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与延伸，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发展起来的，逐步在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主权与地位的不对称、不平等的结构中凸显出来。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地位的不平衡结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与19世纪旧帝国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它们的载体不再是政治或军事，而是文化。在文化霸权的理论范式中，文化帝国主义主要是指霸权国家对南半球的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产品和通信技术等方面的输出。

　　由于帝国主义本身塑造着世界体系的对立结构，在文化地位差异间制造不平等，并以此来实现对立面之间的财富剥削与精神驾驭，所以文化领域中的帝国主义本质是文化霸权与剥削。文化霸权得以形成和获得支持的核心因素是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对他国的支配即权力逻辑，包含着“商品利润-资本”逻辑和“精神利益-控制”逻辑双重维度。其中“精神利益-控制”逻辑属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层逻辑，因此该逻辑往往会被帝国主义所淡化或否认。

　　不管有没有被意识到，在文化产品交换与消费的过程中，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因素总是存在的，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出占比提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近年来，文化产品跨国界消费中，出现了西方主导工业文化被非发达国家的多元化且资源丰厚的原生态文化产品“倒灌”现象。这不免引起了学界的思考：其结果是否造成帝国主义文化产品物质利益占有失去优势？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会如何选择？笔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建构的是以工业生产能力为基础，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内容，以思想渗透来实现战略利益的深层结构体系，这一点在西方左翼学者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中得到了验证，即“精神利益-控制”逻辑才是文化帝国主义结构体系的核心要义。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中，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阶段”与“形式”划分，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精神控制价值。佩特拉斯从时代性视角区分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同时他明确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殖民统治中的精神控制价值。佩特拉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机构在以神圣或专制君主的名义向土著人灌输臣服和忠诚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精神利益-控制”逻辑反映出帝国主义文化传播中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霸权的实质，它跃出文化产品贸易量化的简单评价指标，立足文化的思想教化功能，推进帝国主义在“他国”的战略利益和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的“精神利益-控制”逻辑在理论上表现为生产力领域中的技术霸权与掌控的“知识帝国主义”和思想渗透与影响的“精神帝国主义”两种形态。

　　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让帝国主义能够创造出更为卓越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技术进步，形成了帝国主义与他国之间的知识技术层次性和不平衡。为巩固和垄断知识技术层次的优势地位，帝国主义通过在“技术霸权与控制”世界产业链中塑造自身的高地，从而塑造了知识帝国主义形态。

　　多伦多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于1950年出版《帝国与通讯》一书，从媒介时空视角把知识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来研究传播媒体如何影响帝国的兴衰。他认为，知识具有“技术霸权”即垄断的属性，不过新媒体时代知识的垄断将被打破。哈罗德·英尼斯的帝国主义历史叙事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发展极具启发性，但他忽略了帝国主义体系二元结构特征，也没能概括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认知框架对知识占有的制约作用。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则是把知识帝国主义概念置于民族关系架构中，认为知识帝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支配另一个民族思想世界的结果。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权力视角，把知识帝国主义理解为当代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权力的依赖。

　　知识帝国主义涉及知识霸权与知识依附双重维度。知识帝国主义是从帝国主义知识霸权与附属国家知识生产的依附性视角，表达了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在知识创新、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消费领域的话语权垄断以及失去知识生产独立性能力、思维的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中的权力失衡状态，形成了工业生产能力与知识资源优势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形势。

　　1. 知识帝国主义“技术霸权与控制”的表现

　　知识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是世界体系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二元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政治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并走向了民族独立。不过，后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形式上结束了”，实质上却“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即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思维以及工业生产、文化创新、知识创造等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一，帝国主义“母国”在知识文化领域的优越感。由古希腊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古代文明，淹没于亚洲文明、非洲文明的辉煌之中。罗马帝国时期，“中东、印度和中国承担着数学、天文学、化学、光学以及丝绸、棉花、纸张和染料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文艺复兴后，科学技术发展带动了欧洲工业生产力的进步。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促进了欧洲文明进入工业时代。正是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领先优势，让帝国主义以“文明”自居，蔑视附属国家，歧视其“愚昧”“落后”，甚至将之视为“野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评价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关系时，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中的优越感。恩格斯在谈到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批判了殖民者实施的暴行以及将附属国家视为“野蛮人”的卑劣行径。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曾指出：“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样，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也评价过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帝国主义与旧中国的道德反差，对旧中国“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与“文明人”的自私自利进行了讽刺。英国学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嘲讽帝国主义将自己称为“文明”的民族，将殖民地的附属国家称为“劣等”民族的说辞。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也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与对“低等落后种族的国家”的不可一世的姿态。阿西姆·艾登在评价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西方文明与非洲蒙昧的二元结构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宣传是为了提升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相应地非洲则被描绘成“仍然是食人族、野蛮人、低等、未开化、落后的原始人，缺乏知识和文化，拥有邪恶的特征和欲望”的地方。不过，萨义德批评了康拉德直接将帝国主义知识优越感具体化为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和优越感。他斥责“独立是属于白人和欧洲的；低等人或臣民是要加以统治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是从欧洲发源的”的谬论。

