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古巴革命前，古巴的文化带有殖民地性质。革命后，古巴共产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古巴的经验是：党和国家执行了正确的宽严相济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质量作为革命的目标，使人民从文化生活的实践者变为创造者；在古巴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进行斗争；忠实继承古巴历史上革命的文化传统，在国民中培育文化自信。古巴是一个小国，经济也不发达，但它却是文化强国，这是一个奇迹，而上述经验及启示则是创造奇迹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古巴 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强国古巴经验

2019年1月1日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纪念日。60年来，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下，人口仅有1122万的社会主义古巴经受了空前的困难，但至今仍岿然屹立于加勒比海之上，这表明古巴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古巴努力创建文化强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党和国家执行了正确的宽严相济的知识分子政策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积极引导和明确要求。

据古巴官方称，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古巴的知识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是：那些在革命前殖民地文化主导下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开始时摇摆不定，继而后退躲避，最后明确否定革命；那些冒充博学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则是公然反对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忠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步伐迅速加快、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面前感到吃惊甚至害怕。当时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在革命的政权下还有没有创作的自由。为此，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下简称卡斯特罗）召见了部分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研究革命的文化政策问题。他指出：“在1942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流血牺牲的战争尚难预料其结果的环境下，毛泽东能够引导忠诚的知识分子同其他阶级的人员、工人和农民一道参加中国新社会的建设。在古巴，当革命开始其工作时，却缺乏明确而坚定的导向。”于是，这些文化人士按卡斯特罗的谈话精神于1960年11月发表了一份以《走向为革命服务的民族文化》为题的宣言书，阐明了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在革命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经过数月的酝酿，1961年6月古巴召开了由党政领导人主持、古巴知识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会。卡斯特罗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回答了与会者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他在后来以《对知识分子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的这一重要讲话是文化问题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即“参加革命，什么都有；反对革命，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参加革命，就有一切权利；反对革命，就没有任何权利”。

卡斯特罗的这一论断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它体现在日后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条例中。1975年古共一大所通过的《古巴共产党基本纲领》中有关党的文化政策的内容如下：党的文化政策是“鼓励以马列主义为原则、具有阶级精神的艺术和文学表现形式，包括以下方面：吸收本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地赞同、加工和发展世界文化；利用艺术表现的多种多样的、创造性的形式，真实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鼓励创造性地观察未来，将艺术和文学与群众及其最重要的利益相结合；反对资本主义腐朽的、反人类的艺术和文学表现形式，以声援所有进步和革命运动的感情培养人”。

1976年的古巴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现劳动人民的意愿，保证国家对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应该保障所有人都有学习、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的机会”；“国家指导、促进和推动教育、文化和科学的全面发展。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遵循下列原则：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和发展的科学世界观。有艺术创作的自由，有艺术表现形式的自由，但其内容不应危害革命。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国家努力繁荣和发展艺术教育、创作才能、艺术研究和欣赏能力”。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条文成为全体国民从事文化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

后来，古巴宪法经过了几次修改，但有关文化方面的条文没有大的变动。由于古巴始终坚持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所以保证了文化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第二，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的社会氛围。

一位中国前驻古巴大使曾说，古巴“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的确，古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如享誉世界的著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和著名的芭蕾舞蹈家阿莉西娅·阿隆索，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都对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卡斯特罗是这样评价新老知识分子的，他说，“由于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新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出来，加入了那些当年忠于祖国的知识分子行列。今天，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能力更强，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

诚然，古巴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曾走过一段弯路。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古巴领导人的思想过于激进。到70年代前期，文化政策出现了过左的偏差。这段时期可称为“灰色的五年”。70年代后期，错误的政策逐步得到纠正，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年中，释放了许多被错误关押的人。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一些西方传媒多次提到古巴官方承认所关押的政治犯是2万人，或者更多。然而，事实真相是：第一，所谓“官方承认”是卡斯特罗只讲过一次，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政治犯”绝大部分是当时参与山区暴乱的违法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第三，2万人中还包括革命前的重案犯人。一些西方传媒不顾讲话的时间和有关情况，断章取义，不断重复“2万人”，甚至肆意夸大人数，旨在诬蔑古巴。一位严肃的美国学者指出，在古巴最困难的特殊时期中“所关押的政治犯人数有所增加，接近一千人”。

第三，党和国家对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是宽大的。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具有国际影响的两个案例，即：帕迪利亚案和逮捕75人案的处理情况。

埃韦尔托·帕迪利亚(1932~2000)生于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农村，在16岁时已发表诗作，后移居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古巴革命胜利后回国，表示拥护新政权。1960~1962年，政府让他以报社记者身份到欧洲和苏联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他从1963年起逐渐对革命不满，包括发表不好的诗作。他最得意的一首反对革命的诗是：

