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国外人士的热烈讨论，成为海外各界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解读中国的理论视窗。目前，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怎么样的？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形成了哪些主要观点？具有什么特点？跟踪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认知现状，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依据的认知

　　（一）理论依据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理论依据，海外人士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思想、国际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些海外人士通过回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基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天下观的继承和发展。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美国《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认为，习近平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关系“新时代”构想，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或协和万邦的理念。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拉乌尔·本斯科克（Raoul Bunskoek）等指出，天下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另一些海外人士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Andrea Catone）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未来，是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思想在21世纪的当代体现。比利时鲁汶大学蓝露洁（Lutgard Lams）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还有一些海外人士立足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外交思想，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之“源”和思想之“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袭了老一辈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利扎·托宾（Liza Tobin）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江泽民主张的新安全观和胡锦涛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也有海外人士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了国际法在其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传统与规则。德国政党民权运动团结工会主席、席勒研究所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指出，习近平提出的关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借鉴了国际法的诸多理念：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64—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再到1955年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今天的国际合作原则。

　　（二）实践依据

　　一些海外人士从实践角度出发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依据，形成了如下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需要。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斯蒂芬·N.史密斯（Stephen N.Smith）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外部需要，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责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登华（Denghua Zhang）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安吉拉·波（Angela Poh）指出，现任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从地区大国转变为全球大国。为此，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推动全球治理，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加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客观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有海外人士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要求。卡托内表示，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程度日益加深，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同，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本国的命运，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科斯坦蒂诺斯指出，全球日益加深的经济、法律和政治一体化开始对国家主权构成挑战，这就需要人们对跨国公民权利和国家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定位，而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这一国际形势。也有一些海外人士着眼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这些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回应。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与服务大学A.A.图什科夫（A.A.Tushkov）和D.A.福缅科（D.A.Fomenko）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应对人类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它主张通过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积极互利，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平衡。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Robert Griffiths）指出，当前人类在工业、交通、能源、建筑和土地使用、全球变暖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原因。还有海外人士在深刻剖析传统国际秩序霸权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国际秩序的变革、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一再抨击“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称这种秩序已经过时，无法满足新兴国家发展的需要，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提出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国汉学家皮埃尔·皮卡尔（Pierre Picquart）认为，以往的国际关系建立在霸权的基础上，中国希望翻开国际关系的新篇章，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关照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重要理念，海外人士根据不同的切入视角，至少形成了以下四种主要观点。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雅各布·马德尔（Jacob Mardell）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了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韩磊（Paul Haenle）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安全和繁荣。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治理的思想智慧。欧洲议会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出中国的全球治理智慧，是中国推出的全球治理新方案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Rashid Alimov）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的新型模式。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冷战思维的零和模式，是一种以全球视野为基础的合作共赢新模式。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研究员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体系，这个体系的目标是要推动实现经济上更深层次的一体化，通过政治对话缓和冲突、维护安全。美国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克里斯·德文希尔-埃利斯（Chris Devonshire-Ellis）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旨在建立一个以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为目标的“新框架”。

　　其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桑·贾韦德（Hassan Javed）认为，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互利共赢外交模式的典范。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赛义德·阿克巴鲁丁（Syed Akbaruddin）指出，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方针，“一带一路”倡议则成为落实这一方针的重要举措。美国查普曼大学传播学院贾文山（Wenshan Jia）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已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

　　然而，也有一些海外人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例如，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认为，当中国谈到命运共同或每个民族都会有的共同梦想时，其实是在唤起中国的帝国历史，并暗示其应该统治所有领域。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蒂莫西·希思（Timothy R.Heath）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一个东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将作为超级大国，领导邻国管理安全事务。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以中国标准和中国“智慧”为基础构建全球秩序。美国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借用冷战时代所谓的“长电报”，发表了一份以“更长电报”为题的匿名报告。报告称，虽然中国经常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但这一概念的定义一直在被刻意模糊。这些误解与西方长期以来秉持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思考问题的习惯有关。

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些海外人士不仅从理论维度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零和博弈思维的一种超越，还从实践向度分析了它在破解全球问题、推动国际合作、重塑全球秩序、促进世界繁荣中的重要作用。

　　有海外人士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西方理念的超越。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办公室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Neill）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到各国作为平等的国家要相互尊重，共同探讨问题，这就抛弃了冷战的传统思维。”格鲁吉亚主流媒体《每日新闻网》主编阿夫坦季尔·奥提纳什维利（Aftanjir Otinashvili）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有的零和博弈的思维，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指明了全新的道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出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还有海外人士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价值。巴西共产党副主席沃特·索伦蒂诺（Walter Sorrentino）表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让很多民众感到绝望，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苏丹国际问题专家阿卜杜勒－拉齐克·齐亚达（Abdul-Lazik Ziada）指出，中国在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展现其大国担当的又一体现，这一理念对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意义，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律研究所法比奥·马尔切利（Fabio Marcelli）指出，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看法很有建设性，为各领域国际合作的全方位发展铺平了道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实现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重塑世界秩序的意义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欧洲知名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 Studies）的研究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新秩序，这很可能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截然不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德利·A.塞耶（Bradley A.Thayer）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动开启一个不受西方意识形态或民主法治等政治原则束缚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失声”的终结。

