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欧洲最具革命性的国家，分别以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鲜明特色，推动了反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但是，到19世纪早期，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危机，或者亟待全面重构，或者亟须全面超越。19世纪中后期乃至20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致力于全面重构古典自由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30到40年代则致力于全面超越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批判和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其中,青年恩格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的重要环节。

一、青年德意志、青年黑格尔派与“德国自由主义”批判

　　恩格斯对自由的向往，起初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具有政治自由主义的形式，而是具有一般的、不确定的求解放的要求的形式。这种求解放的要求首先表现为青年恩格斯借助启蒙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德国虔诚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出生在具有浓厚虔诚主义氛围的地区和家庭。作为17到18世纪德国新教路德宗内虔敬团契派，虔诚主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德国虔诚主义提倡攻读《圣经》，反对死板地奉行信条；追求内心虔诚和圣洁的生活，注重行善；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间直接交往，并从这种交往关系中领悟宇宙的“秘密”；宣传耶稣再生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在一定意义上，虔诚主义是反对教阶制和社会等级制的一种形式。虔诚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赞美英雄人物热爱自由的人格。但另一方面，虔诚主义更具神秘性和伪善性，虔诚主义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妖术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反对启蒙哲学和理性主义。虔诚主义的这种思想倾向使它成为各种正统的和反动的运动的天然同盟者，而这种运动的目的在于遏制产生于18世纪并在法国革命时期巩固起来的一切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1837年，恩格斯遵父命辍学经商，一年后他到不来梅一家商行工作。在那里，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的德国正面临民族统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恩格斯被英法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所吸引，开始介入青年德意志运动。科尔纽认为，不来梅时期对恩格斯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柏林时期对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在那里经历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决定阶段，这个阶段首先把他引向了激进民主主义。这种激进民主主义首先集中表现为对虔诚主义的批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伍珀河谷来信》（1839）中，恩格斯揭露和抨击了虔诚主义在他的家乡的流行情况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指出，伍珀河谷全都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人们“在政治上，作为地道的普鲁士人（因为他们处于普鲁士统治下），他们天生就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恩格斯虽然看到了伍珀河谷充斥的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但他确信，伍珀河谷“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恩格斯把这种“时代的巨流”概括为，“争取自由的，并使自由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即正在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人们同虔诚主义的思想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

　　在与虔诚主义的斗争中，恩格斯赞赏青年德意志并与其建立了联系。作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反对虔诚主义，认同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关于历史是自由理念的运动的进步观点，主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实行宪制、解放妇女等，坚持启蒙思想的世界主义理想，反对具有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强调德国应该向英法自由主义国家靠拢，成为一个现代自由国家。恩格斯把青年德意志运动推崇为自由这一“时代观念”的代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青年德意志关于实行宪政、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取消宗教强制和反对贵族压迫等民主主义思想对恩格斯产生了积极影响。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表露他对青年德意志自由主义精神的赞赏。恩格斯不无激情地写道：“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因为，青年德意志派“与浪漫派和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相反，他们想要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恩格斯认为，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的席勒，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还不可能采取一种明确的形式。现在我们通过青年德意志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流派”。

　　19世纪40年代是德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高潮期。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真正兴起。在1840年到1841年的一些文章中，恩格斯开始表现出一种出离青年德意志的文学/美学自由主义而走向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青年德意志分子在关键时刻既没有在哲学上也没有在政治上发挥出色的作用。1840年的青年觉得青年德意志过于纯文学化了，过于伊壁鸠鲁式了。他们不想再加入那支讴歌肉体复归的老歌的合唱，甚至听也不想听了”。恩格斯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840）一文中第一次把德国政治精神发展这个重要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全面评价了德国随着1807-1813年的改革而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1813年民族独立斗争以及同样受1789年和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德国出现的政治和精神领域的运动，尤其是这些运动对法国革命所持的态度。恩格斯批判了关于德国民族解放问题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德意志狂。德意志狂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中世纪去；无视法国革命对德国进步的推动作用，煽动德国人民对法国的片面仇恨，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二是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南德意志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恩格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 ，在恩格斯看来，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白尔尼强调实践和行动的自由，既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衣，也揭开了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遮羞布。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则强调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代表了德国自由主义的哲学形态。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在于黑格尔与白尔尼的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841年9月，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到柏林的时候，正值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兴盛期。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通过青年德意志运动已经开始接近黑格尔哲学思想。到柏林后，恩格斯逐渐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加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与青年德意志派的破裂，使青年恩格斯从文学转入社会政治批判。”恩格斯开始给自由主义报刊《莱茵报》撰稿，与《莱茵报》之间的联系，是促使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催化剂。恩格斯从黑格尔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思想，是黑格尔关于神人同一的观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将黑格尔神人同一原则归入现代泛神论行列。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人与神是同一的，那么，传统基督教、政治神权保守派、等级制度、书报检查等就必须被推翻。恩格斯在柏林期间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时期，恩格斯批评谢林神秘主义“启示哲学”，捍卫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自由哲学”的尊严，这标志着青年恩格斯与宗教的“最后决裂”。在有关普鲁士新闻出版法的批判文章中，恩格斯宣称，我们将继续采取各种方式，“来激起人们对我们国家机构中一切陈旧的非自由主义的残余的充分的愤懑和不平”。恩格斯抨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鼓吹“基督教德意志国家”思想，并企图在德国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君主政体的行为，强调普鲁士需要全新的自由原则，即“自由精神的发展”或“自由的自我意识”。

