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流派德拉沃尔佩学派的代表理论家，卢乔·科莱蒂对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和平的议会道路”提出了批判，认为后者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歪曲。科莱蒂认为，葛兰西的人民阵线理论是对列宁如何在落后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立足于意大利落后国家的现实，但以葛兰西人民阵线理论为基础的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只强调联合，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辩证法，无法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科莱蒂对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的批判是在理论层面的一种纠偏，并没有提出实践中的具体对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困境。

关键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学派;卢乔·科莱蒂;“和平的议会道路”

落后国家如何实现民主革命，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乔·科莱蒂关注和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以反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采取的“和平的议会道路”。科莱蒂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出发，论述了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在政权形式和议会斗争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偏离。【1】科莱蒂认为，葛兰西的人民阵线理论，在列宁主义基础上阐述了落后国家意大利如何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实现革命性突破的策略，而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抛弃了葛兰西思想的列宁主义来源，实质是用葛兰西的理论为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做掩护。【2】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流派德拉沃尔佩学派的代表人物，科莱蒂是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的始作俑者，但纵观他对议会斗争问题的探讨，他自身也未能幸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困境。

一

为了揭示意大利共产党“和平的议会道路”所包含的历史局限性，科莱蒂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批判，探讨了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的问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其探讨的主要文本。在《国家与革命》开篇，列宁就提出:“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3】列宁指的是，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过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一阶段也展现出了新的特点，工人阶级政党开始在一些国家夺取政权，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4】科莱蒂沿袭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认为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后，应该进一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认为旧的国家机器带有特定的阶级性，不可能通过改造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5】。

列宁认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基本的东西，但当前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歪曲。一方面是阶级调和论，这在革命的过程中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6】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理论的错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没有进一步推进群众的革命运动，而是走向投降妥协。另一方面是考茨基主义的“超阶级论”，“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7】，但它认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可以把旧的政权形式拿来为我所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歪曲在列宁看来形式更为隐蔽，但也更为有害。

科莱蒂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后来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存在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认为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就实现了革命的目标，而没有进一步探讨新成立的国家和政权形式等问题，“好像革命的唯一标志就是暴力，其他一切———政权性质的转变、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等等———都无关紧要”【8】，因此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似乎仅仅在于，前者支持暴力革命，而后者反对暴力革命，提倡走和平道路。科莱蒂认为，“革命与暴力”乍看上去似乎一味强调夺取政权，消灭旧的统治阶级，充满了对暴力革命的颂扬，正是这一解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一直到50年代成为对《国家与革命》的主流阐释。甚至直到1953年，任何共产党员(包括意共成员)如果敢于质疑暴力的必要性，那就会发现自己和现在敢于质疑“和平的议会道路”的人处于同样的境地。【9】这造成的后果是，即使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出现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集权化倾向，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也没有从理论上得到澄清和批判。因此，科莱蒂认为，革命并不能等同于暴力夺权，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才是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政治性质，而不是之前的斗争形式，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斯大林主义传统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蔑视”。【10】

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抛弃了暴力革命路线，走和平的议会道路，但同时意大利也存在一小部分极左团体把革命还原为暴力问题，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科莱蒂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厘清革命与暴力问题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科莱蒂认为，革命的基础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即一种对立于人民、脱离于人民的权力，代之以一种新形式的权力。对于列宁来说，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摧毁，因为它的基础是权力对于人民的脱离和异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被禁止参加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体制都排斥和限制广大群众参与政治，参与民主。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夺取了政权，没有摧毁这一国家机器，反而继续利用这一国家体制，这只会延续权力与群众之间的隔离，延续群众的依附地位和从属性。科莱蒂认为，《国家与革命》的基本观点在于，如果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着把自身从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使生产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下，那么在这一经济解放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形式只能立足于生产者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11】

因此，暴力革命的关键并不在于推翻现政权，而在于摧毁把工人阶级和权力割裂开来的体制机制，把权力直接交还给人民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自我决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13】，把权力直接交给人民，而如果不首先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在马克思看来，粉碎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对于任何真正的群众革命来说，都是首要条件。而列宁的评论则是，在革命进程中，“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14】。因此，打碎旧机器就是摧毁由资产阶级国家强加于民主的各种限制，就是从一种狭隘的、有限的民主过渡到一种全面的民主，全面的民主在性质上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它“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15】。列宁在这里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来形容这一转化:“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16】