　　第二，帝国主义“母国”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优势。知识帝国主义的知识霸权还表现在包括科技在内的知识生产领域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优势。知识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在殖民统治地理空间退却后，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的所有权体系和资源优势上的时空延展。知识生产本是人类主体自觉和自由活动，不断把握对象世界形成的信息积淀与提升自身改造能力的文化自觉。知识生产的能力与人类的个体对外部世界信息的感受能力相关，即个体的智慧及其理解认知对象敏感性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效率。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人来说，知识生产是群体性活动，知识资源分配也是群体性活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尤其是在商品社会，觊觎巨大利益、追求更高利润的动机，使创造和占有知识的行为被赋予了阶级身份或是民族身份属性。知识储备与知识生产增量的正向的累进关系，促使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化，进而向垄断发展。

　　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知识垄断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其一，将知识资源占有合法化；其二，在经济生产领域中，以包括技术在内的知识资源垄断优势，掌控经济生产部门建构的产业链源头，获得高额的“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知识帝国主义依托知识产权制度设置的壁垒，形成知识资源占有的不对称形势来实现垄断利益。帕咖诺提出帝国主义的知识的全面私有制即全球垄断，限制了知识的流动自由以及其他主体对知识的自由使用权力，认为“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最终拥有的权利相当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势力。他们可以决定某一生产过程是否可以在某一特定国家进行，从而拥有其他国家公司未来的机会”。

　　知识产权制度最早可以溯源至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由发达的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的行会制度垄断着技术的运用与推广。福兰克·D.普拉格认为，在威尼斯政府的支持下，如果拥有一项有用的新技术，任何人都需获得特别“权力”或者“许可”以制造、出售或者使用新发明来打破现存的行会垄断。这种“特权”在工业革命后，即18世纪末期演变为可以带来商业和经济价值的专利制度。20世纪，知识经济中的核心——高新技术，一直是由发达国家垄断着。据统计，在世界最为领先的50项高新技术产业中，美国占44项，其余为欧盟所有；在研究开发的成果方面，发达国家的件数占世界总数的99％，专利申请数占94％，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只分别占到1％和5％。而在发展中国家所申请的专利中又有85％为发达国家所持有。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占据了绝对垄断地位，他们可以控制世界技术市场，通过垄断技术市场来获取高额的绝对的垄断利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能巩固自身在知识生产领域的现有优势，以及防止知识霸权地位被撼动，在制度设定中强化自身利益存在，压缩欠发达国家的知识生产能力提升空间。1891年国际社会签订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难以满足美国对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美国极力主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酝酿并于1952年在日内瓦签署《世界版权公约》，此公约于1955年生效。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极力推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利用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弱势地位，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规范”。然而，一旦欠发达国家在知识生产领域迎头赶超，知识帝国主义则可能会打破自己塑造的知识产权管控机制。

　　2. 知识帝国主义“技术霸权与控制”的形成

　　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知识帝国主义拥有了独特的时代内涵。与列宁的“金融-资本垄断-超额利润”的逻辑不完全一致，知识帝国主义以“知识-文化霸权-食利”的资本逻辑，在帝国主义国家“知识高地”与附属国家的“洼地”之间形成落差，从而助力帝国主义获取他国的国家财富与资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诠释了垄断会通过技术控制来限制竞争的逻辑。但是列宁所说的垄断中也不乏“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现象，不过垄断是“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确定性的“趋势”，不会因“技术改良”而改变。列宁认为，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甚至会“占上风”，其中“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为殖民者的垄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在地域范围的扩大，为帝国主义知识、技术壁垒的存在拓展了生存空间。这也恰恰说明了当代帝国主义在后殖民时代建立起知识生产高地、控制商品生产共性链中技术源头的必要性。

