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纵观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将科学理论付诸实践，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胜利，实现长期执政，必须保持初心使命，全面从严治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恩格斯曾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所谓“现实”，仅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讲，就是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和主流状态，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具有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既有的生产力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能再继续并存，并由此得出工业革命“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

　　革命是国际共运实践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和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解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作用是牵引历史前进，革命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革命的使命是最终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发展即人的解放。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我革命不断引领社会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走向现实的制度、从一国社会主义走向多国社会主义，从建设走向改革的历史。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革命”，是指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马克思还指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这就意味着，革命不仅指政权的更替，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变革甚至根本性重建也属于革命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革命一般是指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逐步实现和充分发展的实践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此后，国际共运就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和发展规律。

　　然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取得成功的，而是需要有一个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体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两大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得到解决，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带领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才能解决。“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边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着手创建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了一生，他们置身于工人运动实践，提出和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渐转为罢工、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等新形式。“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在反抗资本家的长期斗争中，认识到了针对单个资本家的斗争，以及破坏机器、捣毁厂房等原始斗争形式的局限性，开始走向联合，将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发展为争取工人政权的政治斗争。当时发生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都采取了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人民民主革命形式，工人阶级逐渐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当时欧洲工人反抗资本家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此时工人阶级已不满足于只是建立单纯的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而是要求建立带有鲜明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组织。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进行建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1846年2月，他们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宣传共产主义，加强同英、法、德等国各社会主义团体的联系。考虑到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从改造现有的工人政治组织入手开始建党工作。当时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名目众多的工人政治组织中名气较大的有1834年成立的德国流亡者同盟、1836年成立的德国正义者同盟、1837年法国成立的四季社、1840年英国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也被称为“宪章党”）等。这些工人组织虽然带有明确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但还不是严格的以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阐释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认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应当以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团结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1847年初，德国正义者同盟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建议并邀请他们参加对该同盟的改组。同年7月，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在伦敦秘密举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会前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主要由恩格斯参与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该草案包括同盟的组织成员、指导思想和活动方式等相关规定。共产主义者同盟除德国人外，还吸收了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加入，并在巴黎、瑞士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支部，从而使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一个带有国际性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马克思执笔完成了同盟纲领的起草。同盟纲领以《共产党宣言》冠名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从各个方面阐明了共产党是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目标和策略，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品质、政治立场、崇高理想、纲领策略、国际主义精神，不仅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奋斗目标等有深刻论述，还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

　　《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奠基之作，其中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上述的“两个决裂”和最近、最远目标包含着共产党人在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中，必须同旧思想旧观念决裂，通过自我革命，把自己锻造成共产主义新人。《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由于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是彻底的，不仅敢于同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同时还勇于自我革命，在人民监督下克服自身的不足，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使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哲学革命”概念，并未出现过“自我革命”字样，但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往往是与其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是同步推进的，自我革命虽然是革命主体的自我锻造，但是仍富有“革命”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这里，他们主要是从变革和改变现存世界的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一概念，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在变革和改变作为客体存在的现存世界的同时，也用革命方式对主体自我进行革新、变革，也就是既改变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在国际共运初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而没有直接提出“自我革命”概念和系统的自我革命思想，但他们关于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基本原则。

　　列宁为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倾注了大量心血，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性质、纲领、策略、组织原则、领袖，以及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特别是全面论述了自我革命对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意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和执政设想在俄国条件下继续推向前进，继续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思想。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但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复杂，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泛起，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思想不统一、派别林立，工人运动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先进政党的统一领导。在此背景下，列宁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党的力量在于掌握理论武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以后，建立了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和妇女团体等，但还需要一个最先进的组织在政治上实行统一领导，这个组织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是由工人阶级中觉悟程度和积极性最高的那部分人组成的先进队伍，既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也是率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领导力量。党在各级政府机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党要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就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列宁重视提高党员的质量，强调必须制定严格的入党条件和程序，积极发展先进分子入党，注意防止动机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纯洁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列宁强调，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先锋队只有当自身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再次，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视党内民主和党内批评监督。列宁指出，要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的生存生活状况，就必须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和政权，而“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有组织的先进部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方面，列宁反对过去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那种纯粹工会式的组织传统，提出要以革命家为核心建立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党组织，强调按集中制的要求、以党的章程为基础，来建设党的组织；同时，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决议，党内所有负责人员和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坚持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党的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党内实行讨论自由和行动一致的纪律。列宁认为，集中制可以使党具有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自觉的斗争。“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另一方面，列宁十分重视发扬党内民主，提出了用民主原则来改组党的思想。他主持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指出党内最重要问题在党的决议未通过以前，要展开广泛的讨论，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强调必须尊重党员参与决定党内事务的权利，实现党内民主。在革命时期，列宁更强调集中，取得执政地位后，他更强调民主。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第一次使用了民主集中制概念，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列宁还提倡在党内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批评应该是建立在党纲原则基础上，其自由度不能违反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他还认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对于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提出：“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有骄傲自满情绪，也不能主观武断、盲目决策，这容易使党的方针政策出现失误。此外，列宁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非常警惕。他一再提醒执政党的党员不要蜕变成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主义者：“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列宁十分重视党内监督工作，强调必须把党员置于纪律和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他提出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给予监察机关一定的威信和职权，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独立性。

