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西方发展优先论”大行其道；世界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阴魂不散；文明冲突被人为放大，“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论调沉渣泛起。是“脱钩断链”还是“共同繁荣”，是“绝对安全”还是“普遍安全”，是“文明终结”还是“交流互鉴”，成为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发展、安全、文明三大难题。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的促进者，中国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之后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一脉相承且彼此呼应，从奠定物质基础、保障持久和平、凝聚价值共识等方面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体系，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正向指引与实践路径。

一、“三大倡议”一脉相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理论化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发展鸿沟与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地缘政治风险与地区安全冲突日益加剧，“文明冲突论”与文化保守主义时兴时衰，对全球经济发展、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带来诸多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新秩序观，旨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依附型世界经济秩序，终结单极操控的霸权式国际治理秩序，突破西方文明执迷于“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惯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十年来，从理念形成到付诸实践，从远景目标到现实方案，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宣言等重要文件。

　　（一）“三大倡议”紧扣“发展、安全、文明”三大主题，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有其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方案、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思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这一理念聚焦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等全球性议题，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安全挑战、人类文明前途命运进行深入思考的理论产物。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我国相继提出了系统解决世界发展、安全、文明难题的三大全球倡议，充实并升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三大倡议”相互协调且互为补充。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优先、共同繁荣，为世界各国普遍安全、人类文明永续传承奠定物质条件；全球安全倡议寻求可持续安全、普遍安全，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观支撑。

　　作为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三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不仅彰显了发展优先的全球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观，而且完成了对传统西方“自我优先”发展观、“绝对安全”治理观、“文明优越”秩序观的重大超越。“三大倡议”聚焦人类社会物质丰富、和平稳定、精神富有三大基本追求，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思维，系统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的发展之问，“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的安全之困，“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的文明之惑，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立体、内涵更加丰富。

　　（二）“三大倡议”一脉相承，具象化呈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自2013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主席针对“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的世界性难题，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表达了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维护人类普遍安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立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呈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具化为共同繁荣的人类发展共同体、普遍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三大倡议”逻辑严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科技等诸多领域，从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三大维度，“为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破解“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空间不平衡加剧”的全球发展困境，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由“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转变。这一倡议不仅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远景目标，而且明确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六项基本原则，使“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更加具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领域的具体实践，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衔接，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一系列务实举动，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逐步付诸于行动。

　　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由霸权欺凌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转变。这一倡议提出的“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促成沙特与伊朗的“世纪和解”、积极劝和促谈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具体行动，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转化为实现人类集体安全、永久和平的生动实践。

　　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广泛价值共识，推动全球文明秩序由冲突隔阂向尊重包容、交流互鉴转变。这一倡议提出，“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观内涵。早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被国际社会称为“新文明观”和“2014文明宣言”。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使这一新文明观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的飞跃。在摒弃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同时，强化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所倡导并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对人类未来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整体性构想。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平台，使建设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探索文明对话新机制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更加具体而务实。

二、全球发展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甚至面临衰退风险，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成为后疫情时代迟滞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的全球性“发展赤字”。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极分化加剧等全球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2021年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全球发展倡议。

　　（一）坚持发展优先，为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于人类的整体现代化而非少数国家或经济体的一国一域之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共同发展观，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狭隘发展观，为世界各国携手走出发展困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范式。

　　1.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坚持发展优先，凸显了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永恒主题的核心地位。自2013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发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的协同效应。十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38.6%，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作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观的具象呈现，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世界人民共同幸福。全球发展倡议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确认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人权理念，既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更体现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的大国担当。一方面，这一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功规避了西方国家追求“资本至上”造成的现代化陷阱；另一方面，这一倡议所强调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突破了西方国家“本国至上”的狭隘发展观，不仅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而且始终聚焦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发展主题，使全球发展成果真正公平公正地惠及各国人民。

　　3.坚持普惠包容，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而发展问题的根源是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南北鸿沟持续扩大，不同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事关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全人类共同利益，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呼声，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它所强调的互利共赢、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共同发展等原则，不仅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各国均衡普惠共赢发展的责任担当，而且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坚持行动导向，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注入科技动能和绿色动力

　　全球发展倡议将世界各国视为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自我优先论”的狭隘视角。一方面，坚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科技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了科技引擎和绿色动力；另一方面，坚持行动导向，为消解西方依附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经济秩序观。

　　1.坚持创新驱动，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科技引擎。当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持其科技领先及垄断地位而拼凑所谓“科技联盟”，频频在科技领域排他性地“筑墙设垒”，导致全球科技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为此，全球发展倡议主张摒弃科技民族主义、数字保护主义思维，以加强科技合作打破技术壁垒、消弭数字鸿沟，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为世界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为进一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中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积极研发全球可持续发展大数据系统，推动共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观测网络，为全球数字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2.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原则，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将彻底扭转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长期对抗状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发起者，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治理和气候变化难题，推动构建开放性、多层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并主动设置“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3060”目标，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提供关键动力。

　　3.坚持行动导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这一倡议由理念进一步转化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具体行动。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深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框架下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同时，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与平衡充分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球发展倡议是有着完整计划、理念和实施领域的全球发展路线图，并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之友倡议小组”，提出了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推动构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等一系列举措，使这一倡议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务实化、具体化。当前已有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发布了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50个务实合作项目清单正积极推进；2022年6月发布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其中32项务实举措已实施过半并取得早期成果。