科莱蒂认为，列宁与考茨基论争的意义在于，对列宁来说，革命不仅仅是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它也是把一种类型的权力转变成另一种类型的权力。对他来说，这二者是统一的，因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是对自己进行管理的工人阶级。这也是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序言》中所提出的，“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17】。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人轮流进行管理，而不是形成新的统治集团来代表人民进行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并且不久将适应这种无人统治的局面。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议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关，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巴黎公社时所说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而“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18】列宁认为，“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击中了现代议会制的要害。对于列宁来说，社会主义是以群众的名义对权力进行管理，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因为它必须消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科莱蒂认为，简单地夺取政权而没有同时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暗含了超阶级的国家理论，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宣扬“和平的议会道路”也遵从了同样的逻辑，这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代议制的批判。科莱蒂认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严肃地批判议会制方面很少能和《国家与革命》相媲美的，它所要求的不是对议会制的改革，而是取消议会制，代之以“委员会”或“苏维埃”等类型的代表机构，用列宁的原话来说，就是“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19】。列宁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社会主义阶段仍需要国家而言，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残余。“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20】因此，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21】。

二

科莱蒂从列宁的著作和思想中获益良多，在一次访谈中，科莱蒂谈到，“我的精神历程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意大利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在与法西斯主义抗争的最后岁月中，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克罗齐和詹梯利的新唯心主义哲学。1949年写作关于克罗齐主义的博士论文。1950年加入意共，主要原因是受列宁著作的影响，而不是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2】。科莱蒂认为，战后十年也就是从1945年到1955年，意大利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辩证唯物主义，陶里亚蒂认为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纲要过于粗陋和教条，对于他希望争取的意共知识分子来说是远没有吸引力的。陶里亚蒂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意大利历史主义———维科和克罗齐的继承者，换句话说，一种不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之前的思想背景做真正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克罗齐主义者，意共只是要求他们往前走一小步，接受一种吸收了克罗齐哲学的基本元素的历史主义，仅仅排斥克罗齐主义中非常唯心主义的成分。德拉沃尔佩学派和历史主义的争论在于:历史主义认为意大利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只能实现民主主义目标，强调意大利社会的特殊性;而德拉沃尔佩学派则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想出发，强调落后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点。【23】

葛兰西的人民阵线理论是意大利共产党走“和平的议会道路”的理论基础，科莱蒂从对葛兰西的人民阵线理论的重新阐释出发，揭示了意共“和平的议会道路”政策的不足。科莱蒂的分析的切入点是朱塞佩·费奥里的《葛兰西传》，他认为，在众多关于葛兰西的研究中，朱塞佩·费奥里的《葛兰西传》很有价值，它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共产国际六大之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及其代表的意共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待人民阵线理论的不同态度，但费奥里的贡献与其说揭示了这一分歧，不如说第一次把这一分歧放到了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24】费奥里把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归结为党内的宗派主义，认为人民阵线理论是葛兰西的独特贡献，而共产国际七大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意共重新走向葛兰西思想的契机，陶里亚蒂放弃了之前宗派主义的路线重回人民阵线理论。科莱蒂认为，费奥里看到了分歧，但错误理解了这一分歧的实质，问题并不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而在于人民阵线理论的出发点。【25】

葛兰西人民阵线理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科莱蒂认为，在1926年至1932年之间，葛兰西的政治思想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但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基本的方面。这一基本的方面是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意大利作为落后国家的现实。葛兰西认为，尽管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和俄罗斯一样，意大利作为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它可以而且应该第一个被打破。鉴于意大利社会落后的性质和当时的局势发展，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就需要特定的策略:由于意大利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大多数，它必须赢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这些盟友，无产阶级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不可能的。”【26】结成同盟的需要立足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形成一个足以发动革命的力量(党把暴力夺取政权视作自身目标)，能够获得民众共识来采取行动。列宁在1917年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些都迫使他们寻找盟友。那么谁是盟友呢?列宁认为，“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27】。这些小资产者就是盟友。另一方面，俄国人民群众越是缺乏组织经验，就越应当决定性地为他们的行动建立组织结构。“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28】

