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定位和使命要求，阐发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作为动态的过程性存在，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实际问题，表征了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辩证统一。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起点，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到20世纪初叶，中国人已强烈地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而这一转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密切相关，即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本文从探寻本源出发，基于大历史观视域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分析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进路与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整体性逻辑予以考察。
一、“主义”传播中的价值意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亦是其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中国现代化的开启是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源自内部中华民族对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以及实现自身复兴的追求，又源于外部现代性的挑战以及对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性的确证。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实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从西方引进新的社会思潮以寻求救亡图存出路，在不断学习、比较和试验中探求现代化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琳琅满目的思潮中脱颖而出并在“社会改造”语境下日趋建立话语权，成为先进分子救国救民的崭新选择，引领中国社会从“效法欧美”转向“以俄为师”的进路，中国的现代化迈入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由此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联系，即“主义”传播引领中国社会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现代化方向。
（一）“主义”传播表征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视域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现象表征出人类社会向现代方向发展的态势，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作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其世界历史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逻辑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非工业国家将不可避免地由于世界交往被卷入工业化行列的历史趋势，且“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更为宽广的世界视域。鸦片战争后，中国因陷入灾难重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被动汇入世界发展潮流，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体系中，由此被动开启现代化的探索。此后，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此起彼伏，或主张全盘西化，或主张保守复古，其共同特征表现为脱离中国国情、缺少先进理论指引和领导核心力量等。而马克思主义传入激发了先进分子群体的世界意识，在思想上报以“世界主义”态度探索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范式转变，力求“使中国人民具有适合改革的能力以及中国改革能与世界保持同步”，继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思索“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其基本特征和经验体现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引导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在“世界主义”框架下思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强调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应注意观察世界资本主义问题，“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在《新纪元》中赞颂十月革命是人类进步的曙光，认为应趁着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从世界角度将中国社会变革与世界革命新纪元相联系。毛泽东在1920年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阐发了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蔡和森于1921年致陈独秀的信中，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主张中国社会改造应具有世界性视域。周恩来在法勤工俭学时提出中国社会变革须面向世界，认定共产主义是解决世界问题和改造中国社会良方，应积极分担“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体现变革中国社会的世界眼光。1919年创刊于福州的《闽星》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刊载《现代俄罗斯的研究》等文章介绍苏俄革命状况，在发刊词指出：“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先当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传播范围较广，其中有关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等问题给进步人士带来极大影响，使更多人认识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化道路应是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最佳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宽广视域下，一方面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体系，传统天下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破产，开始产生近代新型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这就要求在世界性视野之下谋求本民族生存与发展，且在政治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使先进分子关注到中国社会改造及其现代化与世界形势发展紧密联系，并主动在世界性进程中整体思考中国出路问题，初步形成追寻世界潮流并产生世界性认识视域的基本共识，且这种共识贯穿并渗透于先进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索中，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创造了条件。
（二）“主义”传播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定向
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且与五四时期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进言之，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呈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性趋向，而马克思主义传播引发的社会主义论战正是这两种趋向相互斗争的表现，其进程伴随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交锋辩驳，产生“思想大碰撞和大清洗”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主义“交锋”中树立话语权势，以激烈辩驳推动影响力提升和认识深化，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有关现代化的认识，在探求比较中明晰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定向。
就内容而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要不要主义”“要不要社会革命”和“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等命题，参与“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论争，以唯物史观等武器就“点滴改良和根本革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舍”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使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激战中彰显真理要义，提升社会主义在现代化路径抉择中的影响力。