　　在知识信息时代，“技术霸权”是从已然设定边界的民族国家对技术发展、垄断开始的。在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当知识演化为更具工具性的技术条件时，知识变成信息时代资本主义霸权的重要“支撑力量”时，可以带来利润的“知识”“技术”便成了帝国主义攫取他国资源、利益的有力武器。

　　知识帝国主义的“知识-霸权-食利”资本逻辑意味着帝国主义在知识技术生产、传播链条中，控制供应链的上游，制造超额利润空间，以蚓投鱼，从而榨取他国的利益和财富。“知识霸权”是维系帝国主义“知识-霸权-食利”资本逻辑的前提和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及其传播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行使权力的主要载体”。“知识霸权是继军事霸权、经济霸权等霸权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霸权形式”。“知识霸权”以隐晦的、“和平的”“可接受”的手段在国与国之间制造着知识资源占有的不平衡，维系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为此，帝国主义需要做到构筑坚固的“知识生产高地”、维系知识资源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来维系“知识霸权”。

　　第一，培养“知识生产高地”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实现了以新材料、新能源、航天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商品生产领域的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商品的科技含量与日俱增，“产品的科技含量每隔10年增长10倍，尤其是软件产品的科技含量与50年代（20世纪50年代——笔者注）相比，提高了300倍”。科技与生产的融合，生产的新工艺与流水线等劳动资料的科技化，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就新产品的研发成本而言，表现出高投入、见效周期长的特点。产品的首次研发、设计阶段的高投入，无形之中形成知识生产的瓶颈。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产品科技创新方面牵引着生产链的源头；另一方面，欠发达的附属国家在生产链的下游，以低端产品和原始材料供应谋求生存。生产链与供应链之间的不平衡，在国际分工中造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国”被“中心国”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形成了对其“政治依附”“智力依附”的重重依附关系。就美国而言，强大的国力，在科技的研发方面可以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使其知识帝国主义得到强化。据统计，2000年到2017年的全球研发支出，从7220亿美元增长到2.153万亿美元，总规模扩张近三倍，其中美国科研投入占到了25%。

　　第二，维系知识霸权。知识帝国主义得以维系生产链的不平衡，不仅仅是知识生产能力资源之间的差异化，也是帝国主义对知识资源不平等占有的制度维系。这种知识霸权模式，在萨米尔·阿明那里被理解为“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不均匀”和制度设置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结果。知识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是“指在一个或者数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下，由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或者国内立法所确立的、超出正当性界限的知识产权及其权能”，即通过知识资源所有权制度藩篱的设置提升附属国家知识、技术获得的成本，维系帝国主义的占有优势，从而获取更大的资源和利益。知识帝国主义利用知识生产中的种种专利，在制度层次设立维系了其知识霸权，并以此为基础吸收知识生产洼地的其他国家大量财富。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在诸如计算机软件、印刷材料、电影等各种产品版权专利贡献了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的其余部分仅仅达到3%。特朗普时期的美国知识帝国主义直接扯下了知识霸权的“制度”遮羞布。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至上为原则，直接撇开国际准则，不顾国际形象，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打压有可能对美国知识霸权形成威胁的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以及技术研发活动。

　　3. 知识帝国主义“技术霸权与控制”的影响

　　知识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基础条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相应地对知识资源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控制，支撑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战略利益。布拉尼斯拉夫·高索维奇在《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发展议题》把“知识霸权”理解为对知识占有弱者的“知识极权主义”，强调在南北差异的分立模式下，“知识霸权”削弱了相对落后的南方国家的“批判能力”，导致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知识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衡性以及南方国家的“知识依附”特性。

