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自2019年习近平在上海长宁基层立法点调研提出“全过程的民主”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充分体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

　　自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后，学界围绕二者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成果来看，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更侧重从宏观经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讨论则集中于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建设，将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分析仍然相对不足，尤其是缺乏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分析，这导致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分析缺乏更长远的目标锚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缺乏民主政治视野，不利于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图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也不利于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和长远价值。本文旨在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分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性，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大环节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路径。

　　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分别超越了既往的现代化道路和民主道路，是人类现代化的新形态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二者存在密切关联。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新形态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竞争的现实需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由于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西方，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较快，率先形成了西方的现代化形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现代化的概念产生并开始流行，现代化从最初指经济的工业化转变为包含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和政治选举化等诸多特征的复合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元现代化的分析路径，即不管后发国家的经济、文化、宗教和政治现状如何，西方的现代化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在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迷惘过，一度以“模仿他者”为唯一路径。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自觉性开始萌发，并逐步探索出一条不需要“模仿”西方而是自发生成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一条独创性、内生性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并非抽象的、虚幻的个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逻辑至上，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霸权和掠夺，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时代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很好地完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物质生产现代化、开展社会建设现代化等主要任务，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文明的新遵循，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社会文明的新指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类生态文明的新维度，整合了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生态文明等多种样态，在文明模式、文明理念、文明价值等方面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集中体现为人类现代化的新形态。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西方国家率先进行政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形成西式民主模式。但是，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着治理失效和民主功能失灵的问题。西式民主模式建立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之上，否定了民主发展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偏颇，也无法解释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多样性。西式民主窄化了民主内涵，最终形成了单过程选民民主，亟需新的民主政治文明形态来解决单过程选民民主的内在矛盾。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发展民主政治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互嵌性。中国依据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民主参与者的可行性战略条件，根据经济环境和政治社会制度的现实状况，形成了内生的、可持续性的民主形式，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民主、民生与民本传统，扎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将历史与传统、制度与实践相结合，覆盖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全过程，这五个环节各有侧重且互相配合，形成了真实有效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制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民主制度的水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避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党争政治、社会撕裂和社会动荡，能够实现人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人民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推动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其他政党进行政治协商，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并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三）现代化与民主都是人类共同追求

　　现代化与民主都是人类的追求，但是现代化与西式民主并无必然联系。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指出，现代化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西方民主制度。菲利普·科曲特对20世纪60年代 77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试图论证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民主指数从指标体系设计到指标权重，带有强烈的价值观偏见。西方的所谓民主指数是对这种偏见的科学化包装，有关测量具有系统性偏误。

　　基于这些所谓的客观数据，西方学者试图通过论证西式现代化和西式民主化的关系，达到将现代化与民主化进行“捆绑”的目的，以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只要人们希望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必然要选择西式现代化和西式民主制度。但是实际上，用看似客观的民主指数来指代民主存在测量误差，从所谓民主指数和经济水平的相关系数中推导出所谓的“双向因果”也违背因果律。不管是实现现代化还是民主化都应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民主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的特征决定了民主的具体形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教育体制等诸多方面实现变革，其中民主是调动人民参与热情、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要有中国的特色。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一）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强调：“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大国的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要面临并正确处理好亿万民众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可能存在诸多价值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冲突。而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就意味着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内必须平衡和处理好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考虑本国的治理规模，在既有的治理规模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特有的超大国土面积和超大人口规模形成的治理规模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变量，中国的治理规模导致中国承担着特有的治理负荷，更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利益协调等难题。有学者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和混沌理论指出，较大的治理规模面临着正向缩放和负向缩放效应，在带来经济治理方面规模效应的同时，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利益矛盾的增多。为了解决超大治理规模下的空间治理、政策落实、权力监督和信息治理等难题，中国依据治理规模，有针对性地划定功能区、建立并实施巡视巡察制度、设立国家调查队等。

　　超大规模不仅影响了治理方式的选择，也影响了民主形式的选择。古希腊时期就有关于治理规模和民主形态的分析，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城邦的理想人数是5400人，这样才便于公民分组进行讨论。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理想城邦的人口不应过多或者过少，否则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和秩序。作为政治实践者，我们无法设定特定的治理人数，而是必须依据现有的治理规模，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中国人口规模的民主形式。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参与政治活动的利益主体多，意味着必须处理好大量的、分散的个体利益和复杂的集体利益。每个个体不能仅关注个体利益，而侵害整体利益或者撕裂社会，否则会导致大国政治失序，社会无法运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这样的政治概念和集合概念，强调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确保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具体利益、眼前利益的一致，能够实现个体民主权利与国家整体发展相统一，是适合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民主形态。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需要权威力量整合利益冲突。众多的利益主体需要有权威组织或力量进行整合，如果缺乏有效整合与引导，容易导致无序的政治参与，这要求我们在民主过程中必须注重加强组织整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够有效整合各方利益，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态。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重大，尤其是规模巨大的人口分布在不同地区，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不同地区往往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的民主治理面临着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多期叠加的治理任务，意味着治理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理中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各治理主体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民主管理，而不能仅仅依靠民主选举。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着民主选举、民主协商等“五大民主”，能够更好地、全过程地解决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治理难题。

