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19年3月6日并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其存续的24年期间里，在65个国家建立了76个支部，发展了300多万党员，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学术界中存在不同的看法。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窗口，借助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视角重新考察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回答我们“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并激发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联合问题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发挥作用提供历史镜鉴。

一、共产国际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问题。因此，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首先要将其放在共产国际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考察。

　　长期以来，世界共产党和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共产国际的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历史功过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各国共产党和学界掀起了重新评价共产国际的热潮。对于共产国际的评价，目前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是否有必要建立共产国际，以及如何客观评价其历史功过。

（一）是否有必要成立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有部分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是“早产儿”[1]，认为列宁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成立这一国际组织为时过早，共产国际是国际共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够的产物，是必然要诞生但又过早地产生的不成熟的果实[2]。还有学者否定共产国际创立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带有偶然性，是“主观意志支配的”产物。这种看法的主要理由是：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为了搞世界革命，但历史表明世界革命并未到来，共产国际的成立是非必要之举；共产国际日后在指导各国革命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所以这个组织的存在没有必要；共产国际后来成为苏联推行大国、大党主义的工具，因而共产国际的成立弊多利少。[3]大部分共产党人和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不是“早产儿”或某人“主观意志支配”的结果。从共产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等方面来看，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从历史背景来看，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基于当时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国际是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是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的论断，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领导人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了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使命。与此同时，欧亚等地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出现了革命高潮，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应对时代挑战，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和担当，作出了成立新的国际的历史性抉择，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攻击。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共产国际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功的革命需要三个条件。其一，统治阶级无法用传统手段统治国家；其二，大多数工人在现有制度下看不到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其三，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组织有序、具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坚定地夺取政权的意愿的共产党。[5]显然，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各地反殖民主义战争，说明前两个条件已经具备。而共产国际成立之时，列宁立足于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实，对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深刻揭露，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爆发并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他对如何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列宁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团结为共产国际成立提供了阶级和组织准备。在1915年，列宁就开始筹建新的国际，做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左翼力量，推动各国社会党左翼组建共产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阿根廷、希腊和德国的革命左翼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及左翼力量的发展和不断壮大，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的、必然的结果。

（二）共产国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

　　共产国际在其存续的24年间，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其历史贡献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的成立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共产国际开展的工作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共产党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并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6]

　　第二，指导和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并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派代表直接帮助和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或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帮助它们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明确当时历史条件下革命的主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为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培养了革命骨干力量，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从而维护了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建立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在共产国际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法国、西班牙和中国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三）共产国际存在的失误和过错

　　共产国际在其存续期间犯有一些错误，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共识。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年的2019年，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反思，认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过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和僵化的运作方式削弱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二十一条”即《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7]。这一高度集中组织原则对于提升初生的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和组织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各国共产党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壮大，这一制度的弊端逐渐凸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俄国的利益凌驾于各成员国的利益之上，导致共产国际沦为维护苏联的政治工具；二是将不符合各国国情的政治指示强加给各成员党，各国共产党没有自主决策权，导致一些国家的革命遭遇失败。

　　第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失误导致路线混乱和革命性被削弱。一方面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列宁对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国际派采取团结的态度。但是，共产国际五大把社会民主党不加分析地全部划入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范畴。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变化，导致社会民主党最终与反共、反苏的势力合谋，并开始攻击和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七大确立的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对社会民主党施压，促其发生“革命化”转变，直至与之合作的一系列主张，对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造成困惑，逐渐削弱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初始路线，增强了共产国际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甚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实行阶级妥协的欧洲共产主义和“新左派”埋下了种子。[8]

　　第三，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让一些党无法接受。共产国际将苏俄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国情的差异，把苏俄经验不加区分地推广到其他国家，致使苏俄经验在各国水土不服，使一些国家革命遭遇挫折。土耳其共产党指出，共产国际成立后，“保卫苏维埃，维护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共产国际各党的首要任务。于是问题也出来了——共产国际旨在保卫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有时被理论化为一种普遍的、无条件接受的战略”[9]。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中既有共产国际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也有与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我国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关于如何评价二者之间关系，周恩来早在1960年7月的一次会议就指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0]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客观和辩证的，既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存在错误。本文据此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进行回顾和考察。