　　帝国主义与附属国之间知识生产的不对称，对附属国而言是本土文化研究缺失独立性与自信，而对帝国主义文化则是过度崇拜。附属国的知识分子异化加剧了附属国的“依附”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打开国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尽可能多地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在学习与借鉴过程中，产生的对本土文化自我鄙夷的负面效应，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称其为“奴性和智力奴役”。他提出：“在政治帝国主义中，有通敌者，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有那些想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在殖民资本主义中，经济剥削常常转包给当地公司。在知识帝国主义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国外的学者可以得到研究经费。他们去亚洲的一些地方找到当地的合作者，把研究工作分包给他们。”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所理解的国际学术合作，实际是指知识帝国主义的附属性，它意味着附属国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的缺失。在文化研究主题、研究方式一味向西方看齐的背景下，即使是对附属国的文化研究上，本国的知识分子甚至仅仅只能成为他国学术机构的参与者，从而演变成类似于殖民时期的“买办”，即当代的知识“买办”。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对附属国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姿态是悲观的，他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知识高地的压抑而导致的只能“模仿”、缺乏创造性和依附西方思维方式内心自卑理解为“俘虏心”。“俘虏心”的源头在西方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压倒性优势，由此产生了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大量繁殖，充斥在社会的各种场域中强大而普遍的贬损本国、鼓吹帝国主义的“被俘虏”的思想。

　　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学术思想独立性时，也表现出对知识帝国主义的忧虑。他以马来西亚的大学和知识分子为例，指出马来西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被西方知识中心的思想和研究范式所主导，他说：马来西亚的大学知识分子“只是从西方中心的知识吸收的想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权力的世界——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没有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想法和新概念”。

　　知识帝国主义在知识生产水平和标准的不平衡，造成了“母国”与“附属国”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母国”发达的教育知识文化水平和认同度，形成了知识生产中极具向心力的“学术标杆”甚至是“学术标准”。“母国”的知识生产“高地”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亚非拉“附属国”的优秀生源前往求学或求职。当信息时代到来时，基础设施、科研设备的落后，落后的“附属国”与“母国”的鸿沟更加巨大。奥贡苏拉和奥古萨加在分析非洲国家的差距时，指出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尼日利亚精英。按照他们的分析数据，“至少有500万尼日利亚人在国外，其中大多数是专业人士。其中，仅在美国就有120万人，其中近5000人是医生。我们在国外至少有25万名最好的工程师。在这一数字中，至少有1万人是IT专业人员，在尖端行业中获得高薪”。就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国际学术刊物的影响力而言，“附属国”与“母国”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认为知识帝国主义还表现在“附属国”学术平庸。“母国”在学术论文成果数量常年保持着高位与领先优势，除了我国的学术论文数量奋起直追，其他欠发达国家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很难企及。不仅如此，对“附属国”而言，学术标准和权威同样唯“母国”马首是瞻。在这种弱势菲薄的心理作用下，类似《科学》《自然》等“母国”的学术刊物影响力更是无法撼动。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4年，被国外引用的美国出版物的比例从47%上升到56%”。美国出版物被引用率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其中差距便可窥一斑。

　　20世纪上半叶，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与格局被重塑。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帝国主义协同其盟友独霸世界，不断加深对世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盘剥与意识形态输出。在国际盛行的民粹主义掩盖下，帝国主义文化入侵不断渗透进其他国家的民族冲突中。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19世纪后帝国主义的文化蚕食，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而精神帝国主义则是当代文化帝国主义对内巩固意识形态，对外蚕食其他民族思想意识、施加精神影响的一种重要类型和表现形式。相较于文化批判学者将身份认同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焦点，当代精神帝国主义的思想统治和殖民手段更加多样。

　　在左翼政治运动中较早使用精神帝国主义概念的是印度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1937年，印度革命家、印度共产党的创始人玛纳本德拉·纳特·罗伊在他的作品《伊斯兰的历史作用》中，用精神帝国主义描述印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罗伊也强调伊斯兰教在印度殖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帝国主义即精神统治的特色。在宗教问题上，罗伊不仅认同伊斯兰本身的文化价值，甚至还高度评价其在印度统治时期的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帝国主义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跨国界发展和文化统治。就经济欠发达，民族、宗教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精神帝国主义意味着美欧等帝国主义国家价值观念、文化类型通过相对隐秘的表现形式，操纵各种政治、社会、宗教团体，通过各种形式输出其宗教文化、价值观念，塑造“舶来”思潮，以达到控制、影响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格局，筑造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政治形势；对帝国主义国家本身而言，精神帝国主义意味着强化资本主义自身的价值观念，塑造符合霸权的“一家独大”“唯我独尊”思想理论，扭曲和抹黑其他文化，树立道德打击的目标，从而维系自身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精神帝国主义是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入侵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它贯穿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当代帝国主义霸权的种种行径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精神渗透主要依托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非基督教的多民族国家渗透。如果帝国主义“思想之网”分为“弱意识形态”的文化交流和“强意识形态”的思想渗透两个层次，那精神帝国主义非后者莫属。“弱意识形态”的文化交流并不表现出直接的思想控制色彩，至少帝国主义国家自称其属于非意识形态或具有“非官方性”，如法国1883年成立的，致力于在海外进行法语教学的“法语联盟”，1951年联邦德国成立的“歌德学院”以及1943年就进入中国的“英国文化协会”。精神帝国主义则具有以思想意识渗透，改变输入国的文化、民族结构为直接目的，且以相对隐蔽的方式来实现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为归宿的“强意识形态”色彩。