科莱蒂认为，葛兰西可能没有读过这些著作，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列宁是一致的。葛兰西认为，为了清除法西斯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意大利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赢得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广泛支持。夺取权力的直接斗争只是这些阶层逐步才能取得的目标，因此当前的目标是利用现有制度和机构来进行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科莱蒂认为，如果说近期目标是进入议会，在议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斗争，那么“超越近期口号的可能性———这标志了赢得这些社会阶层，改变力量关系对比以利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段———要求党的行动也应当以反对各种社会变革和平方案为目标”，以向意大利工人阶级展示，无产阶级革命是意大利唯一可能的道路。【29】因此，费奥里的著作从路线斗争出发解释葛兰西思想，削弱了人民阵线理论的基本内涵，“例如在《新秩序》早期对反对民主主义的强调，它在工人阶级斗争中形成了特定的形式和制度特征，从1919－1920年的委员会到1924－1925年的工人和农民委员会”【30】。也就是说，在落后国家开展革命运动，人民阵线理论在强调联合的策略之外，更注重工人的组织形式和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

科莱蒂对葛兰西的解读突出强调了葛兰西思想和列宁思想之间的联系，这明显区别于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31】其实在人民阵线理论外，葛兰西还从另外一个方面阐发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即提出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探讨了落后国家如何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实现跨越式革命。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相反，不是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落后的农业国，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远远超出束缚它的生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也没有激化到不可缓和的地步。“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32】但十月革命与其说背离了《资本论》中的分析，不如说它是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更好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葛兰西区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般论述和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特殊时刻。在正常时期要形成无产阶级的集体意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还需要广泛的阶级斗争经验。“在正常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两个阶级通过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贫困和经常的艰难困苦，因而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它参加斗争，强迫资产阶级改善生产技术并使之更加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可是，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人倒毙路旁，这就使得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需要更加迫切;群众经常处于动乱状况，由于这种混乱，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种秩序。他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33】

但是在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并没有经历一个漫长的自我演化和觉醒过程，“作为三年多累积起来的苦难的结局，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一开始是机械的，而在第一次革命后，便主动地和自觉地一致起来”【34】。但同时，葛兰西也认为，这种人民意志的觉醒并不是在战争中抽象地发展的，它之所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是吸取了别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是建立在别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宣传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35】。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积极利用别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俄国人民，或者至少是少数的俄国人民，在思想上已经有过这些经验。俄国已经超出了这些经验，现在它将利用这些经验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同它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一样”【36】。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可以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各种成果，包括思想成果，“现在，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因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成熟水平”【37】。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已经在别处发展起来的各种物质和思想成果，作为自身求解放的斗争的基础，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实现革命性突破。正是在这一世界历史视野中，人民阵线理论作为落后的意大利社会的一种革命策略才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因此，如果说科莱蒂揭示了葛兰西人民阵线理论作为落后国家的革命策略，和列宁思想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脱离意大利社会的现实，落后国家的历史现实始终是葛兰西探讨十月革命和列宁思想的出发点。正如费奥里在《葛兰西传》中所提到的，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列宁主义理论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时他也坚信，“革命的战略必须符合意大利的特殊情况，必须创造性地吸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一贯认为，每个国家必须把本民族的历史经验与国际进程结合起来”【38】。

科莱蒂认为，葛兰西的人民阵线理论立足于意大利落后的现实，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却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辩证法，拥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失去了超越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眼光。“它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保卫实际上只是一种策略，从来都不意味着要使资产阶级民主制超越其阶级局限，变成国家的一种革命性转型”，“不是被用来在国家内部推进斗争和达到成熟状态”。【39】因此意共对葛兰西人民阵线理论的阐释服务于其“和平的议会道路”，为其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而在落后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则被抛弃了，这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能现成掌握资产阶级政权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述背道而驰。

三

科莱蒂反对意共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并不是要走极“左”路线，提倡暴力革命反对议会斗争，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议会斗争的论述出发，探讨如何认识和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他一方面认识到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通过参加议会介入政治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走议会道路要时刻铭记议会民主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超越议会民主的历史使命。科莱蒂认为，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代议制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对现代民主国家批判的主要观点。在列宁那里，议会民主的本质跟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保障和维护资本利益的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找到的最适合自己的上层建筑:“‘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40】。”

