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为基本前提，以“五大文明”进步为主体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为基本过程和目标，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根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形态根本特征的概括

　　对社会发展形态特征和本质的正确认识，是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理解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为根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为根据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和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与之前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可以看到：八大提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249页）的社会主要矛盾之后，经过20年的艰辛探索，在总体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满足了人民基本需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之后，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物质文化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发展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朝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向奋进的新时代。通过解决这三次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不断探索，同步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对待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形态上呈现新的特征。

　　第一，“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拓展，涵盖了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八个主要方面。“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首位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演进因素的概述中，是以“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为序列过程和传导系统的，“需要”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和牵引性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晚年把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需要”的内涵，概括为“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同上，第326页）。“美好生活”涵盖了恩格斯提出的“需要”的全部内涵。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显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刻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二，相对于“需要”而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体现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发展的“供给”能力和状况。“五大建设”是满足“美好生活”八个方面“需要”的“供给”系统，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的和全面的发展，是提升“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根本基础和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辩证发展，是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和根本特征。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提升“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水平和程度，就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全局上就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编制“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向，它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规划和部署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也是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必然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科学概括，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致力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两大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后，新中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旗帜，矢志不移地为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而奋斗。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第350页）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深切感悟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的重要思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历史任务的决心。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的奋斗目标。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说法”，认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是邓小平同时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基础；“小康社会”以及之后实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继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程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内涵，成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底色和时代精神。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为圭臬，在目标内涵上，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在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在战略规划中，升华了社会全面文明发展形态的新境界。回溯历史、立足现实和瞻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的、协调的发展，升华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思想。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卓著的发展目标和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的新概括中提出：“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12期）这五个方面的概括，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概括，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的集中体现，在内涵和特征上，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对以往社会文明形态特征概括时指出：“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新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新发展阶段“量变”向“部分质变”转变的过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制度完善特征的全面概括

　　人类文明形态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接续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不发达阶段和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发达”也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1959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这种“不发达”的阶段性特征，绝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同上，第108页）。社会发展阶段“质变或部分质变”的过程，一方面是“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另一方面是“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同上，第107页）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在总体上还是处在“不发达”的状态中。1987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1992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同上，第379—380页）邓小平站在“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作出瞻望，体现了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变化发展的必然性的观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成为新时期立论的基础和发展的立足点；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12期）

　　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奋力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篇章。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今后30年我们将处在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新发展阶段，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同上）

　　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新发展阶段作为“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面临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用三个五年规划期的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三个五年规划期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的特征，成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的基本立场，成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路向的基本标识。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相连接，体现了它所具有的广泛的世界意义及其蕴含的共同价值观和普遍性特征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一般性特征的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专属于中国的范畴，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探索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0页）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共同价值观的普遍性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范围内文明形态理解的拓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32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在最广泛意义上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征，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特征作出的科学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和普遍意义在世界文明形态发展中的集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在于：“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页）与之相对应的主要内涵在于“六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同上，第540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主旨，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世界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连接，顺应了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等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指向和发展方略。

　　“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它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文明形态的理论，深刻地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成就和成果。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中，特别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凝结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智慧，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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