　　1. 宗教帝国主义：精神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

　　宗教帝国主义是精神帝国主义的理论源头，两者都属于文化帝国主义范畴。精神帝国主义是宗教帝国主义价值维度的表达，同时它有着比宗教帝国主义更为宽泛的论域。

　　宗教帝国主义通常被视为宗教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既定的民族共同体为界限，把宗教类型和宗教皈依作为矛盾的焦点。因此，从属某一宗教的特定群体按照信仰差异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彼此之间形成明显的文化区分度。在此基础上，占据政治和权力优势地位的宗教团体挤压其他宗教及其信众活动空间。宗教学者通常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反天主教的立法视为宗教帝国主义行为。同样，有着长期殖民历史的美洲大陆也充斥着宗教帝国主义行径。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同化印第安人，积极鼓励和资助在印第安保留地的传教活动，从而将其培养成基督徒。19世纪末，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时期的美国政府，更是加剧了对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的制度约束。1884年，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异教徒”的宗教仪式活动为非法，参与相关传统宗教仪式的印第安人将被施以30天监禁的处罚。饱受被殖民之苦的非洲大陆，对宗教帝国主义也有着切肤之痛。同时，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孕育了宗教帝国主义批判的进步思想。尼日利亚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索因卡把“暴力”“原始的侵略性”视为宗教帝国主义中不变的特性。宗教本身的“暴力”与被殖民者工具化的宗教统治，赋予了宗教帝国主义的双重属性。当代大多数宗教思想家和宗教学者都认同“现有的宗教本身没有促进暴力，但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的工具来奴役和殖民人民与国家，给个人造成痛苦，并破坏社会秩序”。

　　宗教发挥着精神帝国主义的作用。宗教组织、宗教活动曾是精神帝国主义的传播方式，即使是在今天宗教组织依旧发挥着帝国主义的功能。不过精神帝国主义又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组织。当然，学术界通常将宗教组织视为非政府组织的一种类型。从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公共性属性来看，非政府组织为“非政府、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它“包括专业协会、志愿组织、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学校等”。宗教组织属早期的非政府组织。据统计，“最初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以基督教信仰为本的慈善或人道主义为宗旨。1874年，此类组织共32家，1909年增至176家，1914年为466家，1934年有750家，1944年达1083家。国际社团联合会2002年数据显示，国际非政府组织从1909年的176家激增至2000年的26000多家。其活动领域逐步扩展至教科文卫体等诸多领域”。精神帝国主义精神渗透的载体也由宗教组织向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扩大。 

　　2. 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精神帝国主义趋向

　　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性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甚至规定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联合国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诟病愈加强烈。非政府组织借经济援助、人道主义帮扶的“外衣”，宣传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念。它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直接导致被援助国家的政权危机。在1973—1989年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政府期间，非政府组织在谴责侵犯人权、编写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研究报告、维持流动厨房和其他扶贫项目方面，发挥以民主和公平发展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功能。1990年乌克兰创建的国际复兴基金会、臭名昭著的索罗斯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在中亚的“颜色革命”中曾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为颠覆其他国家政权，这些非政府机构甚至将触角伸入援助国的高等学府。在实施援助计划的同时，非政府组织更倾向于向前“独联体国家”民众灌输西方民主价值观。据报道称，在莫斯科不少大学，索罗斯基金会不惜为校方提供重金，以换取在大学生开设传授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课程。2005年1月，索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资助该国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中心”举办议会候选人竞选策略培训班，课程主要内容涉及宣讲“自由”“公正”选举的基本标准等问题。