　　（二）推动共同富裕要求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共同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也是困扰世界的难题。工业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部分群体的“富裕”水平。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的缺陷，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无法对其进行根本矫正，也就无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作为核心内容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中，显示出二者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坚持经济民主。现代化是从自给自足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向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民主制度必须能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动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与之配套的经济民主就成为必然要求。经济民主是人民主权理论在经济领域的贯彻，要求经济制度的安排也必须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经济民主不仅不会妨碍经济自由，反而可以更好地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实现经济民主和市场效率的统一。人不仅应该具有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权利，还应该具备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实条件。因此，必须推动社会革命，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两极分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这要求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必须坚持经济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全方位、全过程的民主，不仅包含政治民主，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民主，能够丰富被西方遮蔽的民主内涵，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实现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展生产力，但是无力矫正市场本身的缺陷，必须由政府充分发挥税收、基本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工具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保障公民的经济民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全局利益，实现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在此过程中，必须拒斥民粹主义的影响，不能为满足短期利益而影响长期利益。政府必须有长远规划，必须坚持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做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将个人利益要求和集体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决定，切实推动共同富裕。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民主制度的保障。一方面，民主制度可以保障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保障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必须防止民粹主义抬头，防止共同富裕变成平均主义、“大锅饭”。民主制度必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和市场逻辑的平衡，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能够保障共同富裕的科学理念和制度体系。

　　（三）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现代化既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也要求创造高水平的精神文明。西方现代化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片面追逐物质利益，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容易导致人的价值目标缺位、社会道德滑坡、公民道德水平降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还要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用丰富的精神文明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习近平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培育现代政治文化；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升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培育现代公民，提升思想意识方面的现代化水平。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仅靠个体的思想道德自觉，还需要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的培育。当前阶段，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等民主意识并未成熟，在某些领域内的“父母官意识”等仍然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封建特权在一定范围内仍长期存在，阻碍了民主意识的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和人民主体性，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中践行民主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履行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义务和责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认知和民主习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使人民群众在公共生活中获得更高的价值感、荣誉感、公民美德和主人翁意识，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同时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养分。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实质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包含的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等理念均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民主实践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体现，能够推动人民群众更好地参与民主协商过程，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强调“人民”与“全面”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胸怀天下”的理念高度契合，在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集体意识和社会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提升社会自主意识和公民道德修养，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培养现代公民。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都要求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例如，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难以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重要的限制性因素，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的全过程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保障，这要求决策者既不会由于短期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也不会由于保护生态环境而忽视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从而促进真正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再如，西方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并没有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将全领域、全方位的人民群众利益考虑在内，强化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协商民主理念应用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中，有利于真正实现和平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优势，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环节，可以很好地解决国家发展中的大事、社会治理中的难事和人民群众身边的琐事，能够深刻塑造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各个重要节点和重要环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协调好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从信息的流通和处理来看，选举民主更适合于进行简单的、同质性的、单向的“点对点”信息处理，信息间互动较少；而协商民主通过“点对面”“面对面”的网络信息结构，更适合处理复杂的、多元的、具有冲突性的利益难题。选举民主将复杂的利益诉求简化为是或否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而协商民主需要复杂的信息互动，信息传输内容较难进行简单编码，传播信息、进行沟通的成本更高。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适应范围各有不同，在解决国家治理不同性质的难题中应该有针对性分别发挥二者的作用。

　　应充分做好民主选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载体和正当性机制。首先，民主选举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民主选举能够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由此选举产生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形成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权体系和政权组织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载体。其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治理议题较多，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进行深度的、充分的协商，可以发挥民主选举在信息处理上的效率优势。民主选举通过多数决定原则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在许多决策领域具有正当性和较高的决策效率。选举民主是民主的基本形式，必须充分尊重民主选举的形式和规则，保障民主选举的公正性和制度化程度。确保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动员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靠的、高素质的建设者。