三、全球安全倡议：追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

　　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新型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倡议聚焦“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等人类共同安全难题，主张以相互尊重取代霸凌霸道、以公平正义超越“丛林法则”、以互信协商消弭对抗冲突、以开放包容消解阵营对抗，在超越西方地缘安全理论、“零和博弈”逻辑的同时，为破解人类和平赤字、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

　　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热衷于穷兵黩武、交替争霸，并试图塑造基于所谓“丛林法则”的等级性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西方基于“资本至上”逻辑、强调所谓“绝对安全”的世界安全理念，与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背道而驰的。受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无疑是揭开西方所谓“绝对安全”虚伪面纱、走出全球安全困境的新型国际安全观。

　　1.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倡导不同发展道路“百花齐放”、不同社会制度包容共处。全球安全倡议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调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公正和包容性，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它所坚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既是对西方基于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国际安全观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引领国际社会破解人类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重要理念。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世界的共存共荣需要各国彼此尊重包容而非相互贬低排斥。导致文明冲突、破坏世界安全秩序的根源不是东西方文明差异，而是西方霸权体系的“唯我独尊”与经济体系的“排他封闭”。只有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共荣，才能最终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难题。

　　2.主张加强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日益频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动辄诉诸武力、兵戎相见，其基于自身安全的所谓“绝对安全论”催生出一系列反噬效应，在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同时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解决争端、化解分歧的根本之道不是战争和制裁，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对话和协商。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对话建立互信、以对话化解纷争、以对话促进安全，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地区危机和国际热点问题，为劝和促谈、化干戈为玉帛做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大国担当。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在北京发表恢复沙伊双方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既是以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的成功典范，也充分彰显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价值。

　　（二）构建不可分割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维护世界秩序的可持续安全；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致力于消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致力于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1.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世界各国是荣辱与共、安全利益彼此平等的命运共同体，既不存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所谓“绝对安全”，也不存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安全与发展相互割裂的“西方式”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四个“不可分割原则”，系统揭示了国际安全的本质特征，既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国担当，也是对“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观点的扬弃与超越。主张世界各国应共同坚持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的系统安全思维，并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对话方式凝聚共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2.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整体性构想，全球安全倡议以构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目标，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南。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而且继首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于2023年2月后续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该概念文件针对当前最突出的国际安全关切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设计并提供系统思路，彰显了中国守护全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

四、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价值共识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有别于西方的所谓“人类价值共同体”。作为一种去殖民化的文明冲突应对方案，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对西方基于单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文明冲突论”。它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各国共同繁荣、世界普遍安全的基础之上，既是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延伸与补充，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观的高度凝练。不仅为凝聚人类共同发展、普遍安全的价值共识提出了对话式文明思路，而且为反对西方文明霸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行动指南。

　　（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向发展的对话式文明思路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世界各大文明体在“接触—对话—融合”中形成了“平等、开放、包容”等一系列伦理准则。然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处于先发优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奉行“独尊单极”的霸权思维，对处于弱势的所谓“异质文明体”进行文化殖民，甚至文化灭绝，迫使弱势文明不得不在接受“文明普遍性”与坚守“文明个性”之间做出抉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挑战与应战”来形容这种不对等的文明互动模式。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理念、强不执弱的价值传承、天下大同的精神追求，开辟了一条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式文明新道路。

　　1.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意蕴。基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先天差异，不同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与鲜明个性，凝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文明冲突论”等带有鲜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狭隘文明观，主观上刻意将客观存在的文明差异放大并“绝对化”，将之视为文明对立、冲突、割裂的根源，人类的未来似乎只有“文明冲突”唯一结局。事实上，文明差异决非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障碍，更不应成为人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藩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异质文明”一次次从分歧冲突走向对话和解，人类文明才得以百花齐放、精彩纷呈。而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跳出了西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狭隘语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深邃思考，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描绘出多元现代性的人类文明崭新图景。

　　2.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解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借鉴对方的经验成就，有利于更好地审视自身并汲取文明更新的精神动力。人类文明最具创造性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往往正是不同文明间对话最为活跃的时代。古希腊从“黑暗时代”走向文明复兴，离不开对东方文明的吸收与借鉴；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之所以成功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孔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推崇不无关联。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并主张从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取长补短，携手解决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发展与安全难题，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价值共识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实现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创新性发展和全球性转化，体现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思想贡献。这一倡议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观高度契合，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重塑人类文明新秩序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

　　1.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沉醉于“文明征服”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基于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模式的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并非西方视域中依据“丛林法则”的野蛮竞争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种文明形态并存共生、交流互鉴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主张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范畴，打造联系更为紧密的文明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不同文明间广泛联系为基础的更大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所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思想壁垒和精神隔阂，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难题、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2.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促进不同文明形态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引领不同文明从对抗冲突走向“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倡议，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同时兼顾全人类整体利益，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天下情怀与价值追求。这一倡议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一系列行为准则，既是对西方排他性文明交往范式的颠覆性重构，也为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良性竞争与互促共进打开了创新空间。在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国家、文明形态差异的同时，为正确处理东西方文明差异提供了有效方略，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重构人类文明新秩序指明了发展方向。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国际社会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逐渐成为提振全球经济动能、实现各国共同繁荣的新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世界普遍安全的新思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新范式。这一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主动精神，更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体化构想和一系列行动方案彰显了“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述而不作”的空洞说辞，也从来不是西方“抱团站队”的“画饼外交”。作为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三大维度，对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秩序、文明秩序进行了深刻重塑，丰富与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体系与科学内涵。“三大倡议”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超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行动指南，为推动构建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国际秩序注入了最大确定性。

　　（作者简介：刘志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