就成效而言，论争基本围绕以下问题达成共识：（1）要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关乎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抉择的思想争论，双方分歧在于讨论中国是否具有实行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以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以及对待资本家态度问题等。为此，蔡和森主张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社会革命，从“唯物史观、资本论、阶级斗争说”角度阐发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谛，认为“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明晰向社会主义进发的态度。（2）选择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作为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与主义”之争基于新文化阵营内不同派别对中国社会改造方法的讨论，双方聚焦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问题展开驳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视域“革命”与资产阶级视域“改良”的本质区别。李大钊等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阐释了中国社会何以革命的必要性，在推动国人在思考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根本改造以及现代化道路方面产生积极效应。（3）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陈独秀等认为改良之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且“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阶级斗争手段获取无产阶级政权，逐步解决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等问题，明确中国出路在于放弃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
简言之，就五四时期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后暴露严重危机，西方形象和模式在中国人心中被改变，更多进步人士意识到发展资本主义虽有必要但无可能。而社会主义作为美好理想且具有广泛发展前景和实现可能，故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出路问题在论争中得以广泛传播，且每次论战均在最后“到达马克思主义胜利”。激烈的思想论争唤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行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驳反击，提升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并导引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为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现代化方向创造了条件。
（三）“主义”传播成就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目标
作为世界性发展潮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不懈追求，由于不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由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故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充分表明现代化具有共性与个性并存、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质。马克思主义重视民族多样性，针对俄国实际提出通过农村公社的方法摆脱其农业处境，而英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度则不适用于俄国，原因在于这种制度与“俄国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为东方民族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指明方向。就此问题，列宁亦指出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应根据民族实际独立探讨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阐明不同国家应结合自身民族特征开辟现代化道路。基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主义传播进程中结合民族实际，初步确立获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为争取民族独立提供精神层面启蒙。一方面，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陷入国势渐衰的局面，阻碍了民族工业的生长空间并消解了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可能，催生了进步人士的忧患意识以及国人的民族意识且民族独立愿望日趋强烈，对“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认识更为深刻。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现代历史和民族主义的里程碑”，这一时期“人人都从梦中惊醒起来，晓得中国将亡。所以大家都奔来奔去，极力地嚷着救国。发传单啦，抵制日货啦，种种的爱国举动，真算是四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民众爱国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得以极大升华，为提出现代化民族国家目标作出思想铺垫。
其次，马克思主义传播点燃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曙光，推动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阶段开始上升到理性阶段，引领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对外扩张、殖民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为确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奠定基础。李大钊在《新纪元》中揭示帝国主义压迫的本质和目的，“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在《秘密外交》中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因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间”，显现李大钊等人抛弃对帝国主义幻想，追求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目标意识更为强烈。
最后，苏俄建立民族国家的范例极大鼓舞国人，激发先进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憧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趋向学习苏俄模式，倡导民主政治和民族自决，主张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雪地冰天两少年》小说中表达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
综上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直面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多重挑战，将马克思主义与自身中华文明特质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需要相结合，初步显现以获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且这一目标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呈现新的特征，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二、“主义”传播中的社会变革模式与“革命—现代化”路径的形塑
现代化作为普遍的世界现象，本身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由于内外条件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20世纪初叶，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试图从开启民智出发引导传统中国学习西方进而寻求现代性这一新的价值观，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学习路向影响先进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仿效了俄国激进式社会革命道路，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案，这就构建了社会革命与现代化的本质关联，继而开辟了“革命—现代化”路径，正如罗荣渠所言“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一）“主义”传播导引现代化由改良向革命路径的转换
现代化进程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需要特定的社会革命加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革命乃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手段推进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在既有制度中发展生产力的模式。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现代化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阐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转变的必经过程，即“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为中国摆脱落后局面、迈向现代化征程提供理论支撑。
就五四时期而言，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宣扬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中国衰败根源以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并从社会革命角度提供对策，为现代化从改良转向革命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问题与主义”之争，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主义指导与问题解决之间关系，主张以革命方式实现问题的“根本解决”。李达提出社会革命目的在于变革旧社会生产关系，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而这一新社会“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为指导，阐述了革命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及历史进化中的地位作用，认为革命之所以被称为神圣事业，在于其“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蔡和森亦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认为彼时中国“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江西的改造社于五四时期日渐趋向革命态度，其成员认为改造中国只有“一条大路——革命”。