　　随着认识的深化，青年恩格斯对德国自由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恩格斯在1842年3月发表于《莱茵报》的第一篇文章中概括了德国自由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直接产生于实践，一直忠于实践，并且在理论上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实践，因而其理论内容一般是泛泛的、不明确的、模糊的，是抽象的、不彻底的。在德国，南德意志主义奠定了德国反对派的基础，活跃了议会活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具有更为巩固的历史基础和民族基础，因此它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存在同个别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整个世界的历史，特别是同德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它不是发源于巴黎，而是诞生在德国的心脏；它是近代的德国哲学……它能够对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开展如此坚决、如此生动、如此有效的斗争，这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永远无法做到的，因而最终胜利必定属于北德意志自由主义”。恩格斯主张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与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应当取长补短，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反动势力。

　　但是，青年恩格斯也意识到德国自由主义在总体上的观念论倾向及其局限性。他在总结184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一方面，“德国人是一个从不重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使利益的要求沉默下来。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偏废，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英国人则“是用行动来表示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照章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一样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反思的，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阶级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1848年革命时期，德国还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所以，力量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最终与封建专制妥协。恩格斯称这种妥协所产生的反动统治是“德国自由主义花朵”：“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德国自由主义由此归于沉寂。

二、古典自由主义“竞争自由”与“法权自由”的意义及其悖谬

　　青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在柏林大学旁听时就开始关注“国民经济科学”，初步意识到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只是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通过研究英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庸俗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才真正开始关注和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点始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恩格斯在1885年回顾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英国在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方面，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家。因此，了解和认识英国状况，对理解世界历史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由于在英国看到了经济事实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英国各党派围绕物质利益所展开的政治博弈，使得青年恩格斯先于马克思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河。在曼彻斯特对英国问题的考察和对国民经济学的初步研究，使得青年恩格斯认识到，社会中的罪恶和缺陷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宗教不是社会罪恶和缺陷的原因，而是社会罪恶和缺陷的反映。“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其中，私有制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是社会罪恶产生的最重要条件。对私有制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自由竞争”原则的批判，成为青年恩格斯思想变革的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历史地看，“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取代行会和手工业者的特权；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因此，“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立足国民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着力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竞争”原则的内在困境。

　　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中“人—物关系”的颠倒性。恩格斯认为，在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在恩格斯看来，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因此，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中“人—人关系”的对抗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利益最大化作为国民财富创造的源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使人与人处于对立状态。“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恩格斯揭示了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给工人阶级所带来的贫困。“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恩格斯援引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批评资本家：“以你们相互孤立、除了现款和账本彼此就毫无关系为代价的自由（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这种自由归根结底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就是腐化堕落的自由。”所以，就本质而言，“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功利主义则“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不过是已经包含在自由竞争中的原则的彻底实现”。

　　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中“人—行为”的盲目性。“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私有制使人的活动处于全面的自发和盲目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供求规律表现为“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只要“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自由主义的私有制根基和自由竞争原则，形塑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所谓法权自由。青年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辩证分析和批判。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法权自由”的历史进步意义。1824年，英国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废除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认为，这使得“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很快就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起来。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行和歧视”。

