能会被一些信息“垄断”了真相，误导了调研方向，并最终导致整个调研结论的偏差。

　　因此，在调研中要特别注意“痕迹”的价值。痕迹是过去留下的事物，但它们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过去才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的。而“陈述”则相反，它比痕迹更依托于“记忆”，调查者往往偏爱“陈述”而低估“痕迹”。例如，我们可以根据通往不同门口的两组楼梯的磨损程度，来推断进出这些门的相对人数。此时的推断与任何人的陈述都无关，在这里，成为调研素材的不是“陈述”，而是人们无意间留下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比起人们打算用于证据而事先准备的“材料”和调查对象的“陈述”，无意间留下的“痕迹”则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基础，这是因为材料和话语永远是对事件的阐释，而痕迹则不存在这种状况。虽然“痕迹”不会开口说话，但正因为它只是不经意成为证据，才不会受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以特定的方式记录了事件的过程。

　　例如，笔者课题组在调研外卖骑手时会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这时有些小哥会向我们抱怨自己收入太低，但如果经他们允许，我们有幸打开他们接单的手机界面，就会发现他们实际接单量的真实收入和描述之间的差异，这并非他们有意“撒谎”，而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放大自己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调查研究与刑侦学的现场勘查，在原理和方法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刑事侦查要从现场勘查开始，从现场的证据细节入手进行调查，既然要从细节入手，那就一定要去现场，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场的“痕迹”最多。

四、遵循定量研究的程序

　　经常有人问：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哪种更好？其实，没有所谓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的方法。选择哪种方式调研并不是由调查者的主观喜好来决定的，而是由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决定的。调查者所要做的，就是依据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合的方法。那么，选择的前提首先要对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都有所了解。

　　一般而言，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和回答有关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相对普遍的、侧重客观事实的，特别是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定性方法主要关注和回答有关个体的、相对微观的、相对特殊的、侧重主观意义的，特别是有关具体情境之中的互动问题。[1] 概括地说，定量方法更多以描述总体的分布、结构、趋势及其相关特征，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目标；而定性方法则更多以揭示现象变化过程、内在联系、研究对象的主观认知、诠释行为意义等为目标。正是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同性质问题的纷繁复杂，才需要不同的方法予以回答。

　　定量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操作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程序性。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会有所不同，但主要步骤基本一致，通常包括聚焦问题、提出假设、问卷设计、样本选取、调查实施、数据清理、数据分析等多个环节的一套“标准流程”，有时还需借助SPSS、SAS等专门的统计分析软件。因此，对调查者而言，定量方法开始较难学习，而一旦上手，反而愈练愈熟，便于复制。

　　其中，样本选取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要求，结合要研究的目标群体的具体情况，选取不同的抽样方法。可以说，样本是否具有科学性、代表性以及精确度，直接决定了一项定量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也决定了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页、手机APP的电子问卷逐渐取代传统的纸质问卷，成为当前最为常用，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问卷调查方式。电子问卷的优点是问卷填答结果直接以数据形式存储，节省了问卷运输和数据录入的时间成本和经费成本，避免了这些环节可能造成的数据丢失和数据错误，提高了问卷回收的质量和效率。与此同时，互联网问卷调查也为抽样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条件，基于网络问卷调查工具的抽样方法随之发展，“先调查，后抽样”的事后抽样法的可行性大幅增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常用抽样方式。

　　事后抽样指的是在问卷调查时，先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向大量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在问卷回收后对于数据中的样本进行各项人口学信息的检验，检验其是否与已经掌握的总体情况大致吻合。对于数量过多的某个群体，按照配额抽样的思路进行样本筛选，用随机数法剔除部分样本，使样本的基本分布符合总体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事后抽样所考虑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基础的、重要的人口学信息，例如性别、地区、年龄段分布、职业、行业等，并且应当尽量控制在3个变量之内，不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核心变量应当与研究目标紧密相关，优先选取对研究议题影响最大的基础变量；此外，事后抽样时必须使用概率抽样方法，不能按照主观意愿删除样本。

　　举例来说，课题组对S市在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计划在全市10个区（县）共完成有效问卷3000份。调查前，我们对于各区（县）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学生中进行配额抽样，分配了各区样本数量。但由于各区（县）调查难度不同，实际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规定了各区（县）的最低问卷回收量，未规定最高问卷回收量。实际回收的在读学生问卷总数为5116份，其中G区共回收问卷1891份，占全市问卷总数的37%，而根据统计年鉴数据，G区当年的常住人口仅占S市常住人口的7%，比例相差较大。如果直接对这一数据进行分析，很可能得出与S市学生整体情况偏差较大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数据中G区的在读学生样本进行事后抽样。考虑到问卷数量和质量等各方面因素，我们确定抽样比例为25%，即从G区1891份学生问卷中抽取472份问卷保留在数据中，将其余1419份问卷删除。使用的抽样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的随机数法，由统计软件完成。经过事后抽样，G区学生占S市全部在读学生样本的比例下降至12%，基本符合当地各区（县）的人口大致分布情况，满足研究需要，增强了数据分析结论的准确性。