因此，自由民主制的本质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41】。自由民主保障的是有产者的权利，它用抽象的普遍的民主形式掩盖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对议会的批判也就是对自由民主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是对议会制的反民主本质的批判。科莱蒂指出:列宁在揭示了议会制的实质从而批判了考茨基等人对直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后，列宁指出，纯粹地批判议会制而走向无政府主义也是不对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摒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42】。

那么，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走议会道路的问题呢?科莱蒂主张回到列宁和恩格斯的论述，认为应当积极利用议会这个“崭新的斗争方式”，争取工人的民主权利。科莱蒂引述了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批评，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应当积极利用议会斗争形式，争取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43】但同时科莱蒂也指出，议会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忘记这一点就忘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出发点。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44】。

因此，科莱蒂对意共“和平的议会道路”的批评在于，认为陶里亚蒂持有和考茨基类似的超阶级论，即认为议会可以成为一种超越阶级的中立的工具，把赢得议会多数视为奋斗目标。“虽然它承认议会制有其阶级属性，但不认为是议会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归结于制度本身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贿选等。他们更愿意强调议会制本身的这些技术性问题，从而提倡‘真正的议会’”【45】。这些对议会民主的技术性批判，在科莱蒂看来，“就像共产主义传统中曾经盛行的看法一样，这是一种初级的批判，它没有对自由民主制作出阶级分析，没有认识到议会制的发展是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用主观术语来评判议会民主制，仿佛它是统治阶级随意‘发明’的一个制度，用来愚弄人民。就像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一样，他认为宗教仅仅是教士们的一种发明，这一批判的肤浅和无力性是显而易见的”【46】。

科莱蒂的论述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展开，这也是德拉沃尔佩学派的一大特色，正如科莱蒂所说的，“我从德拉沃尔佩的著作中学到的基本的一条，是要对马克思的著作持一种绝对严肃的态度，要立足于对原文的直接阅读和真正的研究”，而且，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局限于某个经典文本，而是包括对马克思著作的整体把握，“对德拉沃尔佩来说，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关键的起点，但这只代表了对马克思著作的直接掌握的开始，它必然以对《资本论》本身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为结果”。【47】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马克思著作本身的阅读，并不能代替对自身所处历史阶段具体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总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48】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斗争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的论述，始终立足于对实际革命形势的具体分析，并且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变化，那么在议会斗争问题上，科莱蒂并没有涉及意大利当时的社会运动的具体情形，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斗争策略。

科莱蒂的基本判断是，意共“和平的议会道路”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议会斗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葛兰西人民阵线理论的初衷，无法使落后的意大利作为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实现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进展。这一判断是与他对当时东西方革命总体形势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东西方社会都遭遇了普遍危机，苏共二十大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能迎来真正的创新性发展。“1956年到1964年间，我逐渐认识到，苏联政权本身和西方共产党，都无法完成回归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必须的深刻转型”【49】，即都没有实现一种真正的革命创新，用社会主义民主或革命民主取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科莱蒂认为，东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表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只是革命成功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50】同时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因为暴力革命不再可能，所以更多的是在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现实的工人运动的脱节。

科莱蒂最早在与佩里·安德森的访谈中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一命题，认为“十月革命之后，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革命被镇压，无产阶级遭遇了失败，马克思主义仅仅成为了大学校园中的学术思潮，生产出纯理论或文化反思性作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和学术现象”，并得出结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已经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51】科莱蒂认为，对陷入长期危机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走出危机的唯一方式是对经典文本没有涵括的新的现实进行阐释，因此考茨基的《农民问题》、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是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理论分析同时包含了革命策略的要素，既有认识论上的价值，同时也具有实际的战略意义。科莱蒂认为，这样的著作，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局限，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他自己的著作，不管是《从卢梭到列宁》，还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探讨中。【52】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和平的议会道路”的批判也仍然停留在这一困境中。