　　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立宪君主制是人们广泛讨论的政治议题和理论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立宪君主制在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是最完善的国家形式，自由可以在其中获得充分的认可并变为现实。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代表和贵族中有意改革的势力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德国未来发展的模式，他们从中看到贵族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可能性。恩格斯则从私有财产角度揭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私有财产统治本质。“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财产在进行统治。财产使贵族能支配农业地区和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工厂主能决定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贿赂来加强自己的影响。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明确承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中间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因此在选举中使自己的财产起了作用，从而不是以贵族的身份出现，而是站在与中间阶级同等的地位，既然真正的中间阶级的势力总的说来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那么进行统治的当然是中间阶级。但是，中间阶级是怎样统治和为什么由它统治呢？因为人民还没有弄清楚财产的本质，因为人民一般说来——至少在农业地区是这样——在精神上还是麻木的，所以能容忍财产的专制统治。”

　　法国大革命使民主制在欧洲兴起，但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归根结底是自相矛盾的，虚假的，无非是一种伪善（我们德国人称之为神学）。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最坏的奴隶制；是自由的假象，因而是实在的奴役制”。恩格斯通过分析英国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利、结社权利、人身保护权利、审讯权利等公民权利的虚化事实，以及立法司法中繁琐的、形式化的程序等，揭示和批判自由主义所谓自由的形式化本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举世皆知的英国自由，除了能够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人们感兴趣的事情这种纯粹形式上的任意而为之外，还有什么呢？而这是些什么样的法律啊！是一堆杂乱无章、相互矛盾的决议，这些决议把法学贬低为纯粹的诡辩术。”所以，恩格斯认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三、工人阶级立场、自由劳动与共产主义自由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初步认识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恩格斯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资本自由”原则，提出了以劳动自由为原则的共产主义愿景。恩格斯认为，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赞赏傅立叶关于自由劳动的思想。傅立叶确立了人人劳动的原则，在人人劳动的条件下，必然会形成一种足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的力量。傅立叶还确立了劳动与享受的同一性原则，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做苦工，把享受变成大多数劳动者得不到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在合理的制度下，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工作，劳动就能成为所要成为的东西，成为一种享受。

　　1843-1844年，恩格斯在关于英国状况的第一篇文章中评论托马斯·卡莱尔《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援引卡莱尔对劳动的赞美，强调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纽带，在工人的合理的组织方式中，使人类“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在关于英国状况的第二篇文章中，恩格斯把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规定为“自由的自主联合”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这种“新世界”和“新秩序”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在不来梅时就读过白尔尼《巴黎来信》中关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论述，关注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刊物上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所了解。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研读了傅立叶、欧文的著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研读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并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青年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学说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英国人通过实践即由于国内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而产生了共产主义学说；法国人通过政治即法国人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而产生共产主义学说；德国人则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就本质而言，“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工业是英国社会的枢纽，工业革命推进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者认为，英国的成功应归功于它的自由制度，英国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国家。自由主义者一般无视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些具有博爱和慈善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即使触及工人阶级的贫困，但也很少探究其中的原因。恩格斯通过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结果以及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对社会关系方面的深远影响，认为18世纪欧洲历史变革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英国状况的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的状况。麦克莱伦把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视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面的三大主要贡献之一。工人阶级立场的确立，促使恩格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恩格斯早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就开始关注产业工人的状况。在英国的社会经历和阅历，让恩格斯更深地关切和理解了产业工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命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英国“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尽管他们道德堕落。拯救英国要靠他们，他们身上还有可造之材；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但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恩格斯并不限于仅仅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分析贫困的原因，而是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因此，从工人阶级立场来看，“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意识到，“即使他们的民主制计划得以实现，他们也会继续被更有才能和更有教养的领袖们所欺骗；而任何一种政治变革都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使他们在政治上不满的原因”。所以，在法国工人看来，“民主制不能实现真正平等，于是求助于公社制度。所以，法国共产主义者大部分还是共和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和政体下的公社式的社会”。因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而“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德国共产主义有两个派别，即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和从德国哲学中产生的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德国共产主义的主流，哲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恩格斯说，他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的目的在于（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方面，给英国人编制一份绝妙的罪行录，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揭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来给当时正在产生的、一味在空话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正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指向，一些自由主义者在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把恩格斯的这本书视为“共产主义的圣经”。

　　为了给“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青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创立了作为“新世界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一创立新世界观的初始阶段，恩格斯做出了诸多原创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恩格斯确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的《共产主义原理》里面。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概括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即“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恩格斯勾画了共产主义的自由愿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谋求无产阶级解放，并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基于劳动自由的“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既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阶级狭隘性，也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虚幻性。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