　　应当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复杂性治理问题。首先，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之处，民主协商不仅能够实现信息传递，还可以实现高质量的信息交互和充分的协商，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做出符合多元主体愿望与利益的决策。民主协商符合“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与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内在契合性，可以有效实现信息的聚合。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围绕着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规划必须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虽然协商式决策会使得流程和过程更为复杂，但是这有助于减少决策执行后的反复变化和决策失败，有助于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中形成长期共识、提升决策科学性。再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需要解决众多复杂的难题，更需要凝聚人心。习近平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中国的民主协商有严密的制度体系，有人民政协这样专门的协商机构，覆盖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等多种形态，有助于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推动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应当将民主协商与民主选举结合起来，推动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第一，充分吸收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的优点。民主选举更多体现为“刚性”民主，而协商民主则是“柔性”民主，二者有机结合能够充分兼顾多数人的意志和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民主选举更多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载体，而民主协商更多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制度载体，二者有机结合有助于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第二，将民主协商的精神贯彻到民主选举的各个环节，统筹广泛性和代表性、多样性和一致性。民主选举强调投票环节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协商强调投票前的多数与少数进行协商，充分的民主协商有助于实现投票环节高质量的民主选举。在候选人产生过程中加大协商力度，有助于提升民主选举的科学性，更好地选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第三，将民主选举提供的正当性应用到民主协商的过程与各环节中。在民主协商存在难度时，在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环节采取票决制度，可以为进一步进行民主协商提供民意基础和正当性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凝聚共识，更好解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治理难题。

　　（二）通过民主决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与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实现的现代化，这导致一些可以依靠时间消化、解决的难题在较短时间内会集中涌现，导致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公共决策更加难以达成，这就需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决策加以克服和解决。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决策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风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且同时面临带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性质等不同形式的诸多风险。风险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和偶发性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经常失灵，必须走出技术专家治国的误区，“吸纳公众建立在经验、常识、直觉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风险知识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建立起包含政治决策、专家决策与公民决策在内的复合决策结构。此外，坚持民主决策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降低政治失序的风险，最终形成理性、包容、文明的公共文化。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决策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决策创新。在信息化社会中，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助于公共权力更便捷地掌握社会动态。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政府可以变治理对象多的劣势为数据点位多的优势，并建立大数据辅助决策的机制，通过不断提升数据的颗粒度，能够更科学、动态、系统地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人民群众的整体性需求和个别群体的特殊需求，从人民群众的诉求中把握治理的难点、堵点，确定治理的议题，从大数据的富矿中获悉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状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决策在公共决策效能、技术创新效能和场域创新效能方面都有其实践含义，能够更及时地进行决策创新。

　　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下的民主决策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统一，能够应对现代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性任务和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下的民主决策具有民主集中制的特点和优势：一方面，通过广泛地吸纳众多利益主体和风险相关者进入政策过程，鼓励他们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可以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正确决策；另一方面，杜绝西式民主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决策，既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还可以解决有效决策的问题，提升决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避免民粹主义式的、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和决策模式，真正做到民主与集中的平衡、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切实解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超越人民群众直觉和经验的复杂性治理问题。

　　（三）通过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国建成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制度不仅应发挥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作用，还应当切实提升治理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民主不仅是科学理念或者制度规则，而且是内在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民主。通过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能够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动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转，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民主管理能够凝聚亿万人民的参与积极性，人民群众通过直接民主管理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基层民主提出了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在具体实践中，人民群众通过小院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方式参与民主管理，政府通过引入乡贤议事会等道德治理资源将人民群众参与和“本土化能人”协商治理相结合，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做好基层治理。不仅如此，民主管理还体现在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中，体现在人民群众直接通过制度化的网络问政平台参与公共事务上。通过行使民主管理权利，人民群众在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等方面有了有序参与的渠道，国家宏观层面的民主制度与基层具体的民主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民主监督旨在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确保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公共权力能够有序、有效运转。民主监督既包括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众监督，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其他公共部门的监督。通过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例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基层民主监督，可以动态地、准确地掌握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状况，对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堵点和痛点进行诊断，借此改进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体制和制度，形成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良性互动，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动力和热情，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积极性，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构筑起磅礴力量。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监督检查或专项监督，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协商式监督，保障公共权力的稳定、有序运行。其他公共部门的监督，例如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等，都是公共权力体系内部对权力运行流程的有效制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公共机关内部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各主体间优势互补又共同作用，避免了西式民主相互掣肘的体制弊端，能够有效协调治理资源。总之，民主监督包含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政协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整体配置科学，运行高效，能够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能够保障权力运行规范有序，同时避免了西式民主的否决性政治、“剧场政治”为反对而反对等情况的发生，推动公共权力在监督下有序、有效运转。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新形态，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民主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必须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价值和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大民主环节能够在信息保障机制、优化风险决策、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优化公共权力运行等多个维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只有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审视才能理解其核心内涵与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丰富民主内涵，不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