　　非政府组织向精神帝国主义载体的蜕变，是在20世纪末期完成的。199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首脑会议和哥本哈根宣言，被认为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私人财团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它越发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当代帝国主义转变了对他国的精神渗透方式，在“去官方化”面具的掩护下，由支持他国宗教组织，转变为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合作。不过，精神帝国主义所发挥“精神殖民”的意识形态作用并没有发生变化。斯里兰卡佛教组织认为这些非政府组织，“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斯里兰卡文化，将西方思想引入斯里兰卡人民的思想，而经济援助据说是用来作为诱捕人民的诱饵”。佩特拉斯指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帝国主义一直以来“资助和支持海外和国内的宗教机构，以控制被剥削的人民，并将他们的不满转化为宗教和族群的对抗与冲突”。在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依旧在提供意识形态影响的功能。

　　3. 精神帝国主义的场域及影响

　　帝国主义国内外两个领域都属于精神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范围。精神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衍生物。精神帝国主义侧重于在对外殖民统治中发挥作用。追溯帝国主义殖民历史不难发现，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精神渗透和文化干扰。

　　就欧洲国家对非洲超过600年的“开发”史来看，率先打开非洲大门是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帝国主义通过基督教进行单维度的宗教传播，曾在非洲文化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阿科·阿杰伊用埃德温·W.史密斯《金凳子》一书中的故事说明基督教传播对非洲人民生活带来的冲击和混乱。阿科·阿杰伊认为，金凳子是阿散蒂民族最神圣的财富，这位基督教首领知道他在这个民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对自己犯下的叛国罪毫无顾忌，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对阿散蒂人珍视和视为神圣的传统物品不再尊重。

　　精神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主要在被传播和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主义宗教控制相比，当代的精神帝国主义更加隐秘。当代精神帝国主义相对隐蔽特质恰恰反映出了帝国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与采取直接明火执仗方式的旧殖民主义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精神帝国主义的核心在于帝国主义的对外功能，为实现对他国的国际战略利益，还需要塑造帝国主义国家霸权行为与强权政治的国内合法性舆论。

　　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辆帝国主义战车”，依托军事帝国主义和精神帝国主义双引擎驱动，在全球范围内打造自己的战略布局，实现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在国内以人权、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为借口，寻求本国选民对帝国主义国际战略利益的认同和支持是精神帝国主义对外渗透的必要程序。20世纪末期，美国出台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便是将精神帝国主义行径制度化、合法化的重要标志。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总统，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实施。以该法案为法理依据，美国政府扩大了对他国人权、宗教自由的干涉力度，美国的精神帝国主义在域外国家得以大行其道。

　　2016年年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卸任前，悄然签署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授权在2017年为军队提供6110亿美元。而其中就包括8亿美元用于“训练新闻工作者”，资助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智库以及私人公司。特朗普、拜登执政以来，在国内外的舆论场上更是将美国的精神帝国主义带入了“后真相”时代，他们利用政府掌控的媒体，扭曲事实真相，抹黑他国，塑造政治敌人。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正在把美国社会动员起来，掀起全社会的反华浪潮。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范围流行，造成全球第一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这客观上为鼓吹对华强硬势力找到了土壤，结果造成美国社会对华不友好声音持续攀升，而主张理性科学对待疫情的声音在美国没有占据舆论场的主流。美国目前已经形成政客引领、媒体跟进、社会情绪化的对华舆论氛围”。

　　精神帝国主义是反映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控制功能的一种样态。它以“思想控制”为目标，依托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宗教、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渗透为实现方式，更加直接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价值。精神帝国主义也更容易渗透进被殖民国家的种族、宗教等文化生活领域，因而带有文化殖民的直接指向性。精神帝国主义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精神实质，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文化霸权模式，以损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为代价，把“生态圈产生威胁的单一文化观强加给了世人”。鉴于精神帝国主义体现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精神”与“文化”常被进行同质化的表达，“文化”也常被直接用于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如库玛·萨卡将“文化”概念限定于“宗教”类型上，甚至直接引用了精神帝国主义概念来解释宗教在国家思想领域的霸权地位。斯里兰卡学者苏山萨·龚那题拉克在《文化帝国主义：历史与未来》中指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开始向亚洲转移中，“传教”是一种最隐晦的方式。他把精神帝国主义的精神渗透视为向亚洲文化传播的“暗流”，并指出其中有两个披着传教外衣的殖民机构“在暗处潜伏”。龚那题拉克所抨击的“潜伏者”分别指的是：“我们（斯里兰卡——笔者注）的宿敌：教会”和“隐而不露的敌人：外国资金援助的非政府组织”。龚那题拉克也是直接将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实质理解为精神帝国主义。