　　从以上示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定量研究数据的样本量并不是越大越好。在删除了G区1419份问卷之后，样本量从5000多个下降至3000多个，但事实上这3000多个样本更能准确反映目标群体的情况。盲目追求样本量大，是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思维误区。事实上，从学界较为成熟的大型社会调查（例如CGSS）实践来看，面向全国居民的大型调查样本量通常在1万~3万个。也就是说，通过合理、精确的抽样设计以及调查实施过程中较为严格的质量控制，可以用几万人的样本量来反映全国十几亿居民的整体情况，既能够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又避免了成本过高造成浪费，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因此，改变“问卷数量越多越好”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

五、抓住定性研究的关键

　　相比较定量方法，定性方法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定性方法虽有一定的规律，但没有严格的操作步骤和标准程序，整个研究过程经常随着调查的开展而不断改变和调整，无论是实地场景的变化，抑或调查者的某种体验和感受，还是资料收集过程中灵机一动的突发奇想，以及关键人物的引导介入，都会使调查者改变和调整研究步骤和流程。因此，定性研究可谓“法无定法”，一切视情况而定，因而调查者开始上手感觉简单，但若想运用得当，其实难度很大。

　　定性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访谈法，包括一对一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等。常有人认为访谈就是聊天，没什么难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作为研究方法的深度访谈区别于日常聊天的核心之处在于它的目的性，访谈是带有明确目标、为了采集特定信息和研究资料的“有目的的对话”，因而特别需要访谈者掌握一定的技巧，即“发问的艺术”。与此同时，访谈又是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言语事件”，访谈进行的地点、氛围、交谈双方的情绪乃至肢体语言等方面的“察言观色”也是同等重要的，甚至会潜在地影响一次深访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首先，牢记研究目的与思路框架，是做好深度访谈的重要基础。在开展访谈前，通常我们需要首先准备好访谈大纲。整理访谈大纲的过程，其实也是明确研究目标、梳理思路框架、抓住核心问题以及进行“自我预热”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目的和思路框架不能仅仅写在纸上，而应当牢记在心、深入理解，将访谈时要提问的问题、要观察的场景、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梳理清晰，才能在实际访谈中做到随机应变、临阵不乱。我们在进行访谈时，如果一直拿着纸版大纲不时翻看，甚至机械地向被访者逐个念出问题，不仅会破坏访谈的互动氛围，让被访者觉得这次“聊天”很沉闷，进而降低被访者的表达意愿，影响访谈效果，也会使我们失去很多与被访者进行非语言交流与沟通的机会，例如观察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等细微变化。因此，一个优秀的访谈员应当将需要提问的核心问题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研究思路充分理解，在访谈过程中做到提问收放自如、“万变不离其宗”。

　　其次，作为研究方法的访谈追求的是达到理解问题的深度，而并非涉及面的广度。因此，深度访谈成功的第二个关键点在于“追问的艺术”。追问指的是访谈员根据被访者所谈内容中涉及的某个概念、事件或观点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询，由此向被访者进一步提问，从而使对话沿着某一具体方向持续深入。一个好的追问者，应当能够准确把握追问的时机和度。追问的时机指的是在访谈的合适阶段增加追问的频率和深度，通常不要在访谈刚开始的时候过于频繁地提出追问，以免使被访者产生压力乃至抵触情绪。追问的深度指的是追问内容的合适程度，应当充分考虑被访者的情绪变化、双方关系的熟悉程度以及问题是否过于敏感。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被访者采取差异化的追问技巧，由表及里、层层推进，可以使深度访谈达到预期的“深度”。

　　最后，在访谈中还应当注意避免落入常见的访谈陷阱，例如双重问题、关联性问题、导向性问题等。双重问题指的是访谈员一次抛出两个甚至多个问题，例如“您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定居？对这座城市有哪些了解？”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被访者很难一次回答，因而往往只会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记得住的问题来回答。关联性问题与之类似，指的是访谈员将一件事情的多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放在一个问题中进行询问，例如“您认为应当如何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导向性问题指的是访谈员的提问方式暗含着某种社会期许或评判标准，使被访者可能因为感受到较大压力而作出不真实的回答，例如“您对这里的生活还适应得不错吧？”“难道您不认为应当改变……吗？”可以说，避开这些访谈中常见的“坑”，既是确保访谈效果达到研究目的的关键，也是访谈员专业度的体现，是一个优秀的定性研究者的“必修课”。