（一）第一个八年（1919年3月—1927年7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提供重要指导和帮助

　　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的头一个八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从思路路线、革命策略、干部培养和财政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帮助。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指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俄国人之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不仅提供了经费资助创办党的刊物，同时还派出代表到中国亲自指导。例如，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代表部维经斯基于1920年春来到上海，亲自为《新青年》《劳动界》撰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马林也为《共产党》月刊撰写文章；共产国际还在上海建立《俄华通讯社》，翻译介绍和刊载苏俄、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在上海开办外国语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马克思主义的骨干。这些帮助坚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走俄国人之路”的信心。

　　二是推动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正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11]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联系“南陈北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一行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探讨了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经过多次座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一致的估计”[12]，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成员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纯统、杨明斋、李达共八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在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李大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广州、武汉、济南、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1921年6月，马林被共产国际正式派往中国，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与其同行的还有赤色国际工会的尼科尔斯基。

　　三是帮助中国共产党认清当前阶段的革命性质和主要任务。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国革命运动同世界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他们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简单地归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开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13]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何开展国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四是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也帮助国民党改组，并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俄共（布）中央应孙中山邀请，派鲍罗廷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帮助起草了国民党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1922年8月，马林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即“我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加入孙逸仙的国民党，并主动成立单独的工会组织”[14]。中共中央“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15]。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正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广州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五是帮助建立学校培养革命干部队伍。一方面，为帮助孙中山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和广东根据地，苏联政府派遣了切列潘诺夫、尼古拉·捷列沙托夫、弗拉基米尔·波利亚科等作为顾问推进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且向军校内的教官及学员教授政治和军事经验。黄埔军校的教学工作得以大力展开，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另一方面，还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大学接收中国学生，培养革命干部。中山大学在其成立的五年内，共招收四期，培养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要员。[16]

　　六是为中国革命活动提供大量的财政和物资援助。尽管无法取得完整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各种资料来源，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为中共提供着财政援助，其中前十年左右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要的临时性专项拨款形式。共产国际对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17]此外，共产国际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24年10月运到黄埔军校的苏联枪支8000支，1925 年第一次拨款10万卢布作为黄埔军校的经费”[18] 。

　　总体而言，共产国际成立的前八年对中国革命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指导上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对国民党右翼的妥协退让，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共产国际在国民党二大和中山舰事件上的妥协退让给了蒋介石发展势力的机会，把革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士身上，致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最终失败。

（二）第二个八年（1927年7月—1935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共产国际召开七大，中国共产党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

　　一是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代表俄共（布）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三阶段论”犯了严重的“左”的路线错误，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罗明纳兹以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认为革命性质是“不间断革命”。罗明纳兹对中国民主资产阶级缺乏具体分析，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提供了土壤。它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倾向。他指责南昌起义前线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因此，他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他还指责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并给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罗明纳兹的错误指导下产生了，并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左”倾盲动的指导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是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导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共产国际于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六大认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主要错误是右倾，所以要急速“左”转。同时，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绝对化，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李立三对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过度运用和发展，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策略总路线”。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之后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总结大革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其方针政策更加向“左”发展。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安排下，会议选出新政治局委员16人，王明负责实际工作。四中全会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忠实”的口号。王明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照搬照抄到中国，“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提出了很多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政策策略，譬如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无视中国革命中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19]；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在党的各项政策问题上，提出了许多超越民主革命的政策；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片面夸大党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认为这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白区革命力量全部丧失，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3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20]

　　在革命的生死紧要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伟大转折，自此中国走上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三）第三个八年（1935年7月—1943年6月）: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助力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民族主义战线的决策，通过《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按照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起在陕西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完成后，开始进行第二次的国共合作。最终，蒋介石在1937年9月23日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国共合作对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主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不小的错误。首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苏联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过早地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方针，导致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其次，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实质上是要求中共停止阶级斗争、一切服从国民党，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