不难看出，五四时期时人们对新的现代社会的期待以及将革命与新社会的追求紧密联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须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之奠基，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改造现实世界对症之方”和通往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进而通过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领导权而走上“革命—现代化”道路。
（二）“主义”传播探索现代化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苏俄文明转换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印证了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性，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范式不仅标志着俄国现代化的转折，还吸引更多中国人愈发意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行”的道理，继而转向“以俄为师”的现代化范式，实质性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而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苏俄文明的转向与五四时期十月革命的宣传联系紧密。
一是对苏俄革命的讴歌与赞扬，为“以俄为师”转向营造良好氛围。李大钊率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称赞其“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足为世界和平之曙光”，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贡献，强调“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陈独秀盛赞俄国革命与法兰西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关键，强调政治史意义上的十月革命是“顶有价值的事件”。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认为十月革命作为20世纪首件大事，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赞扬其为“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由此可见，早期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持讴歌与赞扬态度，为学习苏俄文明奠定思想基础。
二是对苏俄建设状况的介绍，引发对苏俄模式的认同。（1）《新青年》《先驱》等报刊介绍苏俄政府经济政策、苏俄实业等，宣传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路径，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实景借鉴，列宁有关现代化的阐述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强调实现全国电气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发表有关苏俄状况的阐释类文章，表达对苏俄现代化模式的认同感。李大钊以“人道”“自由”等描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表达对苏俄现代化模式的认可。曾鼓吹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救中国的陈独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周恩来在对比英国和俄国革命之后亦偏向学习苏俄，认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可见其对苏俄现代化路径的倾向。（3）《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标志着沙皇政府在中国侵略政策的废除，推动民众对苏俄革命正向态度的转变走向高潮，这一做法被沈仲九赞赏“为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被《新青年》《星期评论》《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多家报刊称赞为“实足为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无任欣慰”，“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继而掀起讨论苏俄道路新高潮，引导国人更为认可苏俄“革命式—现代化”路径。
基于上述依据可见，十月革命的宣传为在中国引进新的现代化模式铺就基础，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的历史关联。究其原因，一者中俄地理位置相连，历史与经济发展落后的相似性使中国人容易注目俄国；二者俄国通过革命由后进变先进道路的案例，启迪了中国人强烈的跨越式发展意识和激进的革命情绪；三者俄国宣布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人在心理层面更易认同俄国模式。进言之，早期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对俄国革命世界性意义的肯定以及运用革命手段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范式的阐发等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以及现代化路径抉择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下，“走俄国人的路”这一新的现代化范式日渐明晰，即在“以俄为师”视域下选择“革命”激进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现代化领导进而掌握现代化主动权，以社会主义模式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
（三）“主义”传播推动现代化在被动到主动的转向中起步
理论先进引发精神主动，精神主动引发实践能动。近代中国并非生发于自身生产方式而是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外来现代性挑战，进而被动卷入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由此积贫积弱，且“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为此，中国社会各阶级仁人志士“你方唱罢我登场”，努力尝试多种现代化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在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形式模仿，在内容层面未能触及中华民族客观现实和主体特征，故而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正确出路，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这一发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从被动至主动的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思想解放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日渐流行使得中国社会改造发生本质改观，丰富了“主动”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的传播推动思想界深化对中国政治变革的意义以及对社会革命道路的认同，李大钊等人阐释革命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将革命与追求新社会以及社会制度变革紧密联结，倡导以革命手段开辟中国社会改造以及现代化新路径。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揭露了劳苦大众受压迫根源，激发工人等受压迫群体斗争意识。李汉俊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中阐发了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所在。李达讲授《马克思社会主义》时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实质，揭示了商品及商品交换的本来面目，强调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为反比例”，阐发剩余价值是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等。十月革命的宣传使“社会主义”“社会改造”“解放”“阶级斗争”“革命”和“唯物主义”等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民众阶级观念和革命意识的高涨。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革命在社会历史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诠释社会阶级结构状况，阐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中国的对立现象，鼓舞了民众斗争意识和革命觉悟。马克思主义历经多次论争交锋后被更多人认同，并引领工人阶级以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其社会动员的功用，如《先驱》所报道的，在先进分子的艰辛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与发展，使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现代化”凝聚力量。