　　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组织性就是纪律性，党要担负起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以严格的纪律为保障。在此意义上，严明的纪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列宁曾明确指出，俄共（布）所以能够战胜险恶的敌人并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就在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现代政党实践也证明，政党的组织能力是衡量政党强弱兴衰的重要标志，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是政党坚强有力的保障，是政党兴衰存亡的重要原因。世界上的许多政党包括一些工人阶级政党，历史悠久，也曾是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或执政党，但最终却被历史抛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把党建设好，使党脱离了人民，失去了党的功能和作用。俄共（布）创建初期，党内活动往往是分散的，各党小组常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经常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列宁指出，小组习气只会导致党成为各地方党组织的“无定型的堆积体”，加深党的分裂，严重破坏党的统一。他认为，严格党的纪律固然需要通过提高共产党员的纪律修养来实现，但要使党的纪律得到真正严格的执行，还要建立相应的纪律执行机关并从严处理违纪的党员。列宁强调要把严格党的纪律作为约束党内派别活动和防止党的分裂的根本途径，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

　　列宁在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俄国革命的实践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阶级性质和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为民执政的理念，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依纪依规民主监督等原则，突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苏俄主要领导人。1925年12月俄共（布）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并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下简称“苏共”）。斯大林继承和运用列宁的党建思想，在帝国主义围攻的战争环境下，加强苏共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法律形式规定苏共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在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部门的关系上，一切重大权力集中于党，苏维埃只限于把党的决议变成法令，社会团体成了党联系群众的“传送带”，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被党中央设立的对口部门所替代，党和国家权力运作中的民主集中制渐渐蜕变为极端的集中制。通过党内斗争，清除反对派，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主张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将其上升为国际共运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模式。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指导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改革，目标都指向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事实表明，斯大林有关苏共执政党建设的做法，对树立苏共领导地位和领袖个人权威、加快苏联工业化建设、抵御德国法西斯侵略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压制不同意见、漠视党内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和搞个人崇拜等错误行为，导致苏共日益脱离群众，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泛滥，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弊端积重难返。

　　苏共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期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以“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代替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实行多党制，取消苏共作为国家领导核心。1990年2月，苏共中央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此后不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苏共自行解散。至此，一个建党93年、执政74年、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彻底瓦解。

　　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理论应用于不同的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从而使党在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取得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但由于有的党效仿苏共的执政模式，放松了党的自我革命，因而没有抵挡住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侵蚀，很快丧失了执政地位。作为从武装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经受住了冲击和考验，并且吸取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多年来，越南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大力进行反腐败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朝鲜劳动党将“人民大众第一主义”作为党的政治理念，强化“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特别重视发挥基层支部的堡垒作用，同时严格党的纪律，严厉打击党内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老挝人民革命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持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保持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古巴在模式革新中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从严治党，古巴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共运历史证明，无产阶级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最根本、最关键的就在于有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是党领导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其惨痛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要保持长盛不衰，就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变色、坚守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不松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持把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把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建设结合起来，坚持自我革命不停步，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党的早期纲领就规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党的根本利益的人民立场贯穿于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个阶段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践，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百余年奋斗中坚持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同时，伴随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社会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严格的纪律管党治党，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坚决清除党内腐化变节分子，始终保持党的生机活力，以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全面执政的政党。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面执政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和使命，这也对党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领导力量的同时，还提出了要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自身素质的要求。首先，强调要树立群众观念，把全心全意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肃纪，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初期出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其次，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通过民主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的自身素质和执政水平。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面对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在政治上“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政策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党的科学民主执政的理念。最后，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毛泽东吸取苏共权力高度集中、大搞个人崇拜的深刻教训，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思考，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左”的思潮，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的建设理念。1962年，邓小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针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重大损失，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提出要纯洁党的队伍，实现了党的历史又一次大转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必须从严治党”，党的十四大把“坚持从严治党”写入党章的总纲部分，党的十六大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党章，这些创新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要旨是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7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他还强调：“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讲话中，总结了新时代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对新时代管党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世界上有5000多个政党，历史过百年的只有数十个，而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有着百余年历史且在全国范围内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磨难、屡遭冲击而不倒，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勇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确保党的先进性不变色、战斗力不减退。习近平指出，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有益借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一度思想迷茫、理论混乱，党内思想不统一、外部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很难提出符合本国实际并得到民众拥护的政策主张，因而党的吸引力不足。经过长期反思和探索后，它们开始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党建经验，重视党的理论和组织建设。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坚持把反腐败作为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和生命力的头等任务来抓，对腐败零容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提升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在近年召开的党代会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党员的培养，强化了党的阶级核心作用。巴西共产党强调，要更新其群众路线和党建路线，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南非共产党在同非国大联合执政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党的政治路线约束和影响非国大政府的施政行为，要求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任职的党员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在议会和政府决策中要按照南非共产党的立场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由于这些党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经验，逐渐重视党的建设，而使党的力量得到了稳步发展，影响力逐渐扩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深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改变，就会失去人心、失去政权。中国共产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以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坚韧执着地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单位：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安雅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