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1](P16)命题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关系，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为在“中国化”的基础上加上了“时代化”因而构成“重大发展”。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P1471)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再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使其时代化的过程。为此，把握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根据、实践逻辑和内涵外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理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命题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既一脉相承又深化提升的意蕴。
一、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根据、实践逻辑和内涵外延
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送来了”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自觉，它不仅有实践逻辑，而且有毛泽东所论证的理论根据，因而具有深刻的内涵外延。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所谓根据，就是必然性。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命题时，引用了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论断，并指出：“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3](P268)这意味着，凡是有内在根据的，就具有必然性，而现实性则是必然性的展开。根据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有实现这一现实性的必要性，同时又具备实现它的可能性或条件，就使现实性有了根据，也就是有了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中寻找根据的，从而使之同空想社会主义有了本质区别，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P539)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在于它不仅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性，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所提供的自我扬弃的条件即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其所揭示的理论根据即必然性，同样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它体现在“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因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658-659)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并非是构建解释整个宇宙的“世界模式论”，也“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6](P7)这一批判的理论工具是唯物史观，这一批判的对象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批判中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
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有个简要表述，即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从事批判活动的心路历程时所概括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P591)这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硬核”。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推崇的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的第一大发现，就是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在晚年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所写的再版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7](P9)以后还进一步强调这是《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首先是其世界观的普遍性，即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思想为基础所构建的唯物史观。而其运用却具有特殊性，即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他在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是明确把它的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P466)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同形式逻辑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进路，后者是整体包含了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因此其思维方式是“属加种差”；而前者则是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因此其思维方式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结合中实现思想的“飞跃”。于是，尽管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批判具有特殊性，但他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P43)真理中，却包含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这是因为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资本主义自身通过世界市场而形成的“世界历史”，把其社会基本矛盾带向了整个世界。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而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普遍性，既非根源于对所谓物质进行概念演绎的结果，也并非是对各国历史进行经验归纳的产物，而是以唯物史观的普遍性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进行考察，并且从其特殊性中揭示出其所蕴含的普遍性。这就是“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蕴。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它在中国运用时，就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整体”再加上中国“种差”的“部分”而作形式逻辑的思维推理，而是需要把普遍性运用于特殊性的“中国化”的辩证思维。由于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欧洲资本主义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必要性；而唯物史观的普遍性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可能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实践逻辑。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P12)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在中国自然就能实现它。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曾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积累不少成功经验，但总体而言，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也走过许多弯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看，也是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的思想教条化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战时期……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9](P299)
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P3)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如果照搬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那毛泽东就不可能提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实践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方面，他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没有照搬马克思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特殊性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其分析的结果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有重大区别，即把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把资产阶级一分为三（买办、中产和小资产阶级），而在工业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间划出了一个广泛的中间地带（即“友”）。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分析工具，是由各阶级经济地位切入而判断其政治态度，这恰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普遍性，正如他所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0](P3)同时，毛泽东一开始就已经把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考察，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10](P3-4)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世界观的普遍性和所得出具体结论的普遍性具体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的范例。
此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过程中，面对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也始终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正如他在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既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事实为依据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同时，他还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时，始终坚持国际视野，正如他所说：“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2](P1470)“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1](P650)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内涵外延。如果说，我们今天熟谙且习以为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由于是对历史的“回看”，而侧重于形成的结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话，那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则侧重于强调其必要性及实践过程。因而就当年提出的这一命题而言，其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其主要目标是扫除教条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10](P310)
而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5](P658)即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它。而这一“中国具体环境”，自然包含国际环境，即受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历史以及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对中国国情的双重影响。其二，“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11](P707)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而转化为实践的力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分清“敌、我、友”作为论证的问题导向，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境，而有别于欧洲“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其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2](P374)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在认识论上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即由理论指导实践、再由实践上升到理论；而且在辩证法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即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又从特殊性上升到新的普遍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的问题，而且进一步探索了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主要学习苏联经验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正因为如此，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13](P55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4](P23)这一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遗憾的是，此后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脱离中国实际，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脱离中国实际，忽视经济规律，中国国民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它留给我们最根本的教训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从“送来”到“中国化”再到“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在这一发展逻辑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强调要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又使之具有世界视野，这是后者对前者的一脉相承之处。
第一，两者都强调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把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过程中，通过总结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产生的独创性经验，创造出了新的理论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条件下“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的问题，即中国的革命要分“两步走”。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进一步回答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两者都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要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1](P707-708)因而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首要属性即是“民族的”，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P534)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元素，吸收融合了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加工提炼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P18)同时，他还指出，即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与毛泽东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两者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置于世界坐标体系之中。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基于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同世界关系“绝大的变化”即“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的考察，从而得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1](P669)的结论，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2](P145)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东侧大标语即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并提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略。习近平则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置于“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15](P481)的基本判断之上，因而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深化提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化提升，并不在于增加了“时代化”的名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强调“本土化”的同时蕴含了时代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基本要素的同时，是通过走向“世界化”而深化了时代化的内涵的。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共产党已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马克思主义化，以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是在继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基础上，提升其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如果说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解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形式的结合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那么，习近平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提升，指出这既是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的需要。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作出过精辟阐述，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6](P10)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具有真理性和道义性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这一根本特征，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7](P7-8)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或真理性和道义性的一致，便成为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今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要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习近平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和道义因素，如大道至简、大智若愚、有容乃大、上善若水、天道酬勤、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行稳致远、治大国如烹小鲜等智慧，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任人唯贤、讲信修睦、大爱无疆、亲仁善邻、崇正义、求大同等道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因素和道义因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能够在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时，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
第二，致力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而在实践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世界意义。如果说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解包含了以世界坐标来审视中国革命的问题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那么，习近平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而且要通过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以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早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就开始探索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了更高的理论自觉，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及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它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中国特色，并非是外部特征，而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因其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而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因而成为重要内涵。即便是人口规模巨大，也并非仅仅是量的问题，而是包含着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民族、地域等差别而带来巨大的发展不平衡，这也是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困难。这些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P23-24)并且决定了在前进道路上要把握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P21)而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赋予现代化以新的内涵，又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既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所致力于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世界意义。
第三，通过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在理论上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如果说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解侧重于在解决中国问题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习近平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则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世界化”，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化了“时代化”的思想内涵。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寻求理论指导，也不仅仅是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更是要致力于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为人类谋进步和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它要通过回答“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来回答好“时代之问”，从而掌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话语权。这就“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15](P66)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殊性的批判，而提炼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因此，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需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21世纪的特殊表现，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新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格局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那样：“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15](P66-67)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演进过程和新形态的深入分析，有其比较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加强交流和互鉴，以帮助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以及发展趋势。总之，我们需要正视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给整个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而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继续占领真理制高点。
马克思主义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奢谈人类解放，而是通过论证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利益的一致性，来探求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我们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8](P187)这是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价值观的颠覆，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世界关系的矫正，因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朝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目标的必然路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则是习近平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既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要素，又体现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P63)的价值准则，而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和“文明冲突论”，从而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继续占领道义制高点。
总之，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因而它需要中国化，也可能中国化，而在持续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中，必然需要丰富时代化的内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得以深化提升。
（作者简介：陈锡喜，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席教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继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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