显然，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强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五四”之前中国人有关现代化认识和探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观念虽契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但主要为了应对西方侵略的挑战，故而称之为“被动”现代化。而“五四”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流行，先进分子在“破旧立新”进程中对现代化认识日益深刻，在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基础上提出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新的议题，丰富并完善了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观念，“主动”现代化进程由此起步，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必然，亦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影响的结果。
三、“主义”传播中的政党演化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的确立
政党是现代化演进的历史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组织动员、价值引领和统筹协调等重要作用，且“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现代化事业中政党领导的重要性，亦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所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表明，虽数百个政党悉数登场，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困境，因此对新型政党的呼唤无比迫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加速了现代化领导核心问题的破解，尤其是“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塑造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进程，使现代化事业获得命运转折并提供坚实可靠的领导力量，决定性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
（一）“主义”传播培育推动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五四时期社团的兴起为组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载体，肩负学术活动与革命实践的双重使命，在引介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进程中聚合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及现代化道路开启培育了骨干力量。李大钊等人牵头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译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且通过社团组织前期运作，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建党的步骤和方法也有了初步的考虑”。新民学会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柱，不少会员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中坚力量，成员萧三在回忆时认为新民学会成为共产党前身并发挥了“秘密党小组”作用。天津的觉悟社积极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邀请李大钊赴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革命，鼓励社员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报刊中马克思主义文章，并提议开展“分类研究学术工作”，培育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举例来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新青年社陈独秀、新民学会毛泽东、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觉悟社周恩来等均成长为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成员以及中共早期活动家。
诚然，五四时期经由进步社团组织成长起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骨干力量，一方面他们在社团组织的制度维系下接受民主和科学思想，在西学熏陶和影响下具有新颖的知识结构，具备较强的现代化意识和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社团实践中自觉将爱国主义与社会现代化追求相结合。
（二）“主义”传播提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现代化的自觉性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重要关头取得决定性胜利，则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为了契合中国革命现代化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倡导创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激发了思想界以及民众的现代政党意识。譬如，李大钊阐述了政党与国家间的关系，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凸显政党在现代化事业中的作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等文章中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并呼吁建立体现民众实力且强固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将中国社会变革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蔡和森主张用社会主义原理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指出“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于1920年致信毛泽东时提议成立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运动、劳动运动等提供神经中枢，“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发挥共产党在革命中宣传、组织、作战等先锋作用，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可见他们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传播广泛，书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国家政权”和“现代工人阶级”等概念激发了读者的现代意识，且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肩负引导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命等论述产生积极影响，如共产党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等，介绍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然领导力量，强化了无产阶级政党意识。
随着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其在现代化事业中作用的认识愈加深刻，现代政党意识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中亦日益高涨，为此后无产阶级现代化政党的创建奠定思想基础。
（三）“主义”传播助力中国共产党诞生
政党在现代化中担任组织、动员等多重职能，且“动员和组织是增强政党力量之路”。列宁用理论与实践勾连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即“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且“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就五四时期话语而言，通过建立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变革，指导劳动运动等，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共识，如建党先驱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创建乃是使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改造中“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重大责任，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启发了工人、农民等群体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联结，推动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便肩负开拓和领导现代化事业的历史重任，意识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应诉诸社会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亦迎来关键转折点和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中共二大召开这一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拓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通过报刊、学校、纪念活动等多种方式针对不同受众进行理论宣传，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纲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为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情、组织革命力量、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奠定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特殊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其成长历程以工人阶级发展及其阶级意识增长为基础，且社会主义视域“革命—现代化”路径对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领导作用提出要求，故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组织和骨干群体等层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提供组织保障。