　　确实，21世纪以来精神帝国主义在新殖民道路上，最常用的手法是向被输入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宗教、民族问题上的隐蔽渗透和干预。国际宗教组织、宗教势力“合法渗透”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实际上，之所以说当代精神帝国主义表现得更加隐蔽，是因为精神帝国主义通常还会借助于“人道主义”支持、“宗教宣传”“抗灾救援”等名义，润物无声地影响到输入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中来。总部设在美国的“天主教救援服务处”(CR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援助机构，该机构在五大洲的90多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现场人员。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贫民窟、斯里兰卡南部海啸灾区或非洲冲突改造研讨会总是活跃着“天主教救援服务处”的身影。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斯里兰卡救灾中涌入了大量类似“天主教救援服务处”的宗教组织和其他以人道主义救援为名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佛教国家的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担心，斯里兰卡会遭受类似于韩国的宗教入侵悲剧。在基督教的传播中，不管是强调“通过援助来改变个人灵性和信仰”的“福音派”，还是更加注重“通过长期的社会结构改造来实现人之平等和尊严”的“自由派和主流教会”，都以布道和精神渗透为目的，从而导致受援国家民族团体的警觉。

　　斯里兰卡接受印度洋海啸的救援引起的民族冲突问题是精神帝国主义“隐秘”入侵的最典型案例。2004年，国际基督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给予斯里兰卡海啸灾区以物资支持，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僧伽罗佛教徒皈依基督教。龚那题拉克称，“这种不道德的皈依机制在国内发展了一千多个新教组织”。龚那题拉克所称的精神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强暴”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不道德的皈依”激起了僧伽罗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组织的兴起。僧伽罗民族遗产党，以引诱民众参加基督教的“不道德”行为向国会提出《反皈依法》的立法建议，以禁止使用武力、诱惑或欺诈手段进行皈依，并要求所有皈依者皆须向政府报告他们的皈依情况。在僧伽罗民族遗产党以及僧伽罗佛教力量、“僧伽罗之声”等民族主义组织带动下，斯里兰卡于2009年内战结束后掀起了一股“新民族-宗教”冲突的浪潮。

　　进行“精神渗透”的精神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助长了类似在斯里兰卡僧伽罗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徒、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对帝国主义而言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冲突削弱了反殖民力量之间的团结，同时严重损害了被精神帝国主义渗透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安全。

　　在《新帝国主义》中，戴维·哈维借助了阿瑞吉的霸权理论，提出霸权的“支配权”与“知识和道德领导权”的双重结构。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直接以知识帝国主义的不平等特性批判当代帝国主义在知识领域中的霸权与他国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詹姆斯·佩特拉斯从文化帝国主义中分析拉美国家的遭遇，批判其为一种新型的帝国统治并强加给了新殖民主义政权。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依托自己的军事、科技等方面的霸权地位优势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在众多欠发达国家对美国知识技术“盲目崇拜”和技术依赖的同时，中国以及中国科学家以铮铮傲骨，在知识生产与创新领域奋起直追，后起之势引起了帝国主义的警觉和恐慌，也让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变得更加疯狂。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的“精神渗透”路径、载体较为巧妙，其“人道主义援助”的借口更是让受援助国家难以拒绝，但在帝国主义殖民和霸权思维的推动下，“精神渗透”更容易触及他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敏感神经，从而受到抵制和对抗。各国对精神帝国主义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方式各不相同，大致可区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强化本国的意识形态保护制度建设，其二是打击非政府组织的破坏活动。2018年，巴基斯坦政府因相关非政府组织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包括天主教救济会、国际计划和世界宣明会等慈善机构在内的18个国际援助组织驱逐出境。2015年，俄罗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了美国政治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活动。随后，匈牙利、塞尔维亚、马其顿、罗马尼亚等国家相继对索罗斯基金会亮起了红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者萨拉·布什指出：“美国寻求在海外推进民主和人权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为美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各国对帝国主义精神渗透的警惕，无疑会让美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

　　（作者简介：杜敏，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