　　值得注意的是，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并且应当加以结合、取长补短，共同为研究目标服务。在课题组已有的调查中，大多采用的是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结合是在设计调查问卷前，先进行一些开放式的个案访谈和焦点组座谈，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观点态度，为问卷设计打下基础。在定量结果出来后，对数据进行分析或解读时，需要借助定性的方法。比如在问卷调查后，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访谈，并用访谈的结果来帮助理解或说明统计分析的结果，抑或用定性的材料来补充、验证、阐释研究假设。相当于先用定性方法摸情况，得出对调查对象的宏观认知和问题的大致方向，然后用定量方法“化繁为简”，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裁剪”“修正”“简化”为若干关键变量，找到“裉节儿”处；最后用定性方法“化简为繁”，放回到具体的互动场景中研究、剖析、诠释，理解数据的含义，最终达到真正认识社会现象的目的。

六、搭好调研报告的框架

　　调研不仅仅是发问卷、开座谈、做深访，“调”是体力活，“研”才是真功夫。“研”是定量与定性、直觉与理性、个案与群体、经验与感觉的结晶。我们常说调研报告要“用学术讲政治”，但用学术思维不是为了学术炫技，不是满篇学术名词、满屏学术语言，而是给调研报告的结论提供学理阐释和思想支撑。为了让调研所得的观点唤起受众的认同，调研报告应尽量摒弃枯燥的数字统计，也不应从深奥的理论推导开始展开文本，而要用丰富多样且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把读者带到研究的问题和情境之中。[2] 此时，学术语言往往表现为对现象的高度凝练，恰当运用学术语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给出引人深思的启发。

　　一般而言，学术论文的写作框架是“问题发现——文献综述——理论依据——假设提出——概念测量——变量解释——模型建构——数据分析——研究结论——理论贡献——研究不足”，而调研报告的写作框架是“问题发现——背景意义——研究方法——现状分析——历史演变——特征描述——问题挖掘——原因分析——影响因素——经验借鉴——对策建议”。可见，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推导逻辑，论文侧重演绎逻辑，强调理论性和说理过程；调研报告侧重归纳逻辑，重在可行性和政策选择。演绎逻辑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它揭示了个别和一般的必然联系，只要推理的前提是真实的，推理形式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的结论也必然是真实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而言，调研报告得出的结论还需要经过演绎逻辑的验证才更为妥当。如果没有演绎逻辑和假设验证，我们将永远处于搜集事实、积累假设的阶段。所以，学术论文将这种结构头尾倒置过来，要求研究者从现有理论中推导出假设，然后验证假设，大部分经验研究是应用或验证现有理论。如果一个研究者从其经验分析中归纳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而不能从现有理论演绎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判断就是一个新的假设，需要用数据进行再证实。一个完整的研究闭环应当是：调研报告（发现假设）——学术论文（验证假设）——总结方法（形成方法论）。

　　在调研中，问题的外在和表层现象较易显露出来，因而容易认识把握，但对问题的深入揭示、深刻认识则需要运用理论工具，理论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看待同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所谓理论，就是一套可以理解或解释经验与实践的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在同等解释力下，理论逻辑越简单、概念体系越清晰，就越是好的理论。[3] 理论表明了调查者看待问题的视角，例如研究亚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和影响，便可以从身份认同、符号赋权、仪式抵抗、趣缘区隔、集体狂欢、自我表达、时代焦虑、价值虚无、理性去魅、权威解构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去分析调研数据，解释行为背后的深刻机理。

　　理论的提升唯有通过系统化的学习才能实现，片段化的吸收虽有作用，但效果不大。理论鼓励思考、教会判断，而信息则是为思考和判断提供素材。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头脑中的信息碎片就如同散落满地的珍珠，彼此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链接，也无法形成理性的判断。在移动网络时代，人们随时可以搜集大量真伪莫辨的信息，却极少通过书本阅读构建起成体系的分析框架。因此，要想写出一流的调研报告，需要平时经常阅读理论书籍并不断督促自己思考。阅读理论书籍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从理解作品中提高思维和智慧。如果只注重知识，甚至靠死记硬背记住了很多结论，但这些结论并没有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框架之中，也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研究能力，那么看起来掌握了很多知识却无法运用知识，就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拥趸和书本知识的傀儡。

　　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时代变革前所未有，一方面是现实巨变超越了原有的认知，时代之问在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很多好的做法和探索在民间层出不穷。调查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广阔的一线能为理论创新和科学决策提供丰厚的滋养，让我们深入群众中去、扎根中国基层，去寻找理论创新和政策举措的更多源泉。我们应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变革、审视时代发展，立足新时代并紧密结合社会政治实践做出更多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