有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个人为了一个民族而牺牲/然而从来也不应该/整个民族为了一个人而牺牲

1968年，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盟的评奖团将帕迪利亚的诗集《不参加游戏》评为获奖作品。评奖团成员包括一些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作家。这一诗集中有这样一首短诗：

诗人！把他一脚踢出去！/他在这儿什么活都不干/他不参加游戏/他从不激动/从不清楚地表白自己的立场/他的眼睛看不到奇迹/时间都花在挑错上

获奖名单公布后，国内舆论有不同意见。《橄榄绿》杂志首先发表批评文章，认为这部诗集不仅不应得奖，而且应该受到批判。随后，文艺界人士纷纷发表批判文章，认为联系到作者过去的一些诗作，还有影射攻击革命的内容。1969年，一个名为凯斯勒的联邦德国教授来古巴访问，古巴安全部门以间谍罪将他逮捕。帕迪利亚与此案有关，因此也于1971年3月20日被捕。帕迪利亚被捕的消息传出后，30名欧洲和拉美左翼文化人士于4月9日通过法国《人道报》联名发表致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声称对古巴“用镇压的手段对付行使批评权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表示关切”。随后，卡斯特罗公开地对这些左翼人士提出尖锐的批评。同年4月25日，帕迪利亚被释放。27日，他在作家艺术家联盟召开的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数日后，卡斯特罗再次公开猛烈抨击这些左翼人士。5月22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60名文化人士第二封联名致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声称以逼供方式使帕迪利亚认罪，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最肮脏的年代”，包括其“镇压制度”等。帕迪利亚出狱后，政府根据他调换工作的要求，安排他到哈瓦那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79年，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人出面要求卡斯特罗让帕迪利亚移居国外。1980年3月16日，帕迪利亚被允许出国。后来，他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任教。2000年9月25日他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8岁。关于此案，有必要说明的是：第一，帕迪利亚的被捕是因为他与一个德国人的间谍案有关，而不是因为他发表了反对革命的诗作。第二，政府安排他到哈瓦那大学当教授，既发挥了他的特长又照顾了他的尊严。第三，当国外有人接受他时便同意他移居国外。第四，当第一封外国左派的公开信发表后，卡斯特罗的反应虽有些过度，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公开信的署名者中有些人曾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应古方邀请来古巴进行指导，他们回国后发表的论著严重歪曲了古巴的现实，卡斯特罗对此已十分不满。而这一次他们作为友人，完全可以先直接向古方了解情况后再做判断。可是，他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急忙地串联一些人，公开发表言过其实的谴责，力图施加国际压力，这显然是极不友好的行为，不能不使人愤怒。

下面介绍一下古巴逮捕75名不同政见者（又称异见者）的前因后果。2001年1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上台后便宣布要以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对付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此前，美国政府把古巴说成是世界上支持恐怖主义的七个国家之一，甚至美国的官员还诬蔑古巴在研制生物武器。2002年11月，美国政府派出一个名为詹姆斯·卡森的人担任驻古巴的美国利益照管处的主任。此人是个顽固的反古派，上任后利用外交邮袋带进了数千个收听反古电台的收音机以及小册子、传单、行动指示等。2003年二三月间，他多次召集异见者的头目们开会，讨论颠覆古巴的计划。他们的计谋是鼓动群众性的移民风潮，然后美国以制止向美国移民为借口入侵古巴。美国企图向古巴开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古巴政府为了国家的安全，果断下令逮捕这75人。由于政府采取了这一措施，古巴才终于避免了一场后果难料的战争。关于此案，需要说明的是，逮捕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政见，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古巴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从以上情况看，政府对帕迪利亚案的处理是恰当的，对逮捕75人案的处理则是依法行事的。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时期开始后，政府允许异见者移居国外，他们离开后仍保留他们在国内的财产；他们可以不受干预地向国内的亲友汇款和回国探亲。因此，他们不是政治概念上的“流亡者”。

二、把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质量作为革命的目标，使人民从文化生活的实行者变为创造者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说，“革命的目标之一和基本宗旨之一，是发展艺术和文化，使艺术和文化成为人民的真正的财富”，“我们也要创造使人民的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与此同时，革命政府应向人民普及文化，“尤其是开始到人民中去发现天才，把人民从实行者培育成创作者，因为归根到底，人民才是伟大的创作者”。为了贯彻这一讲话的精神，古巴先后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1962年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一年是古巴革命后的第三年，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革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开展扫盲运动，在一年之内把古巴的文盲率从革命前的23.6%下降到3.9%，使古巴一跃而成为拉美国家中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在全民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和中期先后建立起各种文化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建立的文化机构有近20个，涉及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这些机构中，多数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也有社会团体。