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揭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崭新阶段的序幕，中国的现代化亦由此迈入新的起点并成就其新的历史方位。
四、“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主动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是开创现代化的实践主力，“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以上论断明确了人类现代化的实质。作为一种表征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和人的文明进步，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理论有效转化为现实力量，引领人民群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变革，推动民众历史主动意识不断觉醒，促进无产阶级从自在转向自为状态，继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根本动力。
（一）“主义”传播导引“向民间去”的现代化动员
马克思主义重视工农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聚焦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绝大多数人参与的且服务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列宁鼓励共产党人应以多重身份开展理论的宣传灌输工作，尽可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还对“向民间去”抱以期待，尝试更大范围的现代化动员，对现代化根本动力产生价值建构和现实导向。在“以俄为师”理念引领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十月革命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底层民众的依靠，意识到知识阶级与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其正是基于民众力量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并抵御帝国主义压迫，选择“革命—现代化”路径联合起来斗争以推进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启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将理论传播与民众实践相结合，争取“向民间去”的现代化动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要历史任务。
其一，着眼民众需求，通过刊物、夜校、演讲以及深入工厂等途径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至民间，激发民众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为“革命—现代化”培育阶级基础。其二，围绕“劳动”“阶级”“压迫”和“解放”等革命话语，推动知识阶层与民众联合，为现代化凝聚力量。
实践证明，为了现代化而革命成为五四时期动员民众的价值选择，而将革命手段与“向民间去”的民众动员相结合对于带领中国劳苦大众在多重压迫之下寻求现代化新路径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且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学生以及民众自觉参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现代化”路径和“向民间去”的政治动员具有密切关系。
（二）“主义”传播确证了现代化的民众主体性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前景设计中描述了现代社会图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五四时期进步思想界认识到，从事现代化事业固然要亲身参与其中，但须有依靠的社会力量，应“把主义与思想影响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在现代化实践中彰显民众主体性。为此，早期先进分子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视群众力量在“现代化”探索中主体性作用，将依靠“群众的势力”视为“社会革命”关键。吴玉章认为历经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教育后应改变从前的老办法，日益明确“依靠下层人民，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思想。恽代英强调群众反抗掠夺阶级是经济进化的必然，但由于这种反抗源于本能冲动并具有盲目性，需要加以理性引导，呼吁掌握群众心理以“扶植群众、唤醒群众、指导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谭平山强调革命乃是依靠于人民的革命，认为“如果人民真有彻底的觉悟，那么人民就会有彻底的革命；人民真有自动的能力，那么人民就会有自动的革命”。可见，进步人士对民众在社会革命中主体地位的重视。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首部纲领明确党的名称、性质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目标任务相契合，明晰了中国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中国现代化初步铺就了以人为本的轨道，初步解决现代化的依靠力量问题，规避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推动坚持人民立场、依靠民众力量等理念成为现代化探索中的重要价值取向。
（三）“主义”传播确保现代化的人民利益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客观现实结合的重要性。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且需在不同国家对之独立探讨，“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应用是不同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要与不同民族、国家实际结合，更好满足受压迫民众利益诉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呼应，努力结合中国实际阐发有关社会改造主张，在主义传播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初步体认并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样式叙事。李大钊在回应“空谈主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实境”结合，社会主义者需使其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强调主义在中国实际问题中的运用。陈独秀深入工人中间“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教育工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重视调研中国实际问题，领导进步青年参加“五四运动”、勤工俭学和自治运动等斗争，主张对中国地盘“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周恩来在致信李毅韬等人的信中亦确定应相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但强调“实行的手段则当因地制宜”。《青年周刊》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倡导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改造社会，应该以现实社会做对象”；《先驱》在发刊词号召“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倡导对中国实际情形的把握应置于“社会改造”的优先地位；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呼吁改造社会需深入了解实际状况，“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
以上例证表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现代化探索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表明其理论本身契合具有特殊阶级结构的中国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努力密不可分，初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发展走向，为更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主题，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在历经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联系，这一联系彰显了对资本逻辑下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弊病的洞察，表征了中国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突出特点，亦彰显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就现实起源意义而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为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走向句点提供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方向、路径、领导和动力等核心要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初步为中国现代化规制社会主义方向、形塑“革命—现代化”路径、培育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力量并造就无产阶级根本动力，推动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追求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发生路径的根本转折并获得自身转向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进而迎来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的价值起点和历史起点。
（作者简介：孙珊，女，法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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