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互为关联、相互拱卫的科学。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片“沃土”中爬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继而开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政治哲学话语”并透彻省思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意涵。这一认识对于推进《资本论》的研究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至关重要。

资本世界的政治图景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是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的尝试。仿照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也可视为一种以经济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务的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即预示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奉行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社会变革的实情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政治”一词则直接标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旨归在于“实现哲学或政治上的主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经济腹地”构建了全新的资本主义认知体系，再现了资本宰制下的政治世界图景。资本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展开对资本的批判性认知，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带有了浓重的批判意蕴。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具体再现出现代世界中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总体性”，并将资本共同体“再现”为特定的“政治世界”。可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叙说了关于资本的政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力聚焦于通过资本来夺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统治和不平等，由此确认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权力压迫的中心场域，在政治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问题”。

　　具体来说，资本一经问世便宣告了新的经济权力、统治关系的诞生。资本所造就的“新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经济权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自然权、神权和王权，资本就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迅速攀附至权力之巅并纯熟地运用经济权力实现统治。这种经济权力不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征服、奴役、劫掠和杀戮——实现对个人的管控和统治。原有的宗法关系、阶级状况、统治关系都直接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原有鞭打、烙印、酷刑等多为“无声的强制”所替代，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被彻底打破。在经济权力的管控之下，自由、平等、公正和正义等理念被大肆宣扬开来。然而，它们都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都是为资本家最大化地无偿攫取“增殖额”服务的。虽然这种经济权力不断声称自己是“人权”的拥趸，但这种政治制度实则是被美化了的“强权”。“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它以“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可以说，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发现了经济权力所造就的社会充满了对抗，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紧张的状态，政治上宣扬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正义也是有特定适用范围的。

　　当然，马克思不仅确证了经济权力统治社会的现实，而且还深究了造成这种政治图景的根由和实质。商品市场上的“两极分化”——一方是生产、生活资料和货币的占有者，一方是自由劳动者——“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正是因为这种“有害的”分离，工人陷入了无权无势的地位，资本家则因为占有资本而成为统治者，一切社会经济行为都要按照资本的“意旨”而进行。究其实质，资本并非如斯密所言是对劳动的支配权，而在本质上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是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的“红线”，它在理论上确证工人所劳和所得不成正比并揭穿资本剥削的秘密，继而号召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继而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提供政治方案

　　就马克思政治哲学来说，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期望找到一种瓦解资本逻辑的政治方案。面对资本宰制的实情，“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可以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深受资本的钳制，“活动着的个人”已然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这种“独立性和个性”为资本所特有。在“抽象”的统治之下，无产者举步维艰、苟延残喘地存活着。为此，马克思向广大无产者发起了号召——“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任务，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救民于水火而提出的政治方案。

　　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在探寻“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了单个力量或局部势力的单薄，要想争取更多的权利甚至获得胜利必须要采取“联合”的方式。无产阶级日益结合成更大的集体，他们逐渐感受到自己越来越大的力量。工人便逐渐成立了“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联），历经不断的斗争，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可以说，工人一旦“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造成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时，资产阶级就该惴惴不安了，革命的烈火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行动还必须“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不是无坚不摧、永世长存的存在，它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产物。在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我们应该在对其肯定的理解中展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坚持经济的优先性，并借助于“哲学留下彻底批判的精神、辩证的思想”，继而“抓住了生存的暂时流行的一面，并消解和摧毁它——否定的力量”，最终以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完成了对社会运动的考察。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探究其内在机理，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世纪崩溃以前就会破灭”。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种从资本自身出发瓦解它自己的政治哲学方案。

回应“时代之问”与“改变世界”的科学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都是要直面资本主义现实并回应“时代之问”的。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经济学求索中，马克思始终是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的。无论是对社会中的政治幻象的描述，还是对社会中普遍紧张状况的呈现，马克思都坚决与资产阶级及其豢养文丐划清了界限，他的工作目的始终着眼于“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满”。可以说，马克思是从“当前经济事实”出发，以“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为依据，以“现实中的个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以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为基础，继而为人数最多、受到的压迫最重的无产阶级“代言”的。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显露出马克思集中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具体科学的“合力”来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政治问题，瓦解资本逻辑的努力。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将人从“抽象”的管治中拯救出来，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身”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纷纷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积极介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既为这些活动提供科学解剖的方法，又为这些活动的开展确立了规范。可以说，“改变世界”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归，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追求。《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共同理论意图：从根本上“批判旧世界”以促成“世界的革命化”，继而发现并建构“新世界”。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