第三，实行提高与普及并重的政策，大力发展群众性文化组织。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小组和人数不断扩大，到1975年已有20万人，1985年发展到157.8万人。这表明古巴民众已十分广泛地参与了文化生活。

第四，为了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到1985年，全国有319家公共图书馆、222个专业图书馆和70个大学图书馆，有书店311家。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出版4000万册图书。到1989年，全国有报纸29种，其中日报18种，总发行量4.50亿份。全国有广播电台55个，其中全国台5个、国际台1个，日总播放量335346小时（1988年）。全国有电视台5个，日总播放量11091小时。全国有博物馆211家，文化之家262个，诗歌之家27个，画廊136个。

三、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进行斗争

根据古巴的国情，必须进行斗争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通过持续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使国民有成就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了文化自信。卡斯特罗曾说，古巴“是在特殊环境下同帝国主义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的”，“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思想、尊严和道德是正义的，我们有能力拿起这些武器向帝国主义的所谓消费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挑战”。的确，古巴接受了挑战并取得胜利。60年来，古巴集中进行过四次意识形态战役。

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古巴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于1980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加紧了对古巴的颠覆活动；二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邪路。在此情况下，古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惩治腐败、重振革命精神为主题的运动，“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进程”。这一进程在政治上增强了团结，为日后突发的大灾难储备了抗震的能量。

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内外夹击下，古巴领导人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思想战役，进行反击。在国内，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异见者在特殊时期日益活跃，到90年代中期，这股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国外，1992年末，美国开始加强对古巴经济封锁。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增派特务潜入古巴搞破坏，另一方面支持在美国的反古分子多次驾驶轻型飞机，侵入古巴领空抛撒反古传单，以制造混乱。1996年2月，美国政府强化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在此形势下，古共中央同年3月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卡斯特罗在会上宣布“不仅要在党内和干部中,而且要在全体人民中开展一场强大的意识形态战役”。

第三次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为了争取一名男孩回国，古巴当局再次发动全国性的声援活动。1999年11月22日，6岁的小男孩埃连·冈萨雷斯跟随其母亲和继父搭乘小船从古巴北部海岸出发，企图偷渡去美国。途中遭遇大风浪而翻船，包括埃连的母亲和继父在内的乘客大都落水身亡，只有埃连等3人被救起。美国移民局将埃连暂交他在美国的叔祖父照看。埃连的生父胡安·冈萨雷斯得知后要求将埃连送回古巴同他一起生活。由于美国的右翼政客和流亡美国的反古组织的插手操纵，美国司法部门企图扣住埃连不放。古巴民众得知这一情况后强烈反对。卡斯特罗表示坚决支持其生父的正当要求，号召广大民众参与声援。经过长达7个月的斗争，2000年6月28日埃连终于回到古巴。卡斯特罗说，要回埃连是“古巴人民有史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第四次是在21世纪之初。2001年2月，以奥斯瓦尔多·帕亚为首的一批异见者要求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以否定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帕亚等异见者经过一年多的鼓噪，于2002年5月将凑满1.1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正式提交全国人代会。然而，此时全国人代会收到另一份请愿书，即由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等8个群众团体提出的、载有819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通过全民公决，重申古巴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宣布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侵犯的”。于是，全国人代会决定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修宪问题。结果是所通过的决议申明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更改的”，并将此决议作为“特别条款”载入宪法。至此，异见者鼓噪多年的图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四、忠实继承古巴历史上革命的文化传统，在国民中培育文化自信

古巴领导人一贯把今天的革命斗争视为历史上革命斗争的继续。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上说：“从光荣的拉德马哈瓜时期起直到今天，革命的旗帜一代又一代地被传了下来。”古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不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也均承袭原作，这在当时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所举行的古共四大的口号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将是永远的巴拉瓜！”1992年修改的宪法把爱国、反帝的民族英雄马蒂的思想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之一。2019年的新宪法将菲德尔思想列入全民的指导思想中。这些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努力为国民增添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不仅如此，古巴的先进文化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从20世纪末开始，拉美国家中先后上台执政的左翼政府纷纷效法古巴的经验，在本国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二是古巴多年来对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大量的教师和医生，进行支教和行医，他们的敬业精神获得这些国家的赞誉。三是21世纪初，古巴向17个国际体育组织派出了100多名国际裁判，还向一些国家共派出数以百计的体育教练和运动员。上述活动大大地改善了古巴的国际形象。2018年11月，当古巴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时，受到除美国和以色列外的所有国家的支持。

综上所述，这些经验的取得归根到底还在于古巴党和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重视。在世界上，古巴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看，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经济也不发达。然而，古巴却是一个被世人所公认的教育强国、医疗强国、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这是一个奇迹，而古巴的上述经验则是创造奇迹乃至该国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