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变成现实，实现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创举。长期以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此问题进行过多次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针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所谓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的攻讦，列宁深刻指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值此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检视上述问题，重温列宁的有关著述并从中获取革命辩证法的宝贵思想滋养，是向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致敬的最好方式。

　　必然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十月革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其发生离不开人民的革命激情和主动选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加速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而且也使各国无产阶级面临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列宁着意加强唯物辩证法研究，并用以指导俄国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问题提到列宁等人面前，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列宁不仅以其对革命辩证法的伟大创见赢得了这场争论，而且以其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获得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发生的。考茨基等人依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理解，责难十月革命搞早了。其中，考茨基攻讦说，俄国并不具备生产力大规模发展、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等革命条件；布尔什维克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动的革命，结果就像孕妇为了缩短怀孕期而“疯狂万分地猛跳”生下来的“早产儿”。对于这种看似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责难，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通过全面分析俄国革命形势，批驳了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等说法。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恩格斯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列宁也明确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俄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十月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特殊的环境为十月革命造就了阶级条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但是，它具有分布集中、革命要求强烈、同农民有着特殊的联系等突出特点。而持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十月革命造就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主观条件也已具备。布尔什维克为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人民大众提出了结束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的强烈愿望，社会进步人士有挽救和保护民主革命成果的迫切要求。布尔什维克正是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要求，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

　　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一样，都遵循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但社会发展史毕竟不同于自然发展史，它还要体现人民的选择性。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考茨基等“博学的”先生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喋喋不休地重复强调俄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列宁回应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十月革命绝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绝不是布尔什维克为缩短社会主义的“怀孕期”而“疯狂猛跳”的结果。在俄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时，布尔什维克断然采取措施发动十月革命，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能动性。这也生动表明，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与选择性、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统一：世界历史不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在早年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为了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性、统一性。后来，他也多次论述了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多样性。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原始积累所造成的资本形成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列宁在探索俄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1894年，他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时就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1915年，列宁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论述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强调“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次年，他将这一哲学思考具体运用于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分析，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如果忽视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而以“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而一律用浅灰色描绘这方面的未来，那只会导致理论上的贫乏和实践上的可笑。列宁形象地讽刺说：“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而已。”

　　难能可贵的是，列宁不仅以此分析俄国革命，而且还用以放眼东方——“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一科学的革命预见，在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生动证明。“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列宁告诫各国共产党正确对待俄国经验的这段论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终将取得胜利

　　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在形式上体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在过程上体现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在俄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列宁对其中的难与易作了深入的辩证分析，表达了“开始容易完成难”“夺权容易建设难”的深刻见解。他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一方面，列宁始终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终胜利。1908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时期，在“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的论调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列宁一再表明自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1918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

　　另一方面，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在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具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革命者必须对此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引用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说：“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并且强调，“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谁就不是革命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利的情况下，列宁在坦率地承认错误的同时明确指出，这是前进中的曲折，“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他带领布尔什维克积极调整，最终找到间接过渡这条适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又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它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各种困难、经历许多曲折。普列汉诺夫曾经预测过俄国社会主义之路将遇到的困难，结果他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比而言，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解决困难的不懈探索、对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念。列宁早就告诫人们：“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近30年过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顽强前进的趋势，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生机，充分证明了前述论断的正确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