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示，他是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便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尽管有学者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延伸到《莱茵报》时期的著作，但《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关切，只能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史前史。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指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肇始于《手稿》。它的某些任务也是在其中提出的。而最根本的任务便是“理解”（begreifen）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范畴。这一任务贯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任务有其特定指向，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自身范畴、规律的不理解。首先，它不理解这些范畴的前提，即私有财产本身。私有财产被当成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其次，它不理解私有财产与其派生范畴间的必然联系，“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最后，它不能理解范畴与范畴之间、规律与规律之间的联系，常常把“经营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这“三种”不理解，毋宁说是同一种“不理解”的三个维度；其根本规定在于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非历史性的指认。因此，一切经济范畴，如工资、地产、竞争等等，都被作为既定的经济事实接受下来了。它对经济范畴的考察不可能构成对该前提的“批判”。

　　这种非批判考察方式的背后是经验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当政治经济学把物质生产的资产阶级方式看作其永恒的形式时，物的规定便同社会关系的规定混淆起来。某些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社会历史规定，便被指认为社会生产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考察方式，未能揭示理论前提与各类经济学范畴的必然关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关系及其表面现象不仅时常被割裂，而且时常被混淆。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无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抑或庸俗经济学，都未能从本质关系出发科学地说明社会的表面现象。

　　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表现

　　政治经济学经验主义的谬误集中表现为三种类型，即斯密型、李嘉图型和庸俗经济学型；不同的类型又有不同的范例。

　　斯密型经验主义表现为，一方面，他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把非科学观察者眼中的表面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这两者并非互不干扰。在商品价值量是由投入劳动量还是由支配劳动量决定的问题上，斯密的这种经验主义便展现出了它的缺陷。按照斯密的见解，在前文明社会，商品交换是以生产商品的劳动量为基础的。在文明社会，商品的真实价值则“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所得不再等于劳动产出，社会财富以工资、利润、地租三种形式进行分配。因此，斯密不仅误把地租、利润看作交换价值的来源，并把“支配的劳动量”误看作衡量实际价值的最终尺度。这样，作为“内在联系”的投入劳动量决定价值，同作为“表面联系”劳动的交换价值便混为一谈。

　　李嘉图型经验主义表现为，他企图站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与外部联系并非直接同一的；从内在联系阐明外在现象需要诸多范畴作为中介。由于李嘉图采用了“直接”的方式来揭示内在联系与外在现象的关联，最终把有待说明的表面现象或中介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他把“市场价格”还原为“自然价格”的运动看成了“商品价格”还原为“商品价值”的运动。在这里，李嘉图一方面将“自然价格”直接理解为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作为前提放入“自然价格”之内，将它实际上做成了“生产价格”。进而，他绕开了在相同生产领域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的过程；直接讨论了不同生产领域市场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运动。他把商品价格还原为商品价值、市场价格还原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全然地混为一谈。从本质关系到经济现象的叙述，由于李嘉图方法论的缺陷，最终导致本质和表象的混淆。

　　庸俗经济学经验主义表现在，它发挥了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描述，并仅仅停留在这些描述上。假如说，李嘉图试图从内在关系直接解释表现形式，庸俗经济学则直接把经济的表现形式当作内在关系。庸俗经济学家偏爱用资本—利息来表达资本增殖，因为该公式掩盖了资本同利润的现实关联，进而遮蔽了资本同剩余价值的内在关系。资本的增殖，最终归结为资本物质形态的作用。“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最终，它将有待说明的社会关系归结为物质实体。在庸俗经济学那里，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谬误达到了顶点。

　　“概念”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确立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洞穿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谬误，是因为他采取了“概念”（Begriff）思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思维，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承接，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成果。

　　在黑格尔哲学中，“概念”具有独特的内涵。首先，“概念”可以被看作思维的主观形式。诚然，黑格尔反对知性逻辑将概念单纯看作思维的主观形式；但主观性确乎构成了概念的内在环节。概念是思维要素、思维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同样是得以确证的。然而，“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又不只是主观思维的形式。“在思想试图对事物造成一个概念时，这个概念不是能由那些对事物陌生的、在事物之外的规定和关系构成的”；作为客观思想的概念亦是事物本质的表达。所以，“概念”便包含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最后，事物的真理性（Wahrheit）取决于该事物是否符合自身的概念。黑格尔指出：“坏的和不真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仅仅是因为它的实在性还以某种方式符合于它的概念。”所以，黑格尔的“概念”至少包含三层内涵：首先，概念是思维的主观形式和要素；其次，这种概念内在地包含事物的本质性，因而是客观思想；最后，概念把握到了事物的本质性，构成事物真理性的内在根据。

　　不过，黑格尔的“概念”规定，是以绝对唯心论为背景的。绝对精神为概念内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提供了先验保证。马克思接纳黑格尔的“概念”思维后，逐渐将之改造成了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理念的东西（das Ideele）无非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被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的改造，是通过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完成的。费尔巴哈认为，感性的事物先于共相或本质；物质的存在先于思维和概念。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是一致的。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直观”，马克思把意识纳入了社会意识的范畴。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完全不能再从“反映论”的意义上加以把握。个人意识本身是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是社会存在经由许多中介的自我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理论范畴才反映“定在形式”“实存规定”。

　　在唯物论的基地上，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了“概念”思维。在马克思的行文中，范畴、概念有时会被混淆使用。但“概念”具有特殊性，它标志着把握社会关系本质规定的一类范畴。以“概念”为基础，才能对旧有的经济学范畴予以科学批判。当我们透视马克思的“概念”时，便能够洞悉到它的黑格尔渊源。马克思指出，资本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一方面，概念是主观的思维形式，即“抽象反映”；另一方面，概念务必是占有本质性地位的社会关系。概念以“纯粹性”和“内在性”的方式把握、理解社会关系。所谓纯粹性，意指概念的规定排除了一切偶然因素；所谓内在性，意指概念的内容构成了事物的内在根据。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当事物达到自身概念时，便采取了最适当的形式，即同自己内在规定相符合的形式。

马克思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将“概念”思维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去：“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洞穿了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各色政治经济学范畴。诸如“工资”“流动资本”等旧有范畴，要么没有以最适当的形式把握到社会关系，要么将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同经验现象混为一谈。只有用“概念”思维对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加以把握，“经过概念”本身包含的必然中介环节，最终通达社会的表面现象，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叙述才得以完成。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