科莱蒂在回顾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的经历对他而言产生的两大影响时说:“一是使我这样的书斋知识分子第一次与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民众有了真正的接触，二是党的政治活动让我克服了某种形式的书呆子气，同时更好地理解了政治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52】。但这种改变显然还没能够使他像葛兰西那样，立足于对自己所处时代意大利社会的特殊性进行深入考察，使自己的理论成为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表达。科莱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归结为西方社会中工人运动的衰落，但在科莱蒂写作的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和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日趋高涨，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安东尼奥·奈格里等理论家扎根于工人运动，尝试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工人运动进行及时的理论总结，他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非生产性劳动”等概念以及《大纲》《资本论》等著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力图对新的斗争条件和社会现实进行阐释。【54】而“宣言派”理论家卢乔·马格里则和科莱蒂相反，对意大利社会提出了新的诊断，认为意大利已经脱离落后状态，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腾飞的同时带来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运动面前，意大利共产党和传统左翼力量不能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失去了对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55】

如何看待科莱蒂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跟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列宁的论述。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研究时提到，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出现之前，对巴黎的工人运动并不抱太大希望，甚至认为推翻政府的企图是绝望的蠢举，但当起义真正发生时，“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而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一事件，并且积极地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理论阐释，“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56】比较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科莱蒂虽然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并表达了自己克服这一“脱节”的愿望，但实际上仍然停留在观念领域，没有对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议会斗争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进行深入而切近的分析，根据实际的运动来检视自己的理论，而是用掌握的理论来裁剪现实的革命运动。因此，认识活动不能代替真正的实践，科莱蒂认识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困境，并对此作出了深入分析，但自身没能克服这一困境，迈出走向实践的真正步伐。

德拉沃尔佩学派是葛兰西之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无论是德拉沃尔佩还是卢乔·科莱蒂，都给我们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从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出发，探讨马克思到底有没有政治哲学;提出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存在回到康德还是回到黑格尔两种研究路径;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这些论题今天仍然是我国学界热议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也要回到提问的历史语境，因为不同的提问方式已经包含了不同的答案，而我们对这一原初历史语境的追溯，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注释：

【1】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Ｒeview，July-Aug ，1969，Ⅰ/56，pp. 19－26．

【2】 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Ｒevolution，New Left Ｒeview，Jan-Feb，1971，Ⅰ/65，pp. 87－94．

【3】【4】【5】【6】【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4－175、176、200、180、181 页。

【8】【10】 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74，Ⅰ/86，p. 22、p. 23．

【9】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69，Ⅰ /56，p. 20．

【11】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69，Ⅰ /56，pp. 20－21．

【12】【17】【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1、110、156 页。

【13】【14】【15】【1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0、211－212、215、215 页。

【19】【20】【2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5、266、269 页。

【22】【23】 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74，Ⅰ/86，p. 3、p. 5．

【24】【25】 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Ｒevolution，New Left Ｒeview，Jan-Feb，1971，Ⅰ/65，p. 5、p. 90．

【26】【29】【30】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Ｒevolution，New Left Ｒeview，Jan-Feb，1971，Ⅰ/65，p. 91、p. 91、p. 92．

【27】【28】 《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2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54、166 页。

【31】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74，Ⅰ /86，pp. 3－28 ．

【32】中央编译局编译: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10 页。

【33】【34】【35】【36】【37】中央编译局编译: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11、11、12、12 页。

【38】［意］朱塞佩·费奥里: 《葛兰西传》，吴高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 页。

【39】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Ｒevolution，New Left Ｒeview，Jan- Feb，1971，Ⅰ /65，p. 93．

【40】【41】【42】【43】【4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6、218、218、242、192 页。

【45】【46】 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69，Ⅰ/56，p. 23、p. 24．

【47】【49】【51】【52】【53】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Ｒeview，July-Aug，1974，Ⅰ/86，p. 8、p. 6、pp. 27－28、p. 28、p. 4．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0 页。

【50】Lucio Colletti，The Question of Stalin，New Left Ｒeview，Ⅰ /61，May-June，1970，pp. 61－81 ．

【54】参见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edt. ，The Ｒ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55】参见 Lucio Magri，Italian Communism in the Sixties，New Left Ｒeview，Mar-Apr，1971，Ⅰ/66，pp. 37－52; Lucio Magri，Problems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Ｒevolutionary Party”，New Left Ｒeview，Mar-Apr，1970，Ⅰ / 60，pp. 97－128 ; Lucio Magri，The May Events andＲevolution in the West，The Socialist Ｒegister，1969，Vol. 6，pp. 29－53．

【5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8－209 页。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