　　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世界繁荣的积极作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中关系研究预测中心副主任亚历山大·伊萨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给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y）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泰桓（Lee Tai Hwan）指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得益彰，期待中国通过推动国际合作，为更多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总体来看，现有的成果主要是从政治、安全、经济等角度来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而从文化、生态、网络等角度展开的探讨还相对较少。此外，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很少有人从微观角度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影响。

四、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认知

　　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此，海外人士围绕“谁来构建”“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谁来构建

　　关于“谁来构建”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主体“为谁”。对此，海外人士普遍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凝聚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共同推进。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常务副主席卡明斯基（Kaminski）提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美国查普曼大学传播学院贾文山（Wenshan Jia）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发起的，但它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景，需要各国政府、跨国组织和全球社会的支持和参与。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当其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共同的伟大愿景”，“要把这一愿景变成现实，需要世界各地充满善意的人们共同努力”。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南非金砖大使、环印度洋联盟联络员和兼职教授阿尼尔·苏克拉尔（Anil Sooklal）指出，多边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二）如何构建

　　关于“如何构建”的问题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为何”。一些海外人士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来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不仅是加强欧亚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是“协力迈向命运共同体、拥抱一个新未来”。“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创始主席、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系主任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尊重多元文化和政治差异，其全球使命是通过打造“综合发展带”，将不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施。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认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其更为深刻的着眼点是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进国家之间的交流，进而防范纷争于未然。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Sébastien Périmony）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撼动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思想的根基，缓和了地区和民族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及地区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海外人士则立足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或生态的某个领域，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政治层面，尼尔表示，如果想要所有人共同构建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各国应该作为平等的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去探讨问题，要抛弃冷战的传统思维，要加强合作或者说是加强联盟。加蓬民主党总书记埃里克·杜杜·布恩冈加（Eric Dodo Bounguendza）指出，应该把命运共同体融合到我们的政党理念中，建设命运共同体应该从政党合作开始，政党有推动人类进步的责任和义务。在安全层面，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文正仁（Moon Chung-in）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超越“同盟”概念，对域内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打造安全共同体，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这是亚洲国家共同的期望。在经济层面，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副总书记卡拉·安库劳（Kalla Ankourao）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战略远见。要想实现这一美好愿景，我们必须要实现普惠包容性发展，不让任何国家在贫困和悲惨中生活，要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美国前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指出，通过合作实现有意义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是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在文化层面，英国资深中英关系专家阿利斯泰尔·米基（Alistair Michie）表示，改变各国之间的沟通方式，是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老挝老中友谊协会秘书长西昆·本伟莱（Siquon Benwaile）认为，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是很好的举措。将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老挝文，有助于老挝民众了解中国、欣赏中国文化，有助于两国携手合作，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层面，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Ronnie Lins）指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十分重要。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希望国际社会能尽快采取行动，共同参与，推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此外，构建各个层面、各个维度的命运共同体也是海外人士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视角。意大利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比阿特丽斯·加莱利（Beatrice Gallelli）等认为，亚洲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参与者，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卡米拉·T.N.索伦森（Camilla T.N.S?rensen）提出，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推动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一体化做出的重要努力。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盖·卢科宁（Sergey Lukonin）指出，中国倡议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共同改善全球卫生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非常重要。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马尔科姆·约翰逊（Malcolm Johnson）表示，国际电信联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平台。为了帮助所有人实现互联网连接，国际电信联盟需要进一步加大同中国的合作力度。

　　目前来看，海外人士意识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事关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尝试着从主体维度和实践维度探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和期盼。但就目前的认知现状来看，关于“谁来构建”这一问题，虽然海外人士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如何划分不同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具体职责等问题，尚缺乏深入讨论。在“如何构建”这一问题上，不少海外人士还局限于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省思和方向指引，微观和操作层面的现实思考还相对较少。此外，海外人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层次命运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阐释还不够直接和深入，在实践路径构建的认识中还存在阐释逻辑上的“断层”。

五、结语

　　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海外人士围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一般性论题，如提出依据、基本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思考，构成了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存量”。但是，这些认知“存量”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一是站位高度不够。一些海外人士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考察，更没有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科学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担当，某些观点较为狭隘和偏激。二是纵向介入不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立足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深刻命题，需要我们专注于命题本身，进行层层剖析，才能得其要领、悟其实质、知其精髓。然而，目前海外关于该命题的认知深度尚不充分，亟需进一步深化。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依据到底有哪些？这些依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再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是一个实然的存在，还是一个应然的存在？还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究竟是什么？等等。三是广度拓展不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涵盖全方位、囊括各领域、包含多层次的重要论题，应对其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目前，海外人士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主要成就、机遇挑战等方面的认识不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也鲜有涉及。这些问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不下功夫从认知上着力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凝聚全世界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针对海外人士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是要靶向回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错误认知。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开展深入的学理研究和实践考察，进一步厘清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存在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针对现存问题，层层剖析错误认知产生的原因。针对部分海外人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刻意歪曲和抹黑，我们要永葆斗争精神、敢于“亮剑”、勇于“出击”，让“谣言”止于真相。二是要重点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异化文明的新文明观，是人类发展新文明标识突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文化建构的方式，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膜，不断推动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知和认同。三是要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不断转变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被更多人信服和认可，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多、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实践层面的转化，不断激活储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巨大潜能，使之形成改变全世界、造福全人类的现实效能，进而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作者：张秀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光哲，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