三、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经历了曲折和艰辛，并取得辉煌的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既是中华民族的成就，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成果。尽管中国共产党不谋求领导地位，但客观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21]与此同时，近年来各国共产党加强了多边、双边联系和交流，加强国际和地区层面各党间的相互沟通、经验分享和团结协作，世界各国共产党加强国际联合趋势日趋明显。[2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明显趋势，但这还不等于“社升资降”。如何推动“东升西降”转变为“社升资降”，这是21世纪的时代课题，也是重大任务，我们研究国际共运要树立这种历史担当。[23]

　　因此，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从中得出有益启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履行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使命来说，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结合当前的时代条件，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一）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条件的思想

　　各国共产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国际联合是必经之路。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并且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共产党宣言》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并在宣言的最后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作为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原则加以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各国工人政党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列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些国际组织都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在很大程度上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了国际联合思想有关。世界各国共产党在回顾共产国际百年历史经验教训时普遍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必须在坚持国际主义的旗帜下，重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25]

（二）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理想团结和统一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为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理想，才能找到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目标方向。2019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百年之际回顾其历史经验教训时得出一点启示：要时刻对夺取政权作好准备，任何人都无法预测革命会在哪一天爆发，只有在思想理论和斗争实践上作好准备，才能抓住革命的机会。[26]在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共运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被各种机会主义肢解。

　　各国共产党认为，意识形态的统一往往比革命运动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更为重要。所谓意识形态的统一，指的是对当今时代问题的性质、帝国主义的本质、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相一致。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对上述问题存在不同看法，需要加强各党之间的联系，通过党际交流、学术论坛等各种方式加强交流和沟通，争取达成更大共识。

（三）遵守党际交往基本原则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提出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联合思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以及各国党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对指导当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列宁关于各国革命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以及尊重各党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仍然是各国共产党制定对外交往原则的理论依据。[27]然而，在实践中，共产国际并未把握好各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将联共（布）的意志置于各国共产党之上，最终导致共产国际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吸取共产国际的教训，在建国后与外国各种类型政党交往实践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一原则对21世纪的党际交往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应当吸取共产国际的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提下，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时代的国际交流合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各国共产党始终未曾放弃的口号。当今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下，“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明显，社会主义的理念更加具有吸引力，在世界动荡中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定力。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在疫情和所谓人权方面合围中国和抹黑中国的企图，国外一些共产党和政治组织积极发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国外共产党的这一态度，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和蓬勃发展，更是基于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广泛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沟通、合作与交流，探讨治国理政和长治久安的经验，增进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分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秘诀，尤其是让世界各国更加深入了解并赞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21世纪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和共同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旗帜。

　　注释：

1.邢文增《共产国际百年回眸:国内外学者和政党的视角》，载于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9页。

2.陆少华《论共产国际的“早产”及其消极影响》，载于《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3.参见《国外一些著作关于共产国际的评论》，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0辑;[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刘淑春《以历史反观现实——国外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探索实现国际联合之路》，载于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5.刘淑春《以历史反观现实——国外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探索实现国际联合之路》，载于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6.[俄]根·安·久加诺夫《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4 页。

8.刘淑春《以历史反观现实——国外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探索实现国际联合之路》，载于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9.https://www.initiative-cwpe.org/en/news/Speech-by-Kemal-Okuyan-TKP-Secretary-General/，转引自刘淑春《以历史反观现实——国外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探索实现国际联合之路》，载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8页。

1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载于吴少京《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版第48页。

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载于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14.《共产国际执行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2年12月29日）》，载于黄修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1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于《“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1页。

16.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联共（布）视角下的中国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17.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18.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19.《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20.马红霞、马熙敏编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21.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载于201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22.潘金娥《201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革、调整与复兴》，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流砥柱》，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m.cssn.cn/zx/zx_bwyc/201912/t20191211_5057393.htm。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 1 卷第 419 页。

25.参见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63页。

26.刘淑春《以历史反观现实——国外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探索实现国际联合之路》，载于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27.王创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论文。

　　（作者：王子凤，yl23455永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潘金